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時代大地主被消滅的情況，據明初人記載，如貝瓊說：
三吳巨姓享農之利而不親其勞，數年之中，既盈而覆，或死或徙，無一存者。[44]
方孝孺說：
時嚴通財黨與（胡惟庸黨案，見後文）之誅，犯者不問實不實，必死而覆其宗。當是時，浙東、西巨室故家，多以罪傾其宗。[45]
吳寬說：
吳……皇明受命，政令一新，富民豪族，剗削殆盡。[46]
長洲情況：
城東……遭世多故，鄰之死徙者殆盡，荒落不可居。[47]
洪武之世，鄉人多被謫徙，或死於刑，鄰里殆空。[48]
有的大地主為了避禍，或則「晦匿自全」[49]，或則「悉散所積以免禍」[50]，或則「出居外地以避之」[51]，或則「攀附軍籍以免死」[52]，但是這樣的人只佔少數。江浙的「富民豪族，剗削殆盡」。統治階級內部的鬥爭是十分殘酷的。
另一方面，經過元末二十年的戰爭，各地田地簿籍，多數喪失，儲存下來的一部分，也因為戶口變換，土地轉移，實際的情況和簿籍不相符合。大部分田地沒有簿籍可查，大地主們便乘機隱匿田地，逃避皇朝賦役；有簿籍登載的田地，登記的面積和負擔又輕重不一，極不公平合理。朱元璋抓住這中心問題，對大地主進行了長期的鬥爭。方法是普遍丈量田地和調查登記人口。
洪武元年正月派國子監生周鑄等一百六十四人往浙西核實田畝，定其獻稅。[53]五年六月派使臣到四川丈量田畝。[54]十四年命全國郡縣編賦役黃冊。二十年命國子生武淳等分行州縣，編制魚鱗圖冊。[55]前後一共用了二十年時間，才辦好這兩件事。
丈量田地所用的方法，是派使臣到各州縣，隨其稅糧多少，定為幾區，每區設糧長，會集里甲耆民，量度每塊田畝的方圓，做成簡圖，編次字號，登記田主姓名和田地丈尺四至，編類各圖成冊，以所繪的田畝形象像魚鱗，名為魚鱗圖冊。
人口普查的結果，編定了賦役黃冊。把戶口編成里甲，以一百一十戶為一里，推丁糧多的地主十戶做里長，餘百戶分為十甲。每甲十戶，設一甲首。每年以里長一人、甲首一人，管一里一甲之事。先後次序根據丁糧多少，每甲輪值一年。十甲在十年內先後輪流為皇朝服義務勞役，一甲服役一年，有九年的休息。在城市的裡叫坊，近城的叫廂，農村的都叫作裡。每裡編為一冊，裡中有鰥寡孤獨不能應役的，帶管於一百一十戶之外，名曰畸零。每隔十年，地方官以丁糧增減重新編定服役的次序。因為冊面用黃紙，所以叫作黃冊。
魚鱗圖冊是確定地權（所有權）的根據。賦役黃冊是徵收賦役的根據。通過田地和戶口的普查，制定了這兩種簿籍，頒佈了租稅和徭役制度，不但大量的漏落的田地戶口被登記固定了，皇朝從而增加了物力和人力，穩定和鞏固了統治的經濟基礎，同時，也有力地打擊了一部分大地主，從他們手中奪回對一部分田地和戶口的控制，從而大大增強了皇家統治集團的地位和權力，更進一步走向高度的集中、專制。朱元璋的政權比過去任何一個皇朝，都更加強大、集中、穩定、完備了。
對城鄉人民，經過全國規模的田地丈量，定了租稅，在冊上詳細記載田地的情況，原、坂、墳、衍、下、溼、沃、瘠、沙、滷的區別，並規定凡買置田地，必須到官府登記及過割稅糧，免掉貧民產去稅存的弊端，同時也保證了皇朝的財政收入；十年一次的勞役，使人民有輪流休息的機會，這些措施，當然都是封建剝削，但比之統一以前的混亂情況，則確實減輕了一些人民的負擔，鼓舞了農民的生產情緒，對於社會生產力的推進，是起了顯著的作用的。
對破壞農業生產的吏役，用法律加以制裁，例如「松江一府坊廂中，不務生理，交結官府者一千三百五十名，蘇州坊廂一千五百二十一名，皆是市井之徒，不知農民艱苦，幫閒在官。吏有正吏、主文、寫發，皂隸有正皂隸、小弓兵、直司，牢子有正牢子、小牢子、野牢子等名色，又有自名小官、幫虎等。不問農民急務之時，生事下鄉，攪擾農業。芒種之時，栽種在手，農務無隙，此等遊民齎執批文，直到農村，或就水車上鎖人下車，或就手內奪去秧苗鎖人出田……於城市鄉村擾害人民。」[56]元璋下令加以清理，除正牢子合應正役以外，其他一概革除，如松江府就革除小牢子、野牢子等共九百餘名[57]，一個地方減少四分之三為害農民的吏役，以全國合計，這個數字是很大的，對於農民進行正常生產是有很大好處的。
朱元璋雖然對一部分大地主進行了嚴重的鬥爭，對廣大農民做了一些必要的讓步，一部分大地主被削滅了，一部分大地主的力量削弱了，農民生產的積極性增加了。但是，這個政權畢竟是地主階級的政權，首先是為地主階級的利益服務的，即使對農民採取了一些讓步的措施，其目的也還是為了鞏固和強化整個地主階級的統治權。無論是查田定租，無論是編戶定役，執行丈量的是地主，負責徵收、運送糧米的還是地主，當里長甲首的依然是地主，質正裡中是非、詞訟，執行法官職權的「耆宿」，也是地主。當然，在地方和朝廷做官的更非地主不可，從下而上，從上而下的重重地主統治，地主首先要照顧的是自己家族和親友的利益，是決不會關心小自耕農和佃農的死活的。由於憑藉職權的方便，剝削、舞弊都可以通過皇朝的統治權來進行，披上合法的外衣，農民的痛苦就越發無可申訴了。而且，只要是地主階級的子弟，就有機會、權利受到教育，通過稅戶人才、科舉、學校等途徑，成為官僚、紳士。官僚、紳士是享有合法的免役權的。洪武十年朱元璋告訴中書省官員：「食祿之家，與庶民貴踐有等，趨事執役以奉上者，庶民之事也。若賢人君子，既貴其家，而復役其身，則君子野人無所分別，非勸士待賢之道。自今百司現任官員之家有田土者，輸租稅外，悉免其徭役，著為令。」官員是貴人，庶民是賤人，貴人是不應該和踐人一徉服徭役的。十二年又下令：「自今內外官致仕還鄉者，復其家終身無所與。」[58]則連鄉紳也享有免役權了。在學的學生，除本身免役外，戶內還優免二丁差役。[59]一般貧苦農民連飯也吃不飽，哪能上學？上學的學生絕大部分也還是地主子弟，這樣，現任官、鄉紳、學校生員都豁免差役，還有辦法逃避租稅。於是，完糧當差的義務，便大部分落在自耕農和貧農身上了。自耕農和貧農不但要出自己的一份，官僚、紳士、地主不交的一份，他們也得一併承擔下來。因此，官僚、紳士、生員越多的地方，農民的負擔也就越重。有明一代的二百七十六年中，農民起義的次數特別多，規模特別大，原因就在這裡。
在統治階級內部鬥爭中，朱元璋無情地打擊了一部分大地主，那麼，他的政權到底倚靠誰來支援呢？答案很清楚，朱家政權的支柱是廣大的中小地主和富農。在他的官僚機構中，官員的來源主要來自這個階層。
官員的任用制度，有薦舉、學校和科舉三種。
薦舉就是任用地主做官。地主有文化，有歷史知識，能夠辦事，更重要的是他們的利益和皇家一致。遠在下金陵時，就錄用了儒士夏煜、孫炎、楊憲等十幾人。龍鳳十年三月，命中書省引拔卓犖奇偉之才，地方官選民間俊秀年二十五以上，資性明敏，有學識才乾的薦舉到中書省，和年老的官員參用。十年以後，年老的退休了，年輕的也學會辦事了。從此州縣每年都薦舉人到中書省。朱元璋還不時派使臣到各地訪求賢才，名目有聰明正直、賢良方正、孝弟力田、儒士、孝廉、秀才、人才、耆民、富戶、稅戶人才等。而以儒士為最多。朝廷和地方大小官員都可以薦舉，被薦舉的又可以轉薦，有一舉出來便做朝廷的大官，如尚書、侍郎和地方的布政使、參政、參議的。最多的一次到過三千七百多人，次多的一次為一千九百多人，至於幾個人，幾十個人一批的，那就不勝列舉了。[60]
薦舉只是選用中小地主中會辦事的人才，為了培養新的統治人才，還得創辦學校，設立國子監。
國子監的教職員由吏部任命。學生有兩類：一類是官生，一類是民生。官生又分兩類，一類是皇朝品官子弟，一類是外國留學生，如日本、琉球、暹羅等國的學生，以及內地西南各土司酋長的子弟。官生是由朝廷指派分發的，民生是由各地地方官保送的府、州、縣的生員。[61]官生民生總共名額一百五十名，其中民生只佔五十名。[62]可見國子監原來是以培養官生為主的學校。後來官生入學的日少，民生保送的日多，以洪武二十六年在學人數為例，學生總數八千一百二十四名，官生只佔四名，國子監已經成為廣泛訓練民生做官的機構了。
功課內容分《御製大誥》、《大明律令》、「四書」、「五經」、劉向《說苑》等書。[63]其中最重要的是《大誥》。《大誥》是朱元璋自己寫的，除《大誥》外，還有《大誥續編》《大誥三編》《大誥武臣》，一共四冊。主要內容是列舉所殺官、民罪狀，使官、民知所警戒，和教人民守本分，納田租，出伕役，老老實實過日子的訓話。洪武十九年以《大誥》頒賜監生。二十四年令：「今後科舉歲貢生員，俱以《大誥》出題試之。」禮部行文國子監正官，嚴督諸生熟讀講解，以資錄用，有不遵者以違制論。[64]違制就是違抗皇帝命令，罪名是很重的。至於《大明律令》，因為學生的出路是做官，審案，當然是必讀書。「四書」「五經」是儒家的經典，朱元璋面諭國子博士：「一以孔子所定經書誨諸生。」[65]但對於《孟子》，卻經過一番曲折。洪武三年，朱元璋讀到《孟子》書裡有好些對君上不客氣的地方，大發脾氣，對人說：「這老兒要是活到今天，非嚴辦不可！」下令撤去孔廟中孟子配享的牌位，把孟子逐出孔廟。後來雖然有人替孟子求情，說他講的道理基本上還是對維護皇帝的地位有好處的，才恢復孟子的配享。但對於《孟子》這部書，還是認為有些不妥當。洪武二十七年特命老儒劉三吾編《孟子節文》，把《盡心篇》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梁惠王篇》國人皆曰賢，國人皆曰可殺一章，「時日曷喪，予與妝偕亡」，《湯誓》引文和《離婁篇》「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一章，《萬章篇》「天與賢則與賢」一章，「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以及類似的「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仇」一共八十五條，都刪去了。只剩下一百七十幾條，刻版頒行全國學校。所刪去的一部分，「課士不以命題，科舉不以取士」[66]。
從洪武二年到三十一年這一時期國子監生任官的情形來看：第一，監生並沒有一定的任官資序，最高的有做到地方大官從二品的布政使，最低的做正九品的縣主薄，以至無品級的教諭；第二，監生也沒有固定的任官性質，朝廷的部院官、監察官，地方的民政財政官、司法官，以至無所不管的府州縣官和學校官，幾乎無官不可做；第三，除做官以外，在學的監生，有奉命出使的，有奉命巡行州縣的，有稽核百司案牘的，有到地方督修水利的，有大批地去執行丈量、記錄田地面積、訂定糧額的任務的，有清查黃冊的（每年一千二百人），有寫本的，有在各衙門辦事的，有在各衙門實習的，幾乎無事不可以做；第四，三十年來，監生的任用官階，以洪武二年和二十六年為最高，二年用監生為行省左右參政、各道按察司僉事及知府等官。二十六年用監生六十四人為行省佈政、按察兩使及參政、參議、副使、僉事等官。這是因為洪武二年建國不久，官員很缺；二十六年藍玉黨案，殺了很多地方官（見後文），需要補充的緣故。任用人數以十九年為最多，「命祭酒、司業擇監生千餘人送吏部，除授知州、知縣等職」。這也是因為十八年發生郭桓盜官糧案、十九年逮捕官吏積年為民害者（均見後文），官員缺額多，必須大量補充的緣故。歷史家總結說：「故其時佈列中外者，太學生最盛。」[67]
地方的府、州、縣學和國子監一樣，都有一定的生員名額和考試製度。地方學校之外，洪武八年又詔地方立社學——鄉村小學。此外，也還有地主們私人創辦和貧困知識分子賴以維持生活的私塾。
府、州、縣、社學都以《御製大誥》和《律令》作主要必修科目。
除立學以外，還派遣教師到各地任教。洪武初年因為北方經過長期戰爭破壞，唸書的人少，特別派國子監生三百六十六人到北方各府、縣辦學校。這制度後來也推廣到其他各布政使司，選用壯年能文的做教諭等官。
各級學校的普遍設立，教育事業發展了，這比之過去任何歷史時期都有了顯著的進步。[68]目的性是很清楚的，從這些機構中培養大量的中小地主、富農出身的年輕的一代，作為官僚機構的後備力量。同時，由於印刷術的進步和洪武元年頒佈的書籍免稅令[69]，以及科舉制度的定期舉行，讀書、中舉、做官，便不再侷限於貴族、官僚和地主階級的子弟，一部分中農、手工業者和小商小販的子弟，為了改換門庭，為了取得比較舒適、尊榮的地位，為了保護家族免於遭受殘酷的剝削壓迫，在「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社會風氣鼓勵之下，在家庭宗族支援之下，買得了書本，進了私塾、社學，參加了考試，其中有一部分人公然闖進了統治階級，成為駕乎人民之上的官僚了。他們改變了階級成分，做了官，成為地主，擴大了統治階級的社會基礎，加入了新血液，也對封建統治階級的鞏固起了作用。同時，又以階級成分的改變，改變了他們家屬以至親戚的社會、政治地位，這祥，就或多或少地引起各階級的重新組合和分化。
除國子監以外，皇朝官僚的來源是科舉制度。國子監生可以不由科舉，直接任官，而從科舉出身的人則必須是學校的生員。府、州、縣學的生員（通稱秀才），每三年在省城會考一次，稱為鄉試，及格的為舉人。各布政使司的舉人名額，除直隸（今江蘇、安徽）百人最多，廣東、廣西二十五人最少，其他九個布政使司都是四十人。第二年全國舉人會考於京師，稱為會試。會試及格，再經一次複試，地點在皇帝的殿廷，叫做廷試，亦稱殿試。複試不過是形式，意思是由皇帝親自主持這最高階的考試，選拔之權，出於一人。發榜分一二三甲（等），一甲只有三人：狀元、榜眼、探花，賜進士及第。二甲若干人，賜進士出身。三甲若干人，賜同進士出身。民間又稱鄉試第一名為解元，會試第一名為會元，殿試二甲第一名為傳臚。鄉試由布政使司，會試由禮部主持。狀元授官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官翰林院編修，二三甲考選為庶吉士的都是翰林官，其他或授給事、御史、主事、中書、行人、評事、太常國子博士；或授府推官、知州、知縣等官。舉人、貢生多次參加會試不及格的，可以改入國子監，也可選做小京官，或做府佐和州縣正官以及學校教官等。
科舉各級考試，專用「四書」「五經」出題。文體略仿宋經義，但要用古人思想行文，並且只能根據幾家指定的註疏發揮，絕對不許有自己的見解。格式排偶，叫作制義。這制度是朱元璋和劉基制定的。規定子午卯酉年鄉試，辰戌醜未年會試，鄉試在八月，會試在二月。每試分三場，初場試四書義三道，經義四道；二場試論一道，判五道，詔誥表內科（選）一道；三場試經史時務策五道。[70]
學校和科舉並行，學校是科舉的階梯，科舉是生員的出路。生員通過科舉做了官以後，平日不但用不著制義、也用不著書本了。中小地主階級子弟要做官必須通過科舉，中不了舉人進士是不能做官的。但是在中舉之前，名為生員，卻不一定真要上學。後來學校制度日益鬆弛，生員只需參加定期考試，平時根本不在學校，學校名存實亡。這樣，科舉日重，學校的地位也就日輕。學校和科舉都是培養和選拔官僚的制度，學習和考試的範圍完全一樣，都是「四書」「五經」，不但遠離實際生活，並且還禁止接觸現實生活、過問政治。用這種方式培養出來的人才，正如當時人宋濂所刻畫的：「自貢舉法行，學者知以摘經擬題為志，其所最切者唯四子一經之箋，是鑽是窺，餘則漫不加省。與之交談，兩目瞪然視，舌木強不能對。」[71]學校則「稍勵廉隅者不願入學，而學行章句有聞者，未必盡出於弟子員。」[72]到後來甚至弄到「生徒無覆在學肄業，入其庭不見其人，如廢寺然」[73]。科舉人才一般不讀四書五經以外的書，不知時事，學校沒有學生，是普遍現象。特別是這種考試製度強制盲從古人的書本，不許有新的思想，不許有和古人不同的思想，結果只能是進步的思想被扼殺了，科學的發展停滯了。在政治上，那個時代所培養的是合於統治階級需要的馴服忠順的官僚，在學術文化上，卻長期被古代的陰魂所壟斷，停留在幾百年前以至千多年前的水平上，這個損失是非常巨大的。
庶民是被朱元璋叫作賤人的，「趨事執役以奉上者，庶民之事也。」這個事朱元璋也叫作「分」，即應盡的義務。洪武十五年他叫戶部出榜曉諭兩浙、江西之民說：「為吾民者當知其分，田賦力役出以供上者乃其分也。能安其分，則保父母妻子，家昌身裕，為忠孝仁義之民。」不然呢？「則不但國法不容，天道亦不容矣」。應該像「中原之民，唯知應役輸稅，無負官府」。只有如此，才能「上下相安，風俗淳美，共享太平之福」[74]。他把東南地區的農民和中原地區的農民區別開來，要東南地區的農民也像中原地區的農民一樣，「唯知應役輸稅，無負官府」，正說明了當時階級鬥爭的不平衡情況。中原地區土地分散，階級關係較為緩和，而東南地區則土地較為集中，階級鬥爭也就日益尖銳了。
朱元璋要求人民盡應役輸稅的義務，定下制度，要官吏奉公守法，嚴懲貪汙，手令面諭，告誡諄諄，期望上下相安，共享太平之福。但是封建地主階級的官僚是決不肯照他的話辦事的，地主做官只會剝削百姓，怎麼肯「奉公守法」？結果許多制度命令都成為空文，官僚政治的惡果，當時便已有人明確地指出：
今之守令，以戶口、錢糧、獄訟為急務。至於農桑、學校、王政之本，乃視為虛文而置之，將何以教養斯民哉！
以農桑言之，方春，州縣下一白帖，里甲回申文狀而已，守令未嘗親視種藝次第、旱澇戒備之道也。
以學校言之，廩膳諸生，國家資之以取人才之地也。今四方師生缺員甚多，縱使具員，守令亦鮮以禮讓之實，作其成器者。
朝廷切切於社學，屢行取勘師生姓名、所習課業。乃今社鎮城郭，或住置立門牌，遠村僻處則又徒存其名，守令不過具文案備照刷而已。上官分部按臨，亦但循習故常，依紙上照刷，未嘗巡行點視也。
官僚辦的是公文，公文上辦的事應有盡有，和實際情形全不相干。上官按臨地方檢查的也是公文，上下都以公文辦事，做的都是紙上文章，自然「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了。這是洪武九年的事。[75]十二年後，解縉奉詔上萬言書，也說：
夏稅一也，而茶椒有糧，果絲有稅，既稅於所產之地，又稅於所過之津，何其奪民之利至於如此之密也！且多貧下之家，不免拋荒之咎。今日之土地無前日之生殖，而今日之徵集有前日之稅糧。或賣產以供稅，產去而稅存；或賠辦以當役，役重而民困。土田之高下不均，起科之輕重無別。膏腴而稅反輕，瘠滷而稅反重。[76]
道理也清楚得很，正因為是「貧下之家」，才被迫拋荒，地主負擔特別輕，不但不會拋荒，而且還盡力兼併。膏腴之田是地主的，瘠滷之田是貧民的，地主階級自己定的稅額，當然是膏腴輕而瘠滷重。
為了鞏固統治，朱元璋對貪官汙吏用嚴刑懲治。洪武二年二月，元璋告諭群臣說：「從前我在民間時，見州縣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貪財好色，飲酒廢事，凡民疾苦，視之漠然，心裡恨透了。如今要嚴立法禁，凡遇官吏貪汙蠧害百姓的，決不寬恕。」[77]四年十一月立法，凡官吏犯贓罪的不赦，下決心肅清貪汙，說「此弊不革，欲成善政，終不可得」。二十五年又編醒貪簡要錄頒佈中外。[78]官吏貪贓到鈔六十兩以上的梟首示眾，仍處以剝皮之刑。府州縣衙門左首的土地廟，就是剝皮的刑場，也叫皮場廟。有的衙門公座旁擺著人皮，裡面塞以稻草，叫做官的觸目驚心，不敢做壞事。[79]地方官上任給以路費，家屬給衣料。來朝時又特別告誡以「天下新定，百姓財力睏乏，像剛學飛的鳥兒和新栽的樹木，拔不得毛，也碰不得根」[80]。違法的按法處刑。從開國以來，兩浙、江西、兩廣、福建的地方官因貪贓被殺的很多，很少人能做到任滿二[81]。嚴懲貪汙，貪汙還是不能根絕，用朱元璋自己的話來證明吧，他說：
浙西所在有司，凡徵收害民之奸，甚如虎狼。且如折收秋糧，府州縣發故，每米一石折鈔二貫，巧立名色，取要水腳錢一百文，車腳錢三百文，口食錢一百文。庫子又要辨驗錢一百文，蒲蔞錢一百文，竹簍錢一百文，沿江神佛錢一百文。害民如此，罪可宥乎！[82]
折糧原來是便民的措施，浙西運糧一石到南京，要化四石運費，百姓困苦不堪。[83]改折為鈔，可以減輕浙西農民五分之四的負擔。鈔是用不著很大運費和蒲、竹簍包裝的，但地方官還是照運糧的辦法苛斂，用種種名色加徵至九百文，約合折價的百分之五十。急得朱元璋只是跺腳，說：「我欲除貪贓官吏，奈何朝殺而暮犯！今後犯贓的，不分輕重都殺了。」[84]
洪武一朝，「無幾時不變之法，無一日無過之人」[85]，是歷史上封建政權對貪汙進行鬥爭最激烈的時期，殺戮貪官汙吏最多的時期。雖然貪官汙吏隨殺隨犯，朱元璋也下定決心，隨犯隨殺，這個規模巨大的統治階級的內部鬥爭，一直到朱元璋死去才告一段落。但是貪汙現象仍然存在，這是社會制度所決定的，朱元璋儘管是最有威權的皇帝，他能夠殺人，卻改變不了社會制度，改變不了社會性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