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批評民族主義是在轉移國內矛盾，搞民族主義的人起了壞作用。我看熱衷於這種故事的人應該反躬自問：製造拜占庭神話，是不是轉移矛盾，沉浸在這種興奮當中不能自拔？看一下戈爾巴喬夫時代的蘇聯吧，那個時期，中國的青年人也跟著改革派激動，大家都知道蘇聯黨內有個保守派叫利加喬夫，我們一邊跟著新思維跟著那種鬥爭的幻覺心潮起伏。我每次在電視上看到利加喬夫的臉，看著他那張官僚式的冷冰冰的臉，想象他如何搞陰謀詭計，會湧起對保守派官僚的憤恨。後來回想起這段感情經歷，有點好笑：自始至終，利加喬夫在哪裡？利加喬夫呆在他呆的地方，其實沒招誰惹誰呀。利加喬夫的存在意義，就像歷史上「破遼鬼」的幽默：金國打遼國，攻打的理由就是遼國收留了金國的叛臣，一次一次打，終於把遼國滅了，結果怎麼著？金兵把那個叛臣老頭兒逮住，打了一頓，放了。那老頭兒安度晚年，逢人便自我介紹：我叫「破遼鬼」。還有一個安德烈耶娃，她發表了一篇《我必須堅持原則》，當年中國以極大的熱情關心著蘇聯的改革，這篇文字在當年《參考訊息》全文登過，中國人也跟著為蘇聯改革的前程擔憂。結果是那個共青團報紙為發表安德烈耶娃的文章向全國道歉。我們也長了見識，反改革的打手原來是這個德性，而今天回過頭看，當年看起來那麼討厭的安德烈耶娃倒並不討厭。她那缺乏策略性和親和力的論點，從實際後果來看，每一個都是對的。

想到這個插曲，真想禱唸一句「天佑中國」。好在我們有鄰國的悲劇，好在我們有各個方向的堵壓，好在我們有了這麼些年的一些內部折騰。我們沒有走到那麼不堪的境地。

我們知道，馬立誠後來成為了民間道義指控的首當其衝者。他為日本二戰期間暴行的「折中」，抗日軍民與哈馬斯的類比，就是中國「優秀分子」思維品質出了大問題的突出例證。在這一點上，很多憤世嫉俗的中國知識分子是非常羨慕他的勇敢的。這倒是給我們一個啟示，我以前總是這麼去想：中國的民族虛無主義，肯定不是好玩意，但從自戕程度來說，好像也沒有那麼過頭，至少沒有去觸那個底線：比如中日戰爭的是非底線。現在看來，他們的勇毅果決，超乎我們的想象。時代大氣氛的寬容，使他們有這樣的空間，把對本民族使「倒拐」的話說得非常滿，把遮羞布都棄而不要了！（因為我們以前的經驗是，很多親美的知識分子也會玩一把愛國秀的，他會舉例：你看，我討厭日本帝國主義！）中國老百姓應該感謝他們這麼去表現，因為他們已經不屑於去搞「言說策略」。馬立誠等人的「勇敢」是在挑戰民族底線，在中國並不積弱的年代，他們的這一番表演，很精準地刻畫了精英是怎樣製造墮落的「時代精神」圖譜的。如果他們不加檢點，任由自己高蹈下去的話，未來的漢奸排行榜上，會少一些爭議，少一些曲筆解讀。

十八、愛國，關乎吃飯問題

十九、中國可以不說

第三部分放下小菩薩塑偉大之目標

一、時代病相：精英們怎樣營造「活地獄」

二、自我矮化的哲學這樣大行其道

小東、紀蘇這些人，可以說同逆向種族主義鬥了20多年，他們的視野很開闊，思路也很恢弘，而我的題目定在「心理性悲劇」。從日常感受和媒體人的角度，從一個比較低端的落點，講一講墮落的自我矮化的哲學是怎樣在我們國土上紮根的。這些想法跟我的經歷、見識也有關係。

「歹徒與大巴的故事」別解

我覺著，一切對於時局、前途最高深的問題先不忙著複雜化。不妨用最尋常的成功學道理和勵志小書的思維路徑，從平衡損益的角度來剖析某種日常性情緒的弊病，這可能對改變我們「無著」的、空落的現狀有一些實在的幫助。我們這個時代典型的心理性悲劇就是狂躁型的憤懣不合作主義帶來的社會和心理後果。據說，還有人把「論公民的不合作精神」納入學校課本里去，這個想法我覺得有點扯淡。早幾年我採訪中國著名神童張炘煬的父親，他告訴我說，他的一個心得是不要讓孩子看那種「q版語文」的時髦讀物，什麼大灰狼其實很有愛心，小白兔其實最不是東西。正說的知識他都沒有理解透，你上來就給他灌輸反著來的、對立的、粗獷的、「解構」的，你不是對孩子不負責嗎？

說到這一點，讓人想到了成人世界裡的「q版」。2008年出了一個範跑跑，助長了很多人撒嬌的慾念，我聽到有些人在高喊：他說出了我們時代的真相。我說：哦，原來如此，多麼不容易啊！原來要衝破那麼多的禁錮，才告訴我們世間居然還有這般可貴的真相！原來一種正面的道德，正常的倫理，只要是少先隊教育裡曾吸納過的，就是愚民工具，就是該清算的！這種邏輯不也是一廂情願和粗暴的嗎？

我看了鳳凰衛視的節目，對郭先生的表現很失望，但是這個節目的格局和氣氛，註定了他不是表現的問題了。這是註定的，拿枯瘦的道德言說同強大豐沛的市民情懷對決，那會有什麼好果子吃？回過身來再想這個事兒，想一想後來的那些叫囂。什麼叫「範老師勇敢地說出了真相」？什麼「皇帝的新衣」，在這個馬戲表演裡，這個寓言適用嗎？難道標榜一種無恥、實踐一種無恥在當今的中國還需要勇氣嗎？究竟誰是這個國家風氣頹敗的禍首？是一絲不苟地實踐著無恥的人，還是蒼白無力地空喊「道德」的人？我當著鳳凰衛視執行臺長的面質疑過這個事，臺長是這麼解釋的，老百姓確實很反感那類裝腔作勢的道學家，道學說教對中國的社會太有害了。我覺得臺長這句話有點片面性，黃紀蘇說的一句話非常好，傷痕文學的慣性還要延續多久呢？具體地說：就是一句老話，這還是要看主要矛盾、次要矛盾。如果早20年，在王朔的時代，在蛇口把幾個「青年導師」掀下臺的時代，這樣反潮流還有意義的話，今天你還這樣彰顯醜陋來對沖正統，理由是它其實有「率真的魅力」，這其實是矯情！這不是教會最純樸的人都去撒嬌嗎？縱容這種肆無忌憚的文化撒嬌，為臆想中的假想敵而憤怒，而耗費情感，從而絕望，拆臺，實際效果往往是負面的，往高裡說，是在摧毀民眾計程車氣。

我真切地感受到憤懣的摧毀性，無序的憤怒不會讓任何人受益，憤懣對每個人積極情緒的摧毀，對希望的壓滅，對秩序、共識沒有底線的消解、拆除，這一切失敗主義的情緒給我們心理環境帶來了極大的汙損。現在普遍流傳的這樣一個故事：

三歹徒劫持一輛大巴，將漂亮女司機拖下車強暴，女司機呼救，眾乘客啞然。唯一瘦弱書生奮起，呼籲，遭歹徒毆打，昏厥。歹徒得逞，女司機覆上車，喝令瘦弱書生：「下去！我不載你了！」書生愕然，抗議，終被幸災樂禍之乘客及司機逐下。大巴開動，至一懸崖處直衝下山。車毀人亡。書生聞之，始悟美女怪異之舉動，大哭。

這故事很震撼，對於讀者來說也很過癮，媒體人可能非常憤怒：這為什麼不是真人真事（其實非真人真事也無妨，媒體營造的虛假情感故事，我們見得還少麼）？散播的人很有滿足感，對於大多數受眾來說，不太講求新聞與傳聞的界限，把它當新聞來讀。最可怕的是，它符合心靈的映象、心理感應的真實。但是那種透發其中的「憤怒突擊」式的情緒釋放，強化卑劣人性的故事元素的戲劇性編排（其實是一種牽強的編排），有意反映的心理映象凸顯著末世的瘋狂，誰看出它的恐怖性？誰能體悟到，我們在閱讀這個故事時，實際上被快感征服？它的喻世效果是什麼呢？我們在不知不覺地陷入女司機和書生「兩情相知」的悲情之中，棄一車的遇難者於不顧，漾起一種自以為崇高的感覺。

這個故事可能是一個孩子編寫的，我並沒有指責作者的意思，但是這種極端幼稚的情感和設定，復仇想象的大快慰會得到如此廣泛的呼應，這就讓人想到，「因為太黑暗，所以我的黑暗有正義性」，這種自以為是的「厚黑」、非人類的心理症狀、不惜「與爾皆亡」、鄙棄社會的潮流暗湧，實在是不愛惜自己，與自己為難了！

我分明聽到，歡呼著那個崩盤的「拐點」滑翔而去的時代凱歌，到處是秘密的喜悅，人人都在等著「好看」，等著分一杯羹；我分明聽到「參議院烏鴉」戈德華特的聲音在中國的論壇上回蕩：「保衛自由的極端主義不是罪惡！在追求正義中所表現的溫和態度不是美德！」

對內政狀況的不滿，從改革的進步而言，是一個值得肯定的跡象。情緒釋放時代到來，那種瀰漫於民眾心裡的強烈被剝奪感是需要更多理解的，而那個造成被剝奪感的元兇是要清算的！我在一家報紙上談30年改革感受，講了我在90年代中期的一個遭遇。酷暑天，我家那個小區停電，如是反覆，電力部門來了好幾趟都不能解決問題。居民們急了，堵住工程車不讓走，釀成小型群體性事件。我趕忙打市長公開電話，殊不知，值班幹部呵斥我：你作為一個新聞記者，不同歪風邪氣做鬥爭，反而助長他們的氣焰！從那時起，我認識到一點：官員的傲慢愚蠢，將來肯定會導致大問題。現在，問題層出。依照民眾的情緒審視國策，審視我們的公共政策、我們的國民動員體制，哪怕是象徵性的開始，這也是全民性的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