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證券分析者測定將來市場收益和適當的資本化率的方法是什麼？在兩種測定中，沒有有利的神賜的啟示使他成為一個預言家。作為一個可憐的替代，他求助於三方面資料：過去公司的記錄，已知的並一般公認的影響將來的因素，由「專家鑑定報告」所引證的有關事項。

事實的陳述問題密切地依靠過去的記錄。在那麼做時，他有一個合理的邏輯，如果一般記錄的收益能完全依賴債券安全的測定，它們必須在典型情況中對普通股一般的收益提供一個通用的線索，甚至過去平均收益在將來將重複的相當粗糙的假設，也比一些由樂觀主義或悲觀主義氣氛所帶來的其他數字更可以成為發現價值的可靠基礎。但是，最好的未來收益預測方式，或許是把過去的數字、細心的研究以及現在商業活動的方方面面全都置之度外————對於忙碌的證券分析者，這是一個很少利用的方法，他必須用一部分知識來使許多公司得到滿足。

證券分析者那麼勤勉地專心於研究和整理過去數字的理由，主要是在那裡證券分析者受到激發。有了它們，他才處在堅實的基礎上。他能計算比率，指出趨勢，甚至不予考慮會計師提交的正確的收入賬專案，除非這個專案有助於「正常收益力」的全面分析。勝任的分析者主要應體現出在給定的情況下，區別數字和因素重要與不重要的能力。

收益能力的預測

預測將來收益能力的標準程度，通常是從過去實物數量。正常價格、營業毛利的一般資料開始，到將來用美元的交易被設計在超出原水平的價格、數量變動的假定基礎上。它首先是對國民生產總會的一般經濟預測，其次是對工業和公司的問題作專門的適當的預測。

這個方法的意義可以使用1959年出版的書及最新得到的結果來說明。《價值曲線》作為一種投資指南，通過以上概述的方法對將來收益和股利作出預測，並根據過去某種關係，對每個證券使用評價的公式來推斷「價格可能性」數量。在第10章表25和表26中，我複製了1959年作出的對1962年至1964年的預測，並且與1963年實際實現的收益、股利和平均的市場價值相比較。

在這個例子中，可以看到所預料的收益和股利有太高的人民幣，但是這種過於樂觀的傾向完全被比1963年實際發生的市場收益和股利更低的數值的預測所抵消。結果，道.瓊斯30種工業股票1962年至1964年的價格可能性的總指數證明與1963年它的平均價格707美元相當接近（在這個表中，有幾個1958年後得到的數字作為替代，但是它們對其後平均的價格波動沒有太的影響）。

讀者會注意到，一些個別的預測與後來實際情況相關太遠。這是支援我的一般觀點的一個例子，即集合的或成組的預測比個別公司的那些預測更可靠。也許，理想的證券分析者應該選取三或四家他最熟悉並能最大限度預知其未來走勢的公司，把自己和顧客的注意力集中到他所作的預測上。不幸的是，在能夠依賴的那些個別幾受大錯支配的那些個別預測之間事先作出區別幾乎是不可能的，實際上，這正是投資基金廣泛多樣化經營的一個原因。的確，與其僅僅因為多樣化的理由而把你的利潤降到一個二流的水平，不如最好集中在你瞭解的一種股票上投資。但這是做不到的，因為它不能可靠地做到。（注1）廣泛多樣化的流行，本身就是「選擇性」迷信實際被拒絕的過程，對此，華爾街不變地提供口頭服務。

影響資本化率的因素

雖然將來平均收益被認為是決定價格的重要因素，但是證券分析也多少會讓一定的其他因素進入報告，這些因素多數將影響它的資本率，它能依靠股票的「質量」，在廣泛的範圍內變動。雖然兩個公司可以有相同的每股收益預期量，比如在1965年至1968年為4美元，但其價值或許一個是32美元，另一個為80美元。讓我們簡略地討論一下構成這些不同數值的因素。

（1）一般的長期前景

沒有人真正知道久遠的將來會發生的事情，分析者和投資

注1.至少，大部分證券分析者和投資者做不到，除非證券分析者能預先告訴你什麼公司有希望受到徹底的研究，並有實現的方便和可能。詳細的討論見philipfisher《普通股和非普通股利潤》（harper&row1960）。

者在這個問題上有明顯相同的觀點。這些觀點反映在個別公司和工業群組市盈率之間的實質差別上。例如，1963年，道.瓊斯化學公司以比石油公司更高的價格出售股票，預示著前者比後者的前景更好。這種由市場造成的差異常常有充分的根據，但當它們主要聽命於過去的成就時，多半似是而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