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極其英明的政治家，也不可能不犯錯誤。諸葛亮在劉備死後主持蜀政，南征北戰，多有失誤，所以說，人無完人，金無足赤。這句話還是很有真理性的，偉人也難例外。

但是，要是能夠保持頭腦冷靜，思想清醒的話，那麼可以將錯誤的危害性減少到最低程度。如果摻雜進感情因素，明知其可為而不為之，明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勢必帶來很壞的後果。

諸葛亮作為一位「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千古典型，我們對其人格的偉大，所產生的景仰心理，是一回事情；但從其堅持錯誤的北伐政策，而導致蜀國過早地敗亡，來剖析他的得失，則是另外一回事情。

他所以要上表陳詞，因為大家反對北伐。主要是國力不強，人心思定，連年征戰，不勝負擔，當務之急，應該使蜀中人民得以喘一口氣，休養生息，醫治戰爭創傷。而諸葛亮卻不顧這種普遍的牴觸情緒，堅持他的北定中原，開疆闢土，恢復漢室，繼承大統的方針。

第一，他從漢賊不兩立，到蜀魏不兩存，到有魏則無蜀，到「王業不偏安，惟坐以待亡，孰與伐之？」作出了錯誤的判斷。魏雖有吞蜀之心，不過，曹睿上臺後，舉朝上下，是主張掘壕堅守，待吳、蜀內亂的。他錯過了這樣一個相對平靜，可以養精蓄銳的時期。第二，因承受先帝伐賊之託，寢不安席，食不甘味，這種感情上的義務，使他罔顧客觀是否可能，貿然行動，很大程度是在維護個人的威信和尊嚴，是不足為訓的。第三，他還錯誤地認為如果繼續相峙下去，必然要出現突將無前，精銳不存的空虛狀態。因此主張趁這些有作戰經驗的將領仍在時，早打，大打。這種思路和他沒有說出來的，對於他個人的過於自信，和對後來人的缺乏信心是相聯絡的。其實戰爭是複雜的系統工程，個別人的有無去留，是不起決定性作用的。因此，在剛剛結束的一次失敗戰爭以後，連他自己都承認「民窮兵疲」，「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的情況下，又發動一次不量力的進攻，前景當然是可想而知的了。

收在《古文觀止》裡的前後《出師表》，是諸葛亮最廣為人知的文章。「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以及從這兩句話延伸出來的杜甫的詩，「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便構成諸葛亮垂範千世的至善品格，被萬人景仰的忠誠典範。

所以，文學這東西，它要渲染起來的話，挺能打動人心的。我們管這種作用，叫做「煽情」；而煽情的結果，往往就有一葉障目的弊端。前後《出師表》的感情，當然是真摯的，表達諸葛亮的耿耿忠心，簡直溢於言表。但是，若研究一下蜀國當時的內外狀況，剛剛勞師遠征，七擒孟獲歸來，諸葛亮就要揮戈北上，這兩篇動員令，從給蜀國所造成的後果看，就頗有值得斟酌的地方了。

審時度勢，量力而行，是一個政治家必須具備的素質。但他一不顧國力強弱，二不顧民心向背，三不顧敵方虛實，四不顧周邊環境，就要向曹魏挑戰，實屬冒進行為。好像所有好大喜功的領袖，都有因冒進而吃苦頭的教訓，而吃了苦頭還繼續冒進，再吃更大的苦頭者，也不乏其人。所以，二次上表，甚至連阿斗也勸他了：「方今已成鼎足之勢，吳魏不曾入寇，相父何不安享太平？」

阿斗當皇帝后，可算是一無可取的庸才，獨有這句話說到點子上了，雖然他的出發點並不是正確的。可惜他這個皇帝是個傀儡，如果說話算數，休養生息，修邊固防，也許還真能偏安一隅。可是諸葛亮窮兵黷武，連年征戰，勞軍擾民，內外交困，以致西蜀苟安的局面，也不能長久。

《蜀記》裡記載：「晉初扶風王駿鎮關中，司馬高平劉寶、長史滎陽桓隰諸官屬士大夫共論諸葛亮，於時譚者多譏亮託身非所，勞困蜀民，力小謀大，不能度德量力。」

吳大鴻臚張儼作《默記》：「兵者兇器，戰者危事也。有國者不務保安境內，綏靜百姓，而好開闢土地，征伐天下，未為得計也。諸葛丞相誠有匡佐之才，然處孤絕之地，戰士不滿五萬，自可閉關守險，君臣無事。空勞師旅，無歲不徵，未能進咫尺之地，開帝王之基，而使國內受其荒殘，西土苦其役調。」

這都是與諸葛亮同時代，或稍後一點的人士，對於他頻繁北伐的議論，可見當時有識之士，對他的六出祁山，是大不以為然的。諸葛亮罔顧國力，頻繁出擊，實在是由於他太過於自信自負。但這種心理失衡者，豈止孔明一人，凡領袖群倫者，一旦成為人譽自詡的濟世之才，便有一種功名欲，不朽欲，樹碑欲；甚至像文壇這麼一個其實沒有什麼戲唱的場合，也有人來不及地給自己蓋個廟，以便活著被人上供，真是很可笑的。孔明認為曹操•死後，魏國再無足堪較量的對手，過於輕敵，過於躁急，想開啟蜀國的封鎖局面；當然，這也是他過於相信自己萬能，過於追求不朽聲名的結果？

這種可怕的慾望，也是此前此後許多人物都具有的留名萬世的情結。哪怕傾家蕩產，禍國殃民，也情不自禁要在歷史的長卷中，給自己樹一塊碑石。諸葛亮的出兵漢中，絕對是他的性格所造成的悲劇。由於他位極人臣，權重一國，自然無人能夠左右他，結果為此付出巨大的代價。而且大家看著他一步步地走向最終的失敗，無法挽救。

所以，他的親信馬謖認為「平南方回，軍馬疲敝，只宜存恤，豈可復遠征？」他是聽不進去的。譙周的苦諫：「何故強為？」他同樣不以為然，甚至連毫無頭腦的後主阿斗，不解地提出疑問，也都阻止不了他北進的意願。

這樣一意孤行，置蜀國於死地，恐怕是這個偉大人物的大錯了。

他若是如張儼所說，不將國力消耗殆盡的話，蜀與魏之爭也許是另外的結果。

諸葛亮始終把魏延看作敵人，至少也是異己分子，不信任，不重用。一個老百姓，存偏見，頂多自己吃虧，但一個領導，以成見看人，形而上，唯心論，不但害人，還要害己的。

孔明之所以先南征而後北伐，是想在蕩平後院之患，把擾亂邊庭的南方少數民族平定下來，再騰出手來進行戰略反攻，出祁山，過秦嶺，兵臨渭水，直逼畿輔。想步曹操官渡之戰、周瑜赤壁之戰的後塵，通過一次大規模的戰爭，扭轉形勢，實現其政治抱負而名垂青史。

他這時最需要的，莫過於使他進攻奏效的計謀了。

《三國演義》是一部講計謀的書，至今被政治家、軍事家，乃至於所有動心眼的人，視作一部簡明教科書。這部書中，有許多成功的計謀，也有許多失敗的計謀。還有一些未待實現，便胎死腹中的計謀，最有名的就是魏延出子午谷奇襲關中的飛兵之計。

可惜，這個計謀不是孔明自己想出來的，也不是他得意門生馬謖向他建議的，而是他所不喜歡的魏延向他進言的，我想他當時聽了，一定怦然心動，但是，正因為是感情上的拒絕，這個飛兵之計，被諸葛亮槍斃，胎死腹中。否則，魏延率兵挺進長安，三國的歷史不知該怎麼改寫呢？

看起來，一個偉人，「從善如流」這四個字，說來容易，做到卻難。

當時，魏主曹睿臨位不久，司馬懿被閒置，這是最重要的一個環節。而沒有任何實戰經驗的夏侯楙掌握兵權，是個絕好的趁虛而入的進攻機會。所以，魏延向主帥諸葛亮建議：「聞夏侯楙，主婿也，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楙聞延奄至，必棄城逃走。長安中唯御史、京兆太守耳！橫門邸閣及散民之谷，足周食也。比東方相合聚，尚二十餘日，而公從斜谷來，亦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得矣！」出其不意，擊其不備，這本是軍事家最經常採用的戰術，但諸葛亮以穩妥為由拒絕了。

他一生用兵謹慎，這是事實，但他絕不是不敢行險。其實，空城計比起子午谷出兵急襲長安，要險得多多。後來，司馬懿對張郃說：「若是吾用兵，先從子午谷徑取長安，早得多時矣！」所以，司馬懿要是蜀方主帥的話，一定會採用魏延的主意，可見諸葛亮之不肯採納飛兵之計，確實是一次嚴重失誤了。

說到底，戰爭，能不冒一點風險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