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51923年12月至1924年1月/h5大選前一天的下午三點，菲茨赫伯特伯爵站在阿伯羅溫鎮政廳外的講臺上。他穿了一件正式的男士常禮服，戴著一頂大禮帽。前排的保守黨人爆發出一陣歡呼，但人群裡的噓聲更響。有人揉了一個報紙團扔了過來，比利大聲說：「不許這樣，夥計們，讓他講話。」

低低的烏雲讓冬日的午後更加陰沉，路燈亮了起來。天上細雨紛飛，但來的人很多，足有兩三百人，大部分是戴著帽子的礦工，只有少數人戴著圓頂禮帽坐在前排，還有零星幾個婦人，打著雨傘。人群外圍，小孩子們在潮溼的鵝卵石路上玩耍。

菲茨為現議員珀西瓦爾・瓊斯爭取選票。他從關稅談起。這對比利十分有利。菲茨就算繞著這個問題談上一天，也說不到阿伯羅溫民眾的心裡去。從道理上講，這的確是選舉上需要大做文章的話題。保守黨提出通過提高進口關稅保護英國的製造業，從而結束失業。這一動議團結了在野的自由黨，因為後者秉承的傳統思想體系是自由貿易。工黨認為關稅不是解決問題的答案，提出全國調動閒散人員工作計劃，同時延長教育年限，防止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進入擁擠的就業市場。

但真正的問題是，一切由誰來說了算。

「為了鼓勵更多人從事農業，保守黨政府將給予每位農戶每畝一英鎊的補貼——只要他每週付給自己的勞工不低於三十先令的工錢。」菲茨說。

比利搖了搖頭，覺得可笑，又很反感。為什麼要給農戶錢？他們並沒有捱餓。需要救助的是失業的工廠工人。

爸爸坐在比利旁邊，這時他說：「這種言論是不會在阿伯羅溫贏得選票的。」

比利也這麼看。山地農戶曾一度在這個選區佔多數，但那種時候已經一去不復返了。現在，工人階級手裡拿著選票，礦工人數超過農民。珀西瓦爾・瓊斯在1922年那次混亂的選舉中僅憑几票之差保住了他的席位。這一次他會被趕下臺嗎？

菲茨得出結論：「如果你們投工黨的票，就等於投票給一個在軍隊記錄上有汙點的人。」觀眾們並不買他的賬——他們都知道比利的故事，把他當成一個英雄。人們低聲嘀咕著表示反對，爸爸大聲喊了一句：「不知羞恥！」

菲茨硬著頭皮說下去：「一個背叛了他戰友和上級軍官的人，一個被軍事法庭判定不忠、被投入監獄的人。我告誡你們，不要選這樣一個人進入議會，那將使整個阿伯羅溫蒙羞。」

菲茨在稀稀拉拉的掌聲和一片噓聲中走下講臺。比利盯著他，但菲茨沒有跟他對視。

輪到比利了，他登上講臺：「大家可能盼著我會侮辱菲茨赫伯特伯爵，就像他侮辱我那樣。」

人群中的湯米・格里菲斯喊道：「給他點顏色，比利！」

比利說：「但這不是在井口打群架。這次選舉非常重要，不能取決於廉價的嘲諷挖苦。」人們不那麼興奮了。比利知道他們不會喜歡這種理性的態度。他們樂於廉價的嘲諷挖苦。不過，他看見父親在向他點頭贊同。爸爸明白比利在努力做什麼。他當然明白。是他教導了比利。

「伯爵的表現十分勇敢，他來到這裡，向煤礦工人說明他的觀點，」比利接著說，「他可能是錯的——他的確錯了，但他不是個懦夫。在戰場上他也如此。我們很多軍官都是這樣。他們很勇敢，但他們固執己見，不承認失誤。他們在戰略上有失誤，戰術上也有失誤，他們的通訊系統很差，思想也已經過時。但他們不肯改變自己的想法，直到造成數百萬人的死亡。」

觀眾安靜下來。他們的興趣被提了起來。比利看見了米爾德里德，她一臉驕傲，兩邊胳膊各挽著一個孩子——比利的兩個兒子，一歲的大衛和兩歲的基爾。米爾德里德不喜歡政治，但她希望比利當上議員，這樣他們就可以回到倫敦，她可以重新開始做她的生意。

「在戰爭中，沒有任何工人階級的子弟會晉升到中士以上。所有私人寄宿學校的學生一進入軍隊便是少尉。今天在這兒的每位老兵都曾毫無必要地把自己的性命押在那些愚笨至極的軍官身上，我們中的不少人都曾被機智靈活的中士救下一命。」

下面是一陣響亮的贊同聲。

「我要站在這兒宣佈，那種日子已經一去不復返了。無論在軍隊還是在其他各行各業，一個人要獲得提拔，靠的是頭腦，而不是出身。」他提高了嗓門，在自己的聲調中聽到了那種他所熟悉的、他父親佈道時的激情震顫，「這次選舉事關未來，決定我們的孩子將要在一個什麼樣的國家成長。我們必須保證它不同於我們所成長的那個國家。工黨並不發動革命——我們目睹了其他國家的革命，革命並不能奏效。但是我們要發動變革——真正的變革、重大的變革、劇烈的變革。」

他停頓了一下，然後再次抬高聲音，將演講推向結束：「不，我不會侮辱菲茨赫伯特伯爵，也不會去侮辱珀西瓦爾・瓊斯先生，」說著，指了指前排的兩頂大禮帽，「我只想對他們說，先生們，你們已經成為歷史了。」下面是一片歡呼。比利越過前排望著礦工群體——這些強壯、勇敢的人們生來一無所有，靠自己的力量求生，養活家人。「工人兄弟們，」他說，「我們才是未來！」

說罷，他走下講臺。

選票結果統計了出來，比利以壓倒性的票數獲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