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他軍事上的保守主義外，就不得不從他的感情、性格上找找這次失誤的原因了。文人相輕，一向如此，相互菲薄，家常便飯，都由於嫉妒心作怪。政治家、軍事家也未必都是完人，不能說略無半點嫉才之心。諸葛亮拒絕魏延，是有其個人感情上的因素的。

上帝造人的時候，設計這種情感，大概是作為一種催動力量，鼓勵競爭要強之心吧？一旦超乎這個範圍，必然構成對他人的妨害或侵犯。你看那奧賽羅，妒火中燒，把無罪的苔絲迪蒙娜，扼住喉嚨將她掐死時的狠毒，就知道，嫉妒要是發作起來，那是一種可怕的感情。

在文人這個圈子來看，那就更有看頭了。韶華已逝，便仇恨一切來日方長的人；風光不再，便嫉妒所有奼紫嫣紅的美麗；寂寞冷落，自然怨嗟窗外傳來的繁華熱鬧的聲音；江郎才盡，便對文場的新鮮舉止視若仇敵，非咬牙切齒不可了。所以「食少事煩」苦日無多的諸葛亮，對於這樣一個潛在的對手，是不敢掉以輕心的。

劉備生前對魏延十分信任。「先主為漢中王，遷治成都，當得重將以鎮漢川，眾論以為必在張飛，飛亦以心自許。先主乃拔延為督漢中鎮遠將軍，領漢中太守，一軍皆驚。」但與諸葛亮談到馬謖，卻認為是「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

劉備這個人，才質平庸，但對馬謖的看法，事實驗證他是對的。因此，他賞識魏延，委以重任，決不是興之所至，率性而為的事，自是有魏延值得信賴之處的。

諸葛亮所以對馬謖「深加器異」，就因為馬謖好紙上談兵，能順從他的意旨，而對魏延一直持懷疑和仇視的態度，動不動就要把魏延推出斬首。說穿了，就是魏延不怎麼買他的賬。

《三國志》載：「延常謂亮為怯，嘆恨己才用之不盡。」看來他們帥、將之間的矛盾，早就相當地尖銳了。所以，諸葛亮在上方谷設計火燒司馬懿父子時，這位主帥，甚至想把魏延也一併火葬的。

由此可見，有才能的諸葛亮，也未必不存有複雜的嫉妒心理。而一旦由嫉而恨，就什麼事情都做得出來了。

中國人對人的評價，不太注意人是在不停變化，壞可能變好，好可能變壞的方面，這是一；形成固定看法以後，好，便永遠的好，壞，便永遠的壞，直到蓋棺論定，這是二；被否定評價的人，無論怎樣好自為之，也扭轉不了已經定型了的觀點，這是三；於是最後，整個社會形成的極端化趨向，有形無形地迫使著這個人無法自拔，只能向自己的反面越走越遠。當重新審讀歷史上魏延這個人物，難道，能說諸葛亮毫無失當之處嗎？他對魏延不變的看法就正確嗎？一個身居高位的領袖人物，絕對相信自己的聖明，大家也恭維他的聖明，那絕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正是由於他的過分視部屬為敵，他的狹隘，無容人之量，以及他的嫉妒，已難分好歹。所以，在他臨死前的最後安排，就促使魏延生變作亂。本來戰鬥力已很疲軟的蜀國軍隊，至此，則是強弩之末，不堪一擊了。

魏延之亂，始於諸葛，這話不是沒有道理的。

對魏延這樣一個有軍事頭腦，有實戰經驗，有膽有謀的強將，對這個不以他的尊嚴為念，具有挑戰意味的部屬，諸葛亮的感情雖然表現得特別地隱晦曲折，不那麼容易察覺，但內心世界卻還是有蹤跡可尋的。

以一支弱勢的軍隊，要去和強大的對手打正面戰爭，卻以不可冒險為名，放棄這樣一次戰機，除了感情的拒絕外，找不到別的什麼理由。

奪城者將，奪國者帥。

諸葛亮在政治上，是帥才。正是他的三分天下，聯吳抗曹的決策，才能以最弱的力量，躋身於吳、魏之間，而成鼎立之勢。蜀能建國稱帝，在三分中舉足輕重，如果沒有諸葛亮為劉備設計立足荊州，謀取益州之藍圖，樊城、江陵之敗，按劉備的想法，南奔蒼梧，投靠吳臣，充其量也就是流寇了。

但諸葛亮並不能說是一個非常成功的軍事家，至少他沒有像曹操那樣指揮官渡之戰，擊潰袁紹六十萬人馬，統一了北方。也沒有像周瑜那樣指揮赤壁之戰，消滅曹操三十萬大軍，鞏固了江東。由於東吳軍事上的建樹，才促使三分政治格局的形成。諸葛亮作為一個政治家，也是想步曹操、周瑜的後塵，通過一次大規模的戰爭，扭轉形勢，實現其政治抱負，而名垂青史。所以先南征孟獲，而後北進漢中，也是想在蕩平後院之患，能騰出手來進行戰略反攻，出祁山，過秦嶺，兵臨渭水，直逼畿輔。

然而，諸葛亮的軍事才能，只是在爭城掠地的區域性戰爭上，表現遊刃有餘，得心應手，如玩敵人於股掌之上的從容。但大規模的軍事行動，是離不開政治家的高瞻遠矚，審時度勢的，打軍事仗，實質是打政治仗。在這方面，作為主帥的諸葛亮就有顧此失彼，未克全功之弊。既不瞭解曹魏的國力和統治的穩固性，五出祁山，盲目挑戰，也不肯承認劉蜀更應該固守求存的弱勢，連年征戰，大動干戈。僅這幾座城池的地方部隊，已使他煞費苦心，還要打力不從心的正面戰爭，即使奪得眼前的小勝，也難改變最終敗局的命運。對一個政治家來講，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是一種很可怕的性格悲劇。連續十年，六出祁山，興師動眾，無功而返。這麼多年的仗打下來，國勢日衰，兵將凋零，實力耗竭，百姓厭戰，最後，他老人家一死，蜀國也就敲起了喪鐘。

所以，國家成敗，繫於君臣，戰爭勝負，決定在將帥。什麼樣的君臣將帥，和用什麼樣的人，是至為關鍵的。吳將朱桓在守濡須口時，數千守軍對數萬曹仁重兵，諸將業業，各有懼心，桓喻之曰：「凡兩軍交對，勝負在將，不在眾寡。」朱桓此人，勇而殘忍，殘暴苛虐，實不足取，但他這番話是極有見地的。

現在來看，蜀國的諸葛亮與魏戰，吳國的陸遜也與魏戰，蜀敗而吳勝，不能不說是與主帥的指揮得失緊密相關的。蜀國相信的馬謖丟了街亭，全軍敗績，而吳國相信的周魴賺了曹休，大獲全勝。領導的責任，就是用人，而準確地發現人才，衡量人才，使用人才，信任人才，則更是主帥的重要任務。諸葛亮撇開老將如趙雲，猛將如魏延，青年將領如姜維，都不用，獨信馬謖，結果街亭失守，逼得他只好唱空城計。一個人用之不當，則會影響一批人，同樣，一個人用對了，用好了，也會帶動一批人。吳國中期的朱桓、全綜、徐盛，比之早期的呂蒙、甘寧、淩統遜色多了，但陸遜指揮若定，左右協同，部將效力，主動殺敵。尤其周魴比之當年黃蓋，不弱半分，結果曹休大敗，回到洛陽就發病死了。所以，第一，人才得有出頭的機遇；第二，人才得有施展的餘地；第三，最重要的，是用人者要承認「金無足赤，人無完人」的現實狀況，要善於用人，揚其所長，抑其所短，不因噎廢食，求全責備。人得其所用，是制勝之一道。人能充分發揮其主觀能動性，則更是獲勝的保障。

諸葛亮是個偉人，是個接近於完人的人，這也就使他產生了太多的自信。擁有太多自信的人，便自視甚高，而不大把別人放在眼裡。由於缺乏群眾觀點，肯定事必躬親，而不願假手於人。諸葛亮治蜀，多用平實之才，守成有餘，開拓不力，而恃才狂放，倚武倨傲者，往往被擱置擯棄。蜀中幹部，青黃不接，他不是不知道，也不是不著急，他努力物色人才，確也是事實。但他的用人標準拘謹偏執，較之曹操的「唯才是舉」，簡直無法比擬。因而不可能有出色的人物出現，這也是大樹下不長青草的定律。他一人把陽光都吸收了，小草自然就懨懨地無生氣了。

諸葛亮英明自信和事必躬親，大大限制了部下的積極性，也養成了他們的依賴心理。所以司馬懿對於西蜀之一舉一動，無不了如指掌，因為他只需要研究諸葛亮一個人就行了。但對於東吳的真實意圖，卻未可盡知。甚至周魴的偽降，也疑信參半，因為不可能全盤掌握東吳所有將領的變數，所以魏國在與吳國的戰鬥中，無所施展，也就很自然了。

由此看出擊敗關羽和劉備的陸遜，確實在戰爭藝術的把握上，不像諸葛亮這位前輩那樣拘謹求穩，唯恐有失，舉措猶豫，任用躊躇。例如吳之朱桓和蜀之魏延，同樣是獻計而不被採納的勇將，但在雙方主帥的態度，卻有很大的不同，魏延差點被諸葛亮殺了，便可知道吳何以勝，蜀何以敗的原因了。

這就不能不為諸葛亮遺憾了。

西蜀最後敗亡於晉時，戶二十八萬，官吏數為四萬，而吳降晉時，戶五十二萬，但官吏只有三萬二。這樣一個頭重腳輕的國家，怎能不失敗呢？由此看，諸葛完留下的臃腫的官僚機構，實在是蜀國的累贅。但有如此數量的幹部隊伍，可諸葛亮直到臨死，也沒有物色到一個好的接班人，眼高如此，挑剔如此，實在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五丈原彌留之際，還在遺憾：「吾遍觀諸將，無人可授。」也就只有姜維，勉強夠格，真是夠他痛苦的了。

「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太精明的領導，便光看到下屬的缺點和不足了。所以，「大樹底下不長草」，是很有一點道理的。孔明最後弄到文臣武將，難以為繼的局面，看來並非西蜀無人，而是他不讓人才脫穎而出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