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委員會“公社戰士”療養院的旁邊，是中心醫院的大花園。療養院的人從海濱回來，都從這座花園經過。花園的一堵灰色石頭砌的高牆附近，長著枝葉茂盛的法國梧桐，保爾喜歡在這裡的樹蔭下休息。這個地方很少有人來。從這裡可以觀看花園林蔭道和小徑上絡繹不絕的行人；晚上，又可以遠遠避開大療養區惱人的喧鬧，在這裡靜聽音樂。

今天，保爾又躲到這個角落裡來了。他舒適地在一張藤搖椅上躺下，海水浴和日光浴使他疲乏了，他打起瞌睡來。一條厚毛巾和一本沒有看完的富爾曼諾夫的小說《叛亂》，放在旁邊的搖椅上。到療養院的最初幾天，他仍然處在神經過敏的緊張狀態中，頭疼的症狀始終沒有消失。教授們一直在研究他那複雜而罕見的病情。一次又一次的叩診、聽診，使他感到又膩煩，又疲勞。責任醫生是一個大家都願意接近的女黨員，姓耶路撒冷奇克，這個姓很怪。她總要費很大勁，才能找到她的這個病人，然後又耐著性子勸他一起去找這位專家或者那位專家。

“說實在的，這一套真叫我煩透了。”保爾說。“同樣的問題，一天得回答他們五遍。什麼您的祖母是不是瘋子啊，什麼您的曾祖父得沒得過風溼病啊，鬼才知道他得過什麼病，我壓根兒就沒見過他。而且，他們每個人都想叫我承認得過淋病，或者別的什麼更糟糕的病。老實說，為了這個我真想敲敲他們的禿腦袋。還是讓我休息一會兒吧！要是這一個半月老這麼把我研究來研究去，我就要變成一個社會危害分子了。”

耶路撒冷奇克總是笑著，用玩笑回答他，過不了幾分鐘，她已經挽著他的胳膊，一路上說著有趣的事，把他領到外科醫生那裡去了。

今天看樣子不會檢查了。離吃午飯還有一個小時。保爾在矇矓的睡意中聽到了腳步聲。他沒有睜開眼睛，心想：“也許以為我睡著了，就會走開的。”但是，希望落空了，搖椅嘎吱響了一聲，有人坐了下來。飄過來一股清淡的香氣，說明坐在旁邊的是個女人。保爾睜開眼睛。首先映入他眼簾的是耀眼的白色連衣裙，兩條曬得黝黑的腿和兩隻穿著羊皮便鞋的腳，然後是留著男孩髮式的頭，兩隻大眼睛，一排細小的牙齒。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說：“對不起，我大概打攪您了吧？”

保爾沒有做聲。這可有點不禮貌，不過他還是希望這個女人會走開。

“這是您的書嗎？”

她翻弄著《叛亂》。

“是我的……”

又是一陣沉默。

“同志，請問您是‘公社戰士’療養院的嗎？”

保爾不耐煩地扭了一下。“打哪兒冒出來這麼個人？這算什麼休息？說不定馬上還要問我得的是什麼病呢。算了，我還是走吧。”於是他生硬地回答：“不是。”

“可我好像在哪兒見過您。”

保爾已經抬起身子，背後忽然傳來一個女人的響亮的聲音。

“你怎麼鑽到這兒來了，朵拉？”

一個曬得黝黑、體態豐滿的金髮女人，穿著療養院的浴衣，在搖椅邊上坐了下來。她瞥了保爾一眼。

“同志，我好像在哪兒見過您。您是不是在哈爾科夫工作？”

“是的，是在哈爾科夫。”

“做什麼工作？”

保爾決心結束這場沒完沒了的談話，便回答說：“掏茅房的！”

她們聽了哈哈大笑，保爾不由得哆嗦了一下。

“同志，您這種態度，恐怕不能說很有禮貌吧。”

他們的友誼就是這樣開始的。哈爾科夫市黨委常委朵拉·羅德金娜後來不止一次回憶起他們結識時的可笑情景。

一天午飯後，保爾到海洋療養院的花園去看歌舞演出，沒想到在這裡遇見了扎爾基。說來也怪，使他們相逢的竟是一場狐步舞。

一個肥胖的歌女，狂蕩地打著手勢，唱完了一支《良夜銷魂曲》。隨後，一男一女跳上了舞臺。男的頭上戴一頂紅色圓筒高帽，半裸著身體，胯骨周圍繫著五顏六色的扣帶，上身卻穿著白得刺眼的胸衣，還扎著領帶。一句話，裝的是野蠻人，看起來卻不倫不類。那女的長相倒不錯，身上掛著許多布條。他們剛出場，一群站在療養員的安樂椅和躺床後面的新經濟政策暴發戶，就伸出他們的牛脖子，齊聲喝彩。這一對寶貝在他們的喝彩聲中，扭動屁股，踏著碎步，在舞臺上跳起了狐步舞。簡直難以想象還有比這更加令人作嘔的場面了。戴著傻瓜圓筒帽的胖漢子和那個女人，緊緊貼在一起，扭來扭去，做出各種下流猥褻的姿勢。保爾身後，一個肥豬似的大胖子樂得呼哧呼哧直喘氣。保爾剛要轉身走開，緊靠舞臺的前排有一個人站了起來，憤怒地喊道：“夠了，別賣|淫了！見鬼去吧！”

保爾認出這個人是扎爾基。

鋼琴伴奏中斷了，小提琴尖叫了一聲，不再響了。臺上的一對男女停止了扭擺。暴發戶們從椅子後面發出一片噓聲，氣勢洶洶地指責方才喊叫的人：“把一齣好戲給攪黃了，真他媽的不像話！”

“整個歐洲都在跳啊！”

“簡直豈有此理！”

這時候，在“公社戰士”療養院來的一群觀眾裡，共青團切列波韋茨縣委書記謝廖沙·日巴諾夫把四個手指夾進嘴裡，打了一個綠林好漢式的唿哨，別的人也群起響應。於是，臺上那一對寶貝像被風颳走似的不見了。報幕的小丑像一個機靈的堂倌，跑出來向觀眾宣佈，他們的歌舞班子馬上就走。

“一條大道朝天，夾起尾巴滾蛋，要是爺爺問你，就說到莫斯科看看！”一個穿療養衣的小夥子，在一片鬨笑聲中這樣喊著，把報幕人送下了舞臺。

保爾跑到前排，找到了扎爾基。他們在保爾房間裡坐了很久。扎爾基在一個專區的黨委會負責宣傳鼓動工作。

“告訴你，我已經結婚了。很快就要抱孩子了。”扎爾基說。

“是嗎，你愛人是誰？”保爾驚奇地問。

扎爾基從上衣口袋裡掏出一張相片給保爾看。

“還認得出來嗎？”

這是他和安娜·博哈特的合影。

“那杜巴瓦哪兒去了呢？”保爾更加驚訝了，又問。

“上莫斯科了。被開除出黨以後，他就離開了共產主義大學，現在在莫斯科高等技校學習。聽說他恢復了黨籍。白搭！這個人是不可救藥了……你知道潘克拉托夫在哪兒嗎？他現在當了造船廠副廠長。其他人的情況我就不太清楚了，大家都不通音信。咱們分散在各地，能夠碰到一起，談談過去的事，真叫人高興。”扎爾基說。

朵拉走進保爾的房間，同她一起進來的還有幾個人。一個高個子的坦波夫人關上了門。朵拉看了看扎爾基胸前的勳章，問保爾：“你的這位同志是黨員嗎？他在哪兒工作？”

保爾不明白是怎麼回事，把扎爾基的情況簡單地介紹了一下。

“那就讓他留下吧。剛才從莫斯科來了幾位同志。他們要給咱們講一講黨內最近的一些情況。我們決定在你屋裡開個會，算是個內部會議吧。”朵拉解釋說。

在場的人，除了保爾和扎爾基之外，幾乎全是老布林什維克。莫斯科市監委委員巴爾塔紹夫，矮墩墩的個子，五十上下年紀，過去在烏拉爾地區當翻砂工人，他先發言，聲音不大：“是的，有事實為證，出了新的反對派，我們原先就有預感，果然發生了。新反對派的領袖人物，除了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還有一個，不是別人，正是托洛茨基。他們狼狽為奸，相互打氣。如今這個各色反對派拼湊起來的大雜燴開始行動了。”

坦波夫來的檢察員插進來說：“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上我就對同志們說過：‘你們記住我的話吧，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早晚要同托洛茨基結親。’當時，季諾維也夫帶著一幫列寧格勒代表一個勁兒反對代表大會，托洛茨基一聲不吭，淨在一邊看熱鬧，心裡則在尋思：‘你們這幫狗崽子，因為‘十月革命的教訓’一直在攻擊我，要把我置之死地，如今自己滑進了同一個泥坑。’有人不同意我的看法，說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多年來都在跟托洛茨基主義作鬥爭，在各個轉折關頭都譴責托洛茨基主義是黨內異己派別，他們決不會背叛布林什維主義，決不會聽命於他們長期激烈批判過的人。

“結果怎麼樣呢？昨天的敵人、思想上的對頭今天成了朋友，因為他們都在不擇手段地反對布林什維克黨中央，同誰聯合都行，犧牲自己的全部原則、放棄原先的立場也行。這些原則和立場如今在他們眼裡糞土不如。同托洛茨基結盟會使他們過去布林什維克的稱號蒙上恥辱，可這算得了什麼呢？

這個無原則的聯盟很像一九一二年的八月聯盟。不論是現在還是那個時候，揮舞指揮棒的都是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這次的表演，其卑鄙程度不亞於他們在十月武裝起義前的畏縮。這號人，”坦波夫人瞥了一眼在座的女同胞朵拉，咽回去一句罵娘話。“呸，差點沒說出髒話來！這種亂七八糟的事我還真沒見過。”坦波夫人結束了他的發言。

“一切跡象表明，最近期間這個聯合的反對派就會向黨發動進攻。這些不斷冒出來的小集團乾的就是一件事——製造混亂，破壞黨的統一。我不明白，我們什麼時候才能把它們徹底了結。我們太放任太寬容他們了。依我看，應該把這些職業的搗亂分子和反對派一個一個通通清除出黨。我們在跟這些反黨分子的鬥爭上浪費了多少時間和精力。”朵拉激烈地說。

老人梅伊茲然默默地聽完大家的發言，接著說：“朋友們，我們不能再耽擱，要趕緊回去。療養院多住兩天少住兩天無所謂，在這樣緊要的關頭，我們必須堅守各自的崗位。我明天就動身。”

在保爾房間集會之後三天，療養員都走光了。保爾也提前出了院。

保爾在團中央沒有耽擱很久。他被派到一個工業專區去，擔任共青團專區委員會書記。一個星期後，城裡的共青團積極分子就聽到了他的第一次講話。

深秋的一天，保爾和兩名工作人員乘專區黨委會的汽車到離城很遠的一個區去，汽車掉進路邊的壕溝裡，翻了車。

車上的人都受了重傷。保爾的右膝蓋壓壞了。幾天以後，他被送到哈爾科夫外科學院。幾個醫生會診，檢查了他紅腫的膝蓋，看了愛克斯光片，主張立即動手術。

保爾同意了。

“那麼就明天早晨做吧。”主持會診的胖教授最後這樣說，接著就起身走了。其他醫生也都跟著走了出去。

一間明亮的單人小病室，一塵不染，散發著保爾久已淡忘的那種醫院特有的氣味。他向四周看了看。一隻鋪著白檯布的床頭櫃，一張白凳子，這就是全部傢俱。

護理員送來了晚飯。

保爾謝絕了。他半躺在床上寫信。傷腿疼得很厲害，影響思考，也不想吃東西。

寫完第四封信的時候，病室的門輕輕地開啟了。保爾看見一個穿白大褂、戴白帽的年輕女人走到他床前。

在薄暮中，保爾依稀看到她那兩道描得細細的眉毛和一對似乎是黑色的大眼睛。她一手提著皮包，一手拿著紙和鉛筆。

“我是您這個病室的責任醫生，”她說。“今天我值班。現在我向您提一些問題，您呢，不管願意不願意，要把您的全部情況都告訴我。”

女醫生親切地笑了笑。這一笑，減輕了“審問”的不快。

保爾整整講了一個小時，不僅講了自己的情況，而且連祖宗三代都講到了。

手術室裡，幾個人戴著大口罩。

鍍鎳的手術器械閃著銀光，狹長的手術檯下面放著一個大盆。保爾躺在手術檯上的時候，教授已經快洗完手了。手術前的準備工作正在保爾身後緊張地進行著。保爾回頭看了一下，護士在安放手術刀、鑷子。責任醫生巴扎諾娃給他解開腿上的繃帶，輕聲對他說：“柯察金同志，別往那邊看，看了對神經有刺激。”

“您說的是誰的神經，大夫？”保爾不以為然地笑了笑。

幾分鐘以後，保爾的臉給蒙上了厚實的面罩，教授對他說：“不要緊張，現在就給您施行氯仿麻醉。請您深呼吸，用鼻子吸氣，數數吧。”

面罩下傳出了低沉而平靜的聲音：“好的，我保不住會說出不乾不淨的話來，那就事先請你們原諒了。”

教授忍不住笑了。

幾滴氯仿麻醉劑，散發著一股令人窒息的難聞氣味。

保爾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開始數起數來，努力把數字說得清楚些。他的生活悲劇就這樣揭開了第一幕。

阿爾焦姆差點把信封撕成兩半。他開啟信的時候，不知道為什麼心情忐忑不安。眼睛一看到信的開頭，他就急忙一口氣讀了下去：

阿爾焦姆！咱們很少通訊。一年一次，最多也就是兩次吧！但是，次數多少有什麼關係呢？你來信說，為了同老根一刀兩斷，你已經轉到卡扎京的機車庫工作，帶著全家離開了舍佩托夫卡。我明白你的意思，你說的老根就是斯捷莎和她一家的那種小私有者的落後心理，以及諸如此類的東西。改造斯捷莎這一類人是困難的，我擔心你未必做得到。你說“上了年紀，學習有困難”，可是你學得並不壞嘛。讓你脫產專做市蘇維埃主席的工作，你堅決不幹，這是不對的。你不是為奪取政權戰鬥過嗎？那你就應該掌握政權。你應該明天就接手市蘇維埃的工作，幹起來。

現在談談我自己。我的情況有點不妙。經常住院，開了兩次刀，流了不少血，體力也有很大消耗，而且誰也不告訴我，什麼時候是個頭。

我離開了工作，給自己找到了一種新的職業——當病號。

我忍受著種種痛苦，而結果呢，是右膝關節不能活動了，身上添了好幾個刀口；另外，醫生最近發現，我的脊樑骨七年前受過暗傷。現在他們說，這個傷可能要我付出極高的代價。

我準備忍受一切，只要能重新歸隊就行。

對我的生活來說，沒有比掉隊更可怕的事情了。我甚至連想都不敢想。正因為這樣，我才承受一切，只是一直不見起色，相反，－陰－雲越聚越濃。第一次手術過後，我剛能走動，就恢復了工作，但是很快又被送進了醫院。剛才我拿到了葉夫帕托里亞的邁納克療養院的入院證，明天就動身。別難過，阿爾焦姆，要我進棺材並不那麼容易。我的生命力頂三個人不成問題。咱們還能幹一陣呢，哥哥！你要注意身體，別再一下扛十普特了。不然，以後黨要付出很大的代價給你修理。

歲月給我們經驗，學習給我們知識，而得到這一切，並不是為了到一個又一個醫院去做客。握你的手。

保爾·柯察金

就在阿爾焦姆皺著兩道濃眉，閱讀弟弟來信的時候，保爾正在醫院和巴扎諾娃告別。她把手伸給他，問：“您明天就動身到克里木去嗎？今天您打算在哪兒過呢？”

保爾回答：“朵拉同志馬上就來。今天白天和晚上我都在她家裡，明天一早她送我上火車。”

巴扎諾娃認識朵拉，因為她常來看保爾。

“柯察金同志，咱們說過，您臨走之前要同我父親見一面，您還記得嗎？我已經把您的病情詳細地告訴他了。我很想讓他給您檢查一下。今天晚上就可以。”

保爾立即同意了。

當天晚上，巴扎諾娃把保爾領到她父親寬敞的工作室裡。

這位著名的外科專家給保爾做了詳細檢查。巴扎諾娃也在場，她從醫院拿來了愛克斯光片和全部化驗單。談話中間，她父親用拉丁語說了很長一段話，她聽了之後，臉色頓時變得煞白，這不能不引起保爾的注意。他盯著教授那禿頂的大腦袋，想從他敏銳的目光中看出點什麼來，但是巴扎諾夫教授不露聲色，無法捉摸。

等保爾穿好衣服，巴扎諾夫客氣地向他告別；他要去參加一個會議，囑咐女兒把檢查結果告訴保爾。

在巴扎諾娃那間陳設雅緻的房間裡，保爾靠在沙發上，等待她開口。但是她不知道從哪裡說起，說些什麼；她感到很為難。父親告訴她，保爾體內的致命炎症正在發展，醫學現在還無法控制。教授反對再做任何外科手術，他說：“這個年輕人面臨著癱瘓的悲劇，我們卻沒有能力防止它。”

作為保爾的醫生和朋友，巴扎諾娃覺得不能把這一切都和盤托出。她只是用謹慎的措詞向他透露了一小部分真情。

“柯察金同志，我相信，葉夫帕托里亞的泥療一定會使您的病出現轉機。秋天您就可以工作了。”

但是她說這些話的時候，忘記了有一對敏銳的眼睛一直在注視著她。

“從您的話裡，確切些說，是從您沒明說的話裡，我已經完全明白了我的病情的嚴重性。您該記得，我請求過您永遠要對我實話實說。什麼事情都不要瞞著我，我聽了不會暈倒，也不會抹脖子。可是我非常想知道，我今後會怎麼樣。”保爾說。

巴扎諾娃說了句笑話，把話岔開了。

這天晚上，保爾到底還是沒有了解到真實情況，不知道他的明天將會怎樣。臨分手的時候，巴扎諾娃輕聲叮嚀他：“柯察金同志，別忘記我對您的友情。您生活裡什麼情況都可能發生。如果您需要我的幫助，或者希望我出個主意，您就來信。我一定盡全力幫助您。”

她從視窗看著他那穿皮外套的高大身軀，吃力地拄著手杖，從大門口向一輛出租的輕便馬車走去。

又到了葉夫帕托里亞。又是南方的炎熱和曬得黝黑的、戴繡金小圓帽的、高聲喧嚷的人群。小汽車用十分鐘的時間就把旅客送到邁納克療養院，這是一座用石灰石砌成的二層樓房。

值班醫生把新來的人領到各個房間。

“同志，您是哪個單位介紹來的？”他在十一號房間門口停了下來，問保爾。

“烏克蘭共|產|黨（布）中央委員會。”

“那就請您住在這兒吧，跟埃勃涅同志一個房間。他是德國人，希望我們給他找一個俄國同伴。”醫生解釋了一下，就去敲門。從房裡傳出一句外國腔的俄國話：“請進。”

保爾進了房間，放下提包，朝躺在床上的人轉過身去。那個德國人滿頭金髮，長著兩隻漂亮而靈活的藍眼睛。他向保爾溫厚地微微一笑。

“顧特莫根，蓋諾森［德語“早安，同志”的譯音。——譯者］。我想說：‘你好’。”他改用俄語說，並向保爾伸出一隻指頭很長的蒼白的手。

幾分鐘以後，保爾已經坐在德國人床邊，兩個人用一種“國際”語言熱烈地交談起來。用這種語言談話，詞語的作用反而是次要的，弄不懂的地方就靠猜想、手勢、表情——總之，用一種無師自通的世界語裡的一切方法幫忙。保爾瞭解到，埃勃涅是個德國工人。

在一九二三年的漢堡起義中，埃勃涅大腿上中了一槍。這回他舊傷復發，又倒在床上。儘管很痛苦，他仍然精神飽滿，因而立刻贏得了保爾的尊敬。

同這樣好的病友住在一起，保爾是求之不得的。這樣的人絕不會因為自己的病痛從早到晚向你訴苦，唉聲嘆氣。相反，同他在一起，你會連自己的病痛也忘得一乾二淨。

“可惜的是我對德語一竅不通。”保爾這樣想。

花園的一角，有幾把搖椅、一張竹桌和兩把病人坐的輪椅。有五個人，每天治療完畢，都到這裡消磨一整天，病友們管他們叫“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

一把輪椅上是半躺半坐著的埃勃涅，另一把上是禁止步行的保爾，其餘三個人，一個是克里木共和國貿易人民委員部的工作人員、身粗體重的愛沙尼亞人瓦伊曼；另一個是長著兩隻深棕色眼睛、像十八歲少女一樣年輕的拉脫維亞人瑪爾塔·勞琳；還有一個是兩鬢灰白、身材魁梧的西伯利亞人列傑尼奧夫。這裡的確有五個民族：德意志人、愛沙尼亞人、拉脫維亞人、俄羅斯人和烏克蘭人。瑪爾塔和瓦伊曼懂德語，埃勃涅請他們當翻譯。保爾和埃勃涅由於同住一個病室而成了朋友。瑪爾塔、瓦伊曼和埃勃涅因為語言相通而親近起來，使列傑尼奧夫和保爾結交的則是國際象棋。

英諾肯季·帕夫洛維奇·列傑尼奧夫到來之前，保爾是療養院裡的國際象棋“冠軍”。他是經過一場頑強的冠軍爭奪戰，才從瓦伊曼手裡奪過這個稱號的。愛沙尼亞人瓦伊曼平時從來不動感情，這次敗在保爾手裡，心情卻很不平靜，一直對他耿耿於懷。不久，療養院來了一位高個子老頭，他雖然五十歲了，看上去卻非常年輕。他邀保爾下一盤。保爾沒有想到對方是強手，不慌不忙地開了一個後翼棄卒局。列傑尼奧夫不吃棄卒，以挺進中卒相應。保爾作為“冠軍”，有義務同每個新來的棋手都下一盤。下棋的時候，總有很多人圍著觀看。走到第九步上，保爾就發現，列傑尼奧夫那些沉著挺進的小卒在向他步步進逼。保爾這才明白他遇到了勁敵，悔不該對這場比賽掉以輕心。

經過三小時鏖戰，儘管保爾聚精會神，使盡一切招數，還是不得不認輸了。他比所有看棋的人都更早料到自己必敗無疑。保爾看了他的對手一眼。列傑尼奧夫慈祥地微微一笑。顯然，他也看出保爾要失敗了。愛沙尼亞人瓦伊曼一直緊張地注視著戰局，巴不得保爾一敗塗地，但是卻什麼也沒有看出來。

“我永遠要堅持戰鬥到最後一卒。”保爾說。這句話只有列傑尼奧夫聽得懂，他點了點頭，表示讚許。

五天裡保爾同列傑尼奧夫下了十盤棋，結果是七負兩勝一和。

瓦伊曼興高采烈地說：“好極了，謝謝您，列傑尼奧夫同志！這回您算把他打得落花流水了！活該！他把我們這幫老棋手全給打敗了，可他自己還是在一個老頭手裡栽了跟頭。哈哈哈！……”

接著，他嘲弄這個曾經戰勝過他的敗將說：“怎麼樣，吃敗仗的滋味不好受吧？”

保爾丟掉了“冠軍”稱號。他雖然失去了棋壇榮譽，卻結識了列傑尼奧夫，後來列傑尼奧夫成了他非常敬愛和親近的人。保爾這次棋賽敗北並不是偶然的，他只知道象棋戰略的一些皮毛，一個普通棋手當然要輸給精通棋藝的大師。

保爾和列傑尼奧夫有一個共同值得紀念的日期：保爾出生和列傑尼奧夫入黨正好在同一年。他們是布林什維克近衛軍老一代和青年一代的典型代表。一個具有豐富的生活經驗和政治經驗，從事過多年地下鬥爭，蹲過沙皇監獄，後來一直擔任國家的重要行政工作；另一個有著烈火般的青春，雖然只有短短八年的鬥爭經歷，但是這八年卻抵得上好幾個人的一生。他們兩個，一老一少，都有一顆火熱的心和被摧毀了的健康。

一到晚上，埃勃涅和保爾的房間便成了俱樂部。所有政治新聞都是從這裡傳出來的。晚上，十一號房間裡很熱鬧。瓦伊曼動不動就想講點黃|色笑話，對這類東西他總是津津樂道。

但是他馬上就會遭到瑪爾塔和保爾的夾攻。瑪爾塔善於用機巧辛辣的嘲諷堵他的嘴；如果不見效，保爾就出面干預。比如有一回，瑪爾塔說：“瓦伊曼，你最好問問大夥，也許你的‘俏皮話’根本不合我們的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