能不能以更積極的、正面的心態迎接這個？能不能從「得分」的角度，抱持一種維護改革開放成果的態度來把握形勢的走向？人總不能靠冷嘲熱諷來打發日子。無厘頭的八方灑怨肯定是有害的，更以「去中國化」的情緒，來支配這種憤怒。圖了爽快，糟踐的是自己。

關於我們社會的黑色幽默

悲劇性的心理現實,往偏鋒裡說，就是有時我們會讓我們被自己的感情所愚弄。20世紀80年代非常有名的一個日本偵探小說大意是講，歹徒綁架了一列火車上的人，跟警方講條件，把贖金搬上火車，每一站我們釋放一批旅客，到了終點，警匪之間再攤牌。小說的結尾是火車到達終點之後，警方回過神來：不好，上當了，被誤導了，擒拿的物件已經溜之大吉了。那些歹徒已經混跡於前面各站被釋放的旅客中離開了車廂。車門口的持槍歹徒其實是乘客扮演的。小說的最後一句話是「恐懼在統治著這列火車」。

這個故事放在現在的環境氣氛裡看，是非常有深意的。

當我們把一個憤怒的物件人格化的時候，我們會想象那列火車裡頭，有人在發抖，我們會獲得一種發洩的滿足，會為可能出現的秩序顛倒而鼓舞。我們料想不到的是，那裡面的人會離棄，會輕盈地解脫。至少在這場心理性悲劇裡，除了極少數的焦點人物外，是普遍的「與我無干」的輕鬆心態。作協代表大會期間，我們在北京請客會友。席間，作家朋友們頗有些「明白人」的議論，會心一笑的表情，引而不發的潛臺詞。我和馬松私下感嘆：這簡直就像一個寓言。大家挖苦的是一種不祥的體制、一些可笑的事，而這些「明白人」，都在心安理得地享受著北京飯店、宴請、主席團榮位，享受著體制給他們的可以好逸惡勞的平臺：住房、創作假、補貼。但是，他們的嘲諷比我們更加犀利！個個都像與己無關似的！那麼，迴圈下來，我們可能清算誰呢？我們誰也沒有逮著！我們討伐的也許是一個子虛烏有的東西。因為最令人痛心的是：誰肯擔當？

「空列車」的故事，沒有擔當的「局」，折射出一個國家的心理悲劇。強大的公眾資訊在一座軟牆上附著、掉落，我們找尋那個出口，而那裡發出同樣的疑問：你們在找什麼？

「空列車」的隱喻，令我有一個奇怪的聯想，一個有關我們這個社會的超級黑色幽默。《百年孤獨》裡的馬貢多鎮，不怎麼開化的居民不能忍受電影，因為電影演員的角色置換嘲弄了他們的感情。一個在西部片裡贏得他們尊敬的英雄，剛剛在觀眾的淚水中下葬，又在另一個片子裡以阿拉伯人的形象出現。這讓他們氣得發瘋，於是他們砸了電影院的座椅。這個看似好笑的描寫，讓我注意到了黃紀蘇曾說到的強烈印象，負具體責任的人，在貫徹路線方針政策的同時，又在巧妙地扮演著冷峭尖刻的批評者，都在巧妙地告訴大家：其實我是明白人。這種雙重置換，是不負責任的「聰明人社會」的安身立命的技能。推衍開來說，我們這個社會登峰造極的超級悖論，就是王朔早年間所點到的：一夜之間大家都以受害者的面貌出現，王朔這樣回擊：去你媽的，早的時候你幹什麼去了？王朔這樣罵，可能有點粗線條，可是，看看那些身懷「屠龍術」的媒體人、那些自由知識分子，不正是這樣玩變身的嗎？明明他們是掠奪性「改革」的歡呼者，明明他們是急功近利的價值觀的吹鼓手，明明他們是壟斷資源的得益者和食利階層，然而搖身一變，一切令人不高興的後果都和他們沒有任何關係！他們裝出一副總是在受排擠、總是弱勢聲音的樣子，把30年的圖景、路線圖描繪成他們永遠同老古董們作戰的「大明英烈傳」。現在出問題了，他們又急匆匆地把中國劃分成爭執著的兩方面，繼續抖機靈，做大義凜然狀，估算著自己未來的得益。在這個資訊發達的時代，他們的選擇性「失憶」是否玩得過頭了一點？

這絕不是激憤之言。

愛國真是「強勢」嗎

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的周慶安告訴我，我們現在根本不缺最具有智慧含量的批評。現在的流程已經發達到這個程度——出了一件事，報紙的評論版會馬上找到對應的專門人士量身裁衣，有模有樣的公義討伐當夜就出來了，而相比之下，建設性的言論則沒有那麼便捷。

現在的知識分子，實在是太聰明了。

中國的時運，中國的走勢，各有各的說法。按照《南方週末》評論員宣稱的，現在進入了「拐點」。雖然南方報業總愛做出一副龐然大物的姿態，描繪時局圖輿，引領先進思潮，風光之盛，動靜之猛，意味之深，端出一副「我上面有人」的俏嬌模樣（讓人想起《武林外傳》裡的範大娘），不免引起其他非嫡系人們的訕笑和妒忌。但「拐點」之說，真是找準了感覺。問題是我們這個「拐點」怎麼一個「拐」？中國不再是昨天的中國，改革開放是不可逆轉的，言論的自由空間擴大了，且讓我們快慰而鼓舞，我們每個人都有責任為現今和未來建言。

可是，我們還是忍不住要扮演高歌猛進時代的「低調俱樂部」角色。因為這種「高歌猛進」是貼著人家的，是一種調子怪怪的極其勢利心態的「激進主義」。因為有這種真實情緒在，起碼在這裡，我們看到了他們根本不想打算掩飾的雙重標準，同樣是民眾高漲的情緒，只看到對內政狀況不滿的強大精神現實的熱切關注，而同樣強大的另一個精神現實——對西方欺凌我們的民眾反應，那種則加以痛斥、辱罵、壓滅、有意地誤讀。是的，痛快地說，有好的民意和壞的民意，一種民意潮流中也具有正面和負面兩方面的性質，民族主義情緒如此，本土憤懣熱情也難免，但是像南方報業這樣長期一以貫之的、完全一刀切的旗幟鮮明，永遠傳承，也是難得的風骨。

這種情緒背後一種令人失望的歷史積澱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人宇宙觀、世界觀的立論和探索，在某些自由知識分子那裡，猶未跳出「河殤」時代的水平。因為有這樣真實的情感路線，對於外國的欺凌羞辱，中國民眾的正當反應理所當然地招惹自由知識分子和時髦人物的不舒服，如芒刺在背，蓄意解讀為「愚昧不開化」「缺乏大國風度」「缺乏全球視野」「中國前進之憂患」。主流輿論和自由知識分子拒斥一切強調國家利益的觀點。對不和諧現狀的憤怒似乎又使這種拒斥有了正義性的依託。它的通俗版本，它的現實映照版本就是我的朋友質問我的——（西方）羞辱了誰？這個國家是誰的？你的？我的？這種對撞，王小東就活生生領教過。2008年上半年，一家省級電視臺對「抵制家樂福」做了一個話題pk。一個海歸藝術家跳起來大罵：「你這是討政府的好！你們就敢抵制家樂福，別的你們敢抵制嗎？」他最為精彩的一句就是：「現在大多數人都愛國，愛國是強勢，你愛國是站在強勢一邊，作為知識分子，你愛國是你的恥辱！」且不說誰討了政府的好。這種表演就是簡單粗暴，愚不可及的簡單粗暴。

這種不求上進的簡單粗暴比比皆是，更粗俗的版本就是這樣的對答：

「為什麼西藏人大會的民族主義情緒是值得肯定的？」

「因為他們追求民主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