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美國在中國最有價值的投資，譚延闓一定會選擇清華大學和庚款興學——這兩個舉措確實是對中美兩國在二十世紀的頭幾十年中受益匪淺，中國得到了大量的人才，而美國的這筆「精神投資」確立了美國在中國的地位。如果不是因為在二戰中成了英雄的美國自信心爆棚插手中國內戰，或者是沒有冷戰的話，可以預見美國在華的「精神投資」將會獲得空前的成功，但歷史還是非常殘酷的，美國人最終站錯了隊，幾十年來苦心經營的「精神投資」全面破產。
就像現在在華最成功的外國武器製造商克虜伯一樣，克虜伯推銷的不但是自己的火炮，更是接納了中國陸軍中大量的人才前往德國深造學習軍事，目前北洋中留學「成色」最足的段瑞五人，他們三年在德國學習的時間中有半年甚至是一年的時間都在克虜伯兵工廠中實習，論炮兵和火炮製造與使用理論，譚延闓的「侍衛隊系」是拍馬也趕不上的。正是因為如此，無論是在李鴻章時代還是在譚鍾麟時代，北洋的陸軍、海軍所使用的進口大小口徑火炮幾乎都是克虜伯公司一家生產，剩下來的便是譚延闓一直主張的引進加仿造所出來的火炮產品了，至於別國火炮產品所佔比重微乎其微。
譚延闓心中非常清楚，科舉考試的命運最遲也不會超過十年必然會結束，康有為在公車上書成為士子的領袖級人物之後。便開始大量地發表文章著書立說宣揚自己的維新思想，其中廢除科舉考試製度就是他維新變法中的核心部分。
「如果你們真的有能力發動維新變法，那借機廢除科舉考試未嘗不是一個極好的機會……」譚延闓心中默默的想到。
隨著譚延闓慢慢的步上高位，給他感觸最深的還是缺少相關地人才，軍事人才是他最為看重地，也是他最為保守地方面——在北洋陸軍學堂沒有被他徹底掌控之前，能夠成為他真正心腹的只有自己所訓練出來的侍衛隊出身的軍官。至於其他科學、經營管理人才他則感到非常缺乏，像寇青這樣的商業人才並不是每次都可以碰到的。這需要譚延闓的人品值達到相當高地水平才行。他也有自知之明。知道並不是每次他都有好運氣挖掘到寇青這樣的人才——從兩廣到直隸總督，總督府招募幕僚也不是一兩次了，但是質量上卻讓譚延闓備受打擊。
隨著北洋的攤子越鋪越大，對於新式人才的需求也是越來越迫切，而在中國科舉考試一統天下的時代，靠本土出產新式人才實在是太少了，再加上讓康有為等人這麼一鬧。各省總督都在想辦法籠絡人才，軍事的、科技等方面的人才更是各省總督角逐的焦點。想要滿足自己對人才地需求，最徹底地辦法便是開新式學校，批次的出產各式人才，在這方面北洋也有著得天獨厚的優勢，如果有必要地話，就像北洋陸軍學堂那樣成為譚延闓控制各省新軍訓練的把柄一樣，那是最好不過的了。
開展新式教育最重要並不是建學校的銀子。關鍵的是缺乏各種科目的老師。譚延闓可捨不得他好不容易四處蒐羅來的人才回到各個學堂當老師，唯一的辦法便是借雞生蛋——抱抱美國人的大腿，以未來的空頭支票形式來誘惑尚且還處於二流強國的美國為培養中國人才大開綠燈。他相信精明的美國人會從中看到機遇。美國人在華開拓市場的野心從來就沒有降低過，不過由於英國在過去的幾十年直至現在的強勢，使得美國人的這種努力並沒有多大的進展，而美國日益膨脹的工業總產值使得開拓市場已經迫在眉睫。
不過譚延闓也不打算讓美國人直接控制中國的現代化教育體制的建設程式——他給託尼領事開出的價碼是中美合辦所有的現代化學校，如果清政府不出錢的話，那他會以個人名義或者是糾集一群有實力的商人來出資推動這個計劃的前進，而譚延闓則作為這些學校在政治上的保護人。之所以這麼做，也是因為譚延闓不希望這些未來最頂尖級的中國學府中，美國的資本過於強盛，他可以接受中國的私人資本投資建學，但卻很難容忍一個國家最頂尖級的高等學府完全由外國資本來開辦。
這也許是譚延闓內心中的一種固執，同時也是因為外國在華開辦學校的教訓——在上海和天津等沿海城市，外國人不是沒有開辦過現代學校，鼎鼎大名的上海中西女塾就是外國人開辦的。外國人在中國辦學這本無可厚非，教會學校也非常多，但是譚延闓卻瞭解到這些外國人開辦的學校中所教授的歷史等課程中，對中國歷史進行大肆的歪曲、貶低甚至是侮辱，這卻
不能容忍的！
譚延闓需要外國的資本和人才來為中國培養現代化的新式人才，但卻不能容忍這些學校培養出來的中國學生變成黃皮白心的「香蕉人」，這會不僅會使得他在政治上冒極大的風險，同時也不是他培養人才的初衷。有他或者是其他中國私人資本介入與外國資本合力辦學，將會在很大程度上抑制這種扭曲式教學方法，降低培養「香蕉人」的機率——這已經不是簡單的面子或是自尊心的問題，而是切切實實的現實威脅，與其培養一批香蕉人，譚延闓寧可靠自己的原始資本積累來辦學！
建立新式教育體系同時也是為了譚延闓造反所用——根據他前生的那點有限的歷史知識，革命黨人在數次起義不成功之後，便將重心從軍事起義轉向了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進入教育領域，通過興辦各種新式學校來暗地傳播革命思想。儘管推翻清王朝地統治最終靠的還是暴力革命。但這種精神上的準備也是功不可沒，至少在他的家鄉湖南就是這樣——歷史上的百日維新使得湖南出現了數量眾多的新式學校，而後來經過革命黨人的暗中推動，像黃興等這樣的革命黨骨幹都是在湖南從事過教育活動地。
一直以來譚延闓對於自己手中地軍隊地思想教育控制的應該說是極為嚴格的，對上他是欺瞞，並不將效忠主子的那一套灌輸給軍人，就是北洋武備學堂的學生所進行的歷史等課程，他也是稍加改動。降低「死忠清王朝」的成分；對下面地軍人也不灌輸革命思想。而是灌輸民族思想。對士兵和軍官中出現的有些萌芽狀態的革命思想也不進行打壓，反而是處處加以引導——隨著自己手中掌握的實力日益膨脹，他已經越來越預感到自己造反的日子加快臨近了！
譚延闓這麼努力的訓練士兵加快新建陸軍成軍的速度，也是為了在最短的時間內將北洋地陸軍建成中國舉足輕重地軍事力量，這不完全是為了他個人實力的增長，同時更是為了他日後造反做準備。不過根據他前生的記憶，他卻在造反地時間上感到了非常的迷惑——歷史上使得袁大頭第一次臭名昭著的百日維新背叛改良派投靠慈禧太后自然是一個好機會。如果將他放在袁大頭的位子上定然是不管皇帝太后一鍋端的，而且他現在的實力也遠比歷史上兩年後的袁大頭厲害的多。不過選擇這麼一個時機也是很有問題——譚延闓自問在兩年中不可能有操控全域性的聲望，而中國也不具備暴力革命的思想基礎……
再往後拖上一拖可就到了庚子事變了，譚延闓前生的記憶中不記得在庚子賠款中中國到底賠給八國聯軍多少銀子，但作為中國近代史上最大宗的一筆賠款，怎麼也比歷史上的中日甲午戰爭的賠款要多得多，沒個三四億兩白銀的賠款是下不來的——難道說讓自己接手一個負債累累的國家，那揹負如此鉅額債務的中國談何崛起？況且自己已經在京津地區有著大量的投資和重工業產業。八國聯軍一來。這些自己好不容易搞起來的罈罈罐罐豈不是被戰爭打個粉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