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爾蓋·伊萬諾維奇聽到這種出人意外的觀點一時愣住了；但是他立刻想出了新的進攻計劃。

他沉默了一會兒，拉起一根釣竿，又拋進水裡，而後帶著微笑轉向他弟弟。

「哦，你看……第一，醫療所是需要的。我們自己就為了阿加菲婭·米哈伊洛夫娜請了當地的醫生來。」

「啊，但是我想她的手腕一輩子都不會直了。」

「那還難說……其次，會讀書寫字的農民像工人一樣對於你更有用，更有價值。」

「不，你隨便問誰吧，」康斯坦丁·列文斷然地說，「會讀書寫字的人做工人更壞得多。修路不會；修橋的時候就偷橋樑。」

「但問題不在這兒，」謝爾蓋·伊萬諾維奇皺著眉頭說。他不喜歡說話自相矛盾，尤其不喜歡辯論不斷地變換論據，引出新的不連貫的論點，使人不知怎樣回答才好。「不過，你承不承認教育是人民的福利？」

「是的，我承認，」列文毫不思索地回答，於是他立刻意識到他說的不是由衷之言。他感覺到假使他承認這點，那就會證明他剛才說的那些話都是信口開河。他還不知道會怎樣證明，但是他知道這準會在邏輯上向他證明的，他就等待著那個證明。

結果論證竟比康斯坦丁·列文預期的要簡單得多。

「假如你承認教育是福利，」謝爾蓋·伊萬諾維奇說，「那麼，作為一個正直的人，你就不能不關懷這種事業，對這種事業寄予同情，而且渴望為這種事業努力。」

「但是我還是不承認這種事業是好的，」康斯坦丁說，微微地漲紅了臉。

「什麼！但是你剛才還說……」

「那就是說，我不承認這種事業是好的，也不承認能辦得到。」

「你沒有試驗過，又怎麼知道呢。」

「哦，假定是那樣，」列文說，雖然他完全沒有那樣假定，「假定是那樣，我還是不明白我為什麼要為這種事情操心。」

「怎麼這樣說？」

「不，我們既然在討論，就請你從哲學的觀點向我解釋一下吧，」列文說。

「我真不明白為什麼要扯到哲學上去，」謝爾蓋·伊萬諾維奇說，那口吻在列文聽來好像是簡直不承認他弟弟有談論哲學的資格。這可把列文激怒了。

「那麼我告訴你吧，」他激昂地說。「我以為我們一切行動的動力終究是個人的利益。我作為一個貴族，在現在的地方制度裡面看不出有什麼東西可以增加我的福利。道路沒有改善，而且也不會改善；在坎坷不平的路上我的馬也可以載著我奔跑。我不需要醫生和醫療所；我也不需要治安官，我決不求助於他，也決不會求助於他。學校對於我不僅沒有好處，反而有害，就像我剛才對你說的。在我看來，地方制度只增加了我一些義務：每畝地繳納十八個戈比，坐車進城，和臭蟲同床而眠，聽各種胡言亂語、不堪入耳的話，而個人利益決不會誘使我去做這些事情。」

「對不起，」謝爾蓋·伊萬諾維奇含著微笑插嘴說，「個人利益並沒有誘使我們為農奴解放而努力，但是我們卻為這個努力過。」

「不！」康斯坦丁·列文更激昂地說。「農奴解放是另外一回事。那也摻雜著個人利益。我們都渴望擺脫壓迫所有我們這些善良人的那種束縛。但是做市議員，討論需要多少清道夫，以及在我不居住的城市裡應當如何敷設下水道；做陪審官，審訊一個偷了一塊醃豬肉的農民，一連六個鐘頭聽辯護人和原告的各種胡言亂語，裁判長審問那老傻瓜阿廖什卡，‘被告，你承認偷醃豬肉的事實嗎？’‘呃？’」

康斯坦丁·列文說得忘乎所以了，開始摹擬著裁判長和傻瓜阿廖什卡的模樣；在他看來這些話都說得很中肯。

但是謝爾蓋·伊萬諾維奇聳了聳肩膀。

「哦，那麼你是什麼意思呢？」

「我的意思只是說和就……和我個人利益有關的權利，我無論何時都會用全力保衛的；當他們搜查我們學生，警察檢查我們的信件的時候，我甘願竭盡全力來保衛這些權利，保衛我受教育和自由行動的權利。兵役的義務，那是關係我的兒女、兄弟和我自己命運的，我是瞭解的；凡和我有關係的事情我都願意加以考慮；但是要我考慮怎樣分配縣議會的四萬盧布，或者要我審判傻瓜阿廖什卡——我可就不明白，而且也做不來了。」

康斯坦丁·列文好像言語的水閘決了口一樣滔滔不絕地談著。謝爾蓋·伊萬諾維奇微笑了。

「但是也許明天就要輪到你受審訊；難道在舊刑事裁判所受審訊更合你的口味嗎？」

「我不會受到審訊。我不謀殺人所以沒有那樣做的必要。哦，我告訴你吧，」他繼續說，又離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