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中國北京愈演愈烈的公車上書的同一天，俄國政府舉行了一次特別會議，外交大臣羅拔諾夫在會上反駁了「與日本保持良好關係」的主張，他說：「在任何情況下，不能指望日本的友誼，它不僅對中國戰爭，還要對俄國戰爭，以後會是對全歐洲，日人在佔領朝鮮以後，決不會止於此，無疑將向北推進殖民。」

擁有很大權勢的財政大臣維特發言說：「日本之進行戰爭，是我們開始建築西伯利亞鐵道的後果。歐洲列強及日本大概都意識到，不久的將來就要瓜分中國。他們認為在瓜分時，由於西伯利亞鐵道，我們的機會便大大增加。日本的敵對行動主要是針對我國的，假使日本佔領朝鮮，對我們將構成威脅，以後大概會引起朝鮮的全部歸併日本……我們應堅決宣告，我們不能容許日本佔領朝鮮，假使不履行我們的要求，我們將採取適當的措施。」

維特還明確的指出：「這樣我們就成為中國的救星，因為中國的滿族統治者的發祥地就在與朝鮮一江之隔的盛京，正如同中國人固執的認為修建經過祖先墳墓附近的鐵路會給他們帶來厄運一樣，中國的統治者是不會允許日本人的武力如此靠近他們祖先發跡的地方。中國會尊重我們的效勞，因而會同意用和平方式修改我們的國界。」

大臣們還考慮到，一旦日本拒絕撤出朝鮮，則由佔有優勢的海軍先對日本開始行動。以便使陸軍有時間準備就緒。最後。會議以維特的意見為基礎作出了結論。

羅拔諾夫雖不相信與日本有友好關係，但也擔心引起對日戰爭，故遲遲未將會議記錄上奏。五天後他將會議記錄送請尼古拉二世批示。沙皇命於十七日在皇宮裡再召開一次會議。參加會議地除維特、羅拔諾夫外，只有陸軍大臣萬諾夫斯基和海軍元帥亞歷山德羅維奇大公。會上，維特對特別會議地結論進行了解釋，在這次會議上除了維特之外其他人很少說話，甚至是沒有說話，維特贏得了沙皇的支援——這是俄國在隨後的幾年中對外關係地一次非常重要的轉折。

俄國外交大臣羅拔諾夫對於當今世界國際關係有著極為清醒的認識。他反對與日本友好是出於帝國在遠東殖民政策的需要。俄國在戰前的遠東政策對於中國的防範程度遠高於日本，只有最近幾年日本在朝鮮問題上過於活躍才引來了俄國對它地關注，不斷的上升其敵對指數，最終在戰後鑑於中國和日本在戰爭與和談中的表現，將日本確立為遠東第一敵手，其對華政策由防範演變成了聯華。

羅拔諾夫和維特對日本的態度和顧慮都是一樣的，不同的在於對於國內環境惡化的評估上。顯然羅拔諾夫顯得更加悲觀一些，雖然帝國在遠東戰爭爆發後。派遣了一支目前為止遠東最為強大的艦隊，但羅拔諾夫不認為這支艦隊能夠讓日本退縮，倒不是因為日本地軍事實力，而是因為俄國在遠東推行殖民政策的老對手——大英帝國。

各國駐華在北京的公使在第一時間獲悉大清帝國皇帝已經在《上海和約》上簽字用寶後。很快這個訊息被擴散到全世界。甲午戰爭的焦點從中日兩國轉移到了歐洲，各國列強出於本國地利益或是殖民需要。對中日甲午戰爭的過程和所引起地後果，如同俄國一樣紛紛召開特別會議，以便討論本國日後在遠東的各種政策和方向。

天還沒有亮，四周都是黑沉沉的一片，遠遠可以聽到樓傳來的四更鼓聲，就在這個時候譚延闓和方榕卿早早的就到了順天府貢院的大門前。在這京城邊緣寒冷而顯得空曠的貢院門前，譚延闓可以看到不斷的有人匆匆而過，而貢院的門前站滿了和他一樣準備進場考實的舉子，人手一盞的油紙燈籠將貢院門前寬闊的場地上照耀的一片昏黃。

「黎明前的黑暗啊！」譚延闓看到眼前這番景象，心中不由得生出這麼一種感受。場中的舉子雖然馬上就要接受這場關係到他們個人命運的考試，但是他們所談論最多的話題並非是會試，而是前幾天的公車上書事件，其中人群聚集的最緊密的一群核心便是發動公車上書的核心人物康有為和梁啟超了。

對於康有為和梁啟超，譚延闓前生的記憶可是印象深刻，他心中非常明白，這次公車上書也是這兩位近代史上頗為著名的人物出現在這個大時代舞臺上的處子秀。由此為開端他們的命運將會發生巨大的轉折，這個轉折不僅深刻的影響了他們自己的命運，還使得一些人脫離了原本平庸的人生軌道，走向了一條更加讓人熱血沸騰的道路。

和梁啟超，還有他們的跟隨者，不管他們日後是志同最後，還是中途分道揚鏣，他們日後的奮鬥同樣也深刻的影響到了這個似醒非醒的老大帝國的前進方向，成為了開啟大時代的一個標誌**件。

因為天色比較昏暗，梁啟超和康有為周圍聚集的舉子人數也比較多，所以譚延闓並沒有湊上前去看看這兩位歷史上鼎鼎大名的人物到底長得什麼樣。

「也許是我太過懦弱了吧？！」譚延闓突然自言自語的輕聲說道。

方榕卿也許感到譚延闓的落寞，便緊緊的攥住他的手輕聲說道：「大丈夫有所為有所不為，夫君志向與之不同，自然當有取捨，有的時候退步走開並不代表懦弱，而是為了日後更加堅強！」

譚延闓聽後不禁驚異的看著方榕卿，他很難相信這是方榕卿能夠說出來的話，這話的語氣倒是像他前生時代中女友安慰受挫地男人所說地鼓勵重新振作的話。他微微搖搖頭說道：「是為夫太過懦弱了，沒有勇氣和他們站在一起來面對國家所遇到的重大挫折。也許這一切也有改變地餘地。只不過為夫缺乏屈原那種‘亦餘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的勇氣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