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一不輸出革命，二不輸出飢餓和貧困，三不去折騰你們，還有什麼好說的？」

在外交場合，在民間國際交流中，經常看到某些批評、某些挑釁，經常有中方人士這樣激憤反問：你要我們怎樣做才能滿意？

搞外交，並不是某些「棒槌」想象的那樣，未必是佛陀一樣的不形之於色，大多數時間也並非酒杯親善，就像20世紀80年代某些可笑的「涉外題材」電影，把跟外國人打交道的場面按照自己小家子想象塗抹一番，說一些歐化句式，哼哼哈哈，整個肉麻了得。現實中，我們可以看到古巴外交官朝美國代表臉上悠悠地噴煙，我們可以看到土耳其總理在以色列領導人面前憤而離席，可以看到克林頓面對日本學生魯莽的問題顯示出的窘態，可以看到鮑威爾講話指責南部非洲內政問題時國際會場的驚訝的尖叫和激動的抗議（甚至還有要上臺扭打的衝動表現），可以看到卡洛斯國王打斷查韋斯「你為什麼不閉嘴」，看到當年的納賽爾像呵斥小孩子一樣呵斥卡扎菲上校和侯賽因國王。人是有情感的動物，情感抉擇也是國與國之間的代表打交道的正常規律，愛顯示自己見識廣的裝蒜「高人」從來認為：這是中國人特有的毛病。這不對的，國與國打交道，自有它的生物性特點，人們常說的「叢林法則」就是。雖然現在大家批評這個法則很野蠻，但是不等於它不存在了，事實上，國際關係上，以「溫情」之殼行使冷酷野蠻之實的事，倒是比比皆是。看看《盧安達飯店》，不就是這樣嗎？

從這個意義上說，民間的情感比起那些在派對上碰杯的外交官，又能低階多少呢？西方有很多中國通，他們跟我們的領導人打交道，喜歡說一些家常話，比如這樣的話：我們是向著你們的，其實我們特理解你們，理解閣下的職務壓力（這是特別聰明的西方信使的口頭禪，然而在資訊分析上不能高估，不能高估這裡面的善意成分，因為當年，他們對烏干達的伊迪?阿明也是這麼說的）。可是我們有國會，我們給國會、給少數黨領袖面子上得有個交待，所以我們得現實一點，你們擔待一點，……諸如此類。

早些年就想過這個問題，我們跟他們切磋的時候，可不可以如法炮製呢？可不可以也這樣說：我們特別不願意這麼做，可是我們國內的民意洶湧啊，人民提高認識要有一個過程，你看，這回你們就擔待一點吧。

所以，別一說要鬧崩了就那麼緊張。絕大多數鬧崩了，在經驗中是可以轉圜的。不能轉圜，到了不可收拾之境地，就值得那樣害怕嗎？我理解：害怕也是一種情感，《獅子王》上的老王回答兒子辛巴「你也會害怕嗎？」說：我只有必要的時候才勇敢。當年詩人李亞偉跟我說：懂得害怕，其實是男人的品質。我對這句話印象很深。又想起張承志當年寫到的：投降是一種戰爭規律。意思是說：軍事上的投降，也是一種不失尊嚴的抉擇。然而害怕和怯懦畢竟是兩回事，指責「情感抉擇」的人士，可能精於這一類知識的歸納，可是他們沒有尊嚴，他們的詞庫裡沒有「必要的勇敢」。

有條件決裂的意思，再簡單不過。「對抗也是人類交流的一種形式」，「如果和平成為不可能，那麼我選擇戰爭」，這些當年的主張，在今天仍然是我們不得不面對的選項。

再說到情感選擇，其實是人類交往中極其高階的形式。我們經常看到生意場上，老總之間鬧掰了，會扔下一句話：你算計都不重要，關鍵是你在玩我！這裡，生物性的反應可以暫時壓倒一切。這種反應，也可以是決定性的。

國際間的事情，也是如此。

在中法關係上，就是要明確「懲罰外交」的概念。懲罰，報復，這是國際間交往的常態。

說到薩科齊的表演，他是有著明顯生物性的，他的翻雲覆雨，看起來有滑稽性的特點。我覺得中國網民對這個人的評判並不幼稚。我們知道義大利的貝盧斯科尼，也發表了一些亂彈中國的講話，比如「把嬰兒放到水裡煮」，絕大多數網民的反應，就不會把水平放到他的層次的，甚至還以友善的態度來打趣。但是薩科齊的冒犯，是最卑劣下流的機會主義，他的玩法，連在生意場上都無法容忍，以民間經驗來回擊他，懲罰整個法國，並不低階。話本小說《三遂平妖傳》裡有個「發賤鬼」，客人話語溫和地向他討茶喝，他會跳著腳罵人；把他吊起來拿鞭子抽，他討饒，不但有茶，點心也拿出來了。薩科齊就有點像那個「發賤鬼」。不把他徹底教訓一回——就像詩人王琪博常說的黑社會原理：要弄就弄痛！這有什麼不對呢？如果不這樣，一定於事無補，在這個事情上，中國能不能顯得驕傲一點呢？能不能使用「懲罰」這個詞呢？能不能搞一點中國情感特色的外交呢？能不能用於承擔一定的折耗呢？記得在最蜜月最「開放至上」的年代，我們都敢於把賣臺灣潛艇的荷蘭懲辦一回。在一些不友好國家輪軸鬧的情勢下，我們不能輪盤賭，不要把外交思路弄得那樣零碎，把法國歸於「差信譽客戶」，著著實實懲辦一回。搞一點「解氣外交」、儆尤外交，也符合我們開放時代的大思路，成熟的大國心態不光是「寬容」，也有較真兒。

十六、薩科齊見達賴：了無新意的遊戲

這次薩科齊會見達賴，溫家寶總理訪問歐洲繞法國走了一圈，就是沒去法國，被普遍認為是一次很到位的抗議，中國外交終於站直了。但是事情也許沒有這麼簡單：長期以來，西方大國，一會是德國，一會是法國，一會是英國，一會是美國，一會是日本，一會是他們的中央政府，一會是他們的地方政府，反正總是有一個冒出來，在臺灣問題上，西藏問題上，給中國添噁心；而中國的回應呢，一如既往，都是為了對這個冒出來的表示抗議，而大給其他人好處，似乎是想起到某種激勵作用。可是長期看下來，他們當中這個冒出來的，始終在換，今天是甲，明天是乙，後天是丙，幾圈下來，一個不拉，全都大大地撈到了好處，沒有一個真正是受到懲罰的，你說他們是串通好了輪流來的，都一點不過分。而中國這種給其他人更多好處的做法，究竟起到了什麼樣的激勵作用？我看是什麼激勵作用都沒有起到，而且一不小心被別人當猴耍了。

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應該清楚地看到：首先，西方國家對於遏制中國，是完全一致的。中國不可能用這種類似於幼兒園孩子「今天我跟你好，明天我跟他好」的方法打進楔子去；其次，以今天西方國家的實際力量，他們雖然力圖遏制我們，卻也不能把我們從地球上抹去，還得跟我們做生意，同理，以我們今天的實力，也還得跟他們做生意，我們還不具備跟他們全面翻臉的實力。對於他們給我們添噁心的回應，要麼是直接懲罰那個國家，如果懲罰有困難，則只能先不理會，但決不應該用獎勵其他西方國家的辦法去回應。比如說：我們現在還不得不買美國或歐洲的大飛機，既然不得不買，我們就沒有以不買西方國家大飛機來懲罰他們的能力，那我們也就沒必要以買誰的大飛機來作為外交槓桿。在這個問題上中國就應該完全不考慮政治，而是在商言商。我們今天說美國惹了我們，所以去買空客，明天又說歐洲惹了我們，所以去買波音，幾個輪次下來，他們還可以借所謂的政治上「友好」而抬價，我們自己卻成了傻瓜。

那麼，中國究竟應該如何回應呢？難道就是不回應嗎？我認為，可以有很多的著眼於長遠的回應。首先，我們應該讓中國國民清楚地瞭解，西方人今天是怎樣利用了他們的技術優勢欺凌我們的，我們要不受他們欺凌，就必須把自己的產業技術提升上去，要造出自己的大飛機，自己的飛機發動機，自己的先進燃氣輪機，自己的先進的數控機床，自己的先進的積體電路晶片，等等。其次，我們的主流媒體，早就應該停止對於西方人的美化、神話了，早就該告訴國人西方的真相了。比如，中國的電視早就應該告訴中國人：巴黎的地鐵、巴黎的街道有多麼骯髒，這一切有很多中國民間的「普通」驢友所拍攝的照片為證。而這一切都反映了法國人素質的低下，以此作為對於法國總統薩科齊對達賴拋媚眼的回應，我看要好得多。再次，我們要讓國民知道我們在這個世界上十分孤立的真相，西方人是一丘之貉，丟掉對於任何一個西方國家的幻想，不要幻想他們中間有哪個大善人是對中國更好一點的，中國人必須在被孤立、遭敵視的環境中自強不息，謀取自己更廣闊的生存空間。我十年前就寫過《光榮孤立論》，那裡面的思想今天仍舊值得中國人認真思考。這一切回應，都不是直接針對外國，而是著眼於練自己的內功，等到我們練內功練強了的那一天，我們就可以站起身來直接給予那些給我們添噁心的人以嚴厲懲罰。

我們應該記住一個原則：對於損害我們的人，沒有力量就不回應，自己回去苦練內功，以期將來可以嚴厲懲罰他們；一旦有力量，就予以迎頭痛擊，叫他們痛到永遠記住，而絕沒有去獎勵他們那些僅僅是某一次沒有直接出手的同夥的道理。

十七、論「優秀的中國人」：馬立誠等人的「勇敢」是在挑戰民族底線

馬立誠等人的「勇敢」是在挑戰民族底線

2003年的樣子，詩人、供職於社科院文學所研究法國文學的樹才帶來一位法國人和我們一起喝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