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懷和毛澤東雖是湖南同鄉，在成立紅軍以前卻沒有見過面。彭德懷說話南方口音很重，快得象連珠炮。只有他慢條斯理地講得很簡單的時候我才能聽懂，但他總是很不耐煩慢條斯理地說話。在這次談話裡，北京一位年輕的大學畢業生做我的翻譯，他的英語很好。我希望他仍活著，總有一天會讀到我在這裡對他表示的最深切的感謝。
「中國採用游擊戰的主要原因，」彭德懷開始說。「是因為經濟破產，特別是農村經濟破產。帝國主義、封建主義、軍閥混戰加在一起，破壞了農村經濟的基礎，不消滅它的主要敵人是不能恢復的。苛捐雜稅，加上日本侵略，軍事上和經濟上的侵略，在地主的幫助下加速了農民破產的速度。農村中的豪紳的濫用權力使大多數農民無法生活下去。農村中失業現象普遍。窮人階級願意為改變處境而鬥爭。
「其次，游擊戰得到了發展是因為內地的落後。缺乏交通、道路、鐵路、橋樑，使得人民可以武裝起來，組織起來。
「第三，雖然中國的戰略中心多少都控制在帝國主義者手中，這種控制是不平衡的，不統一的。在帝國主義的勢力範圍之間，有很多空隙，可以迅速發展游擊戰。
「第四，大革命（一九二六——二七）年在許多人的心中播下了革命的思想，甚至在一九二七年發生反革命，城市裡進行了大屠殺以後，許多革命者拒絕屈服，尋求反對的方法，由於大城市裡帝國主義和買辦聯合控制的特殊制度，由於在開始的時候缺乏一支武裝力量，不可能在城市地區找到一個根據地。因此許多革命工人、知識分子、農民回到農村地區去領導農民起義。無法容忍的社會經濟條件造成了革命的條件：所需要的只是為這一農村群眾運動提供領導、方式和目標。
「所有這些因素都有助於革命游擊戰的發展和成功。當然，這些道理說得很簡單，沒有談到其中更深刻的問題。
「除了這些理由以外，游擊戰所以能夠成功，游擊隊所以能夠戰無不勝，還因為群眾同作戰部隊打成一片。紅色游擊隊不僅是戰士，他們同時也是政治宣傳員和組織者。他們到哪兒就把革命的思想帶到哪兒，向農民群眾耐心解釋紅軍的真正使命。使他們瞭解只有通過革命才能滿足他們的需要，為什麼共產黨是唯一能夠領導他們的政黨。
「但是至於游擊戰的具體任務，你問到為什麼在有些地方發展很快，成了強大的政治力量。而在別的地方卻很容易遭到迅速的鎮壓。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
「首先，中國的游擊戰只有在共產黨的革命領導下才能取勝，因為只有共產黨有決心、有能力滿足農民的要求，瞭解在農民中間進行深入、廣泛、經常的政治和組織工作的必要性，能夠實現它宣傳的諾言。
「其次，游擊隊的實際戰地領導必需堅決果斷、勇敢無畏。沒有這些領導品質，游擊戰不但不能發展，而且在反動派的進攻下一定會衰亡。
「因為群眾只關心他們生計問題的實際解決，因此只有立即滿足他們最迫切的要求才能發展游擊戰。這意味著必須迅速解除剝削階級的武裝。
「游擊隊決不能靜止不動，這樣就會招致毀滅。他們必須不斷擴充，在周圍不斷建立新的外圍團體。每個鬥爭階段都要有政治訓練的配合，從每一個新參加革命的隊伍中必須培養當地的領導人，在一定程度內可以從外面吸收領導人，但是如果游擊運動不能鼓舞、喚醒，不能經常地從本地群眾中培養新的領導人，就不可能有持久的成功。」
這些話使人感到很有興趣，而且無疑也是很重要。但是如果可能性的話，我想知道紅軍的軍事指導原則，因為這些原則使得他們成為裝備比他們強大好幾倍的南京軍隊的勁敵。凡是讀到過一些關於勞倫斯上校及其戰役的人，無不把紅軍的戰術同這個英國運動戰偉大天才的戰術相比。象阿拉伯人一樣，紅軍在少數幾次的大規模陣地戰中戰績平庸，但在運動戰中卻不可戰勝。
張學良少帥所以開始尊重紅軍（這是他被派來摧毀的敵人）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他對他們這種作戰方法的熟練掌握有很深刻的印象，他終於相信，這種方法是可以用來打日本的。他同紅軍達成休戰協議後，就邀請紅軍教官到他在陝西為東北軍辦的軍官訓練班講課，共產黨在那裡的影響迅速擴大。張學良和他的大部分軍官堅決抗日，他們相信，在對日戰爭中，中國最後必須依靠優勢的機動的運動能力。他們迫切地要想知道紅軍在十年內戰的經驗中學到的關於運動戰的戰略戰術的所有知識。
關於這幾點，我原來問過彭德懷，是否可以歸納一下「紅色游擊戰術的原則」？他答應過給我總結一下，並且寫了一些筆記，現在他念給我聽。至於這個問題的詳盡論述，他叫我去看毛澤東寫的一本小冊子，是在蘇區出版的，但是我無法弄到。
彭德懷說，「如果新發展的游擊隊要成功的話，有些戰術原則必須遵守。這是我們從長期經驗中學習到的，雖然視具體情況而異。我認為背離這些原則一般都會造成滅亡。主要原則可以歸納為下列十點：
「第一，游擊隊不能打打不贏的仗。除非有很大的勝利把握，否則不同敵人交戰。
「第二，游擊隊如果領導得好，所採用的主要進攻戰術就是奇襲。必須避免打陣地戰。游擊隊沒有輔助部隊，沒有後方，沒有供應線和交通線，而敵人卻有。因此在長期的陣地戰中敵人據有一切有利條件，總的來說，游擊隊獲勝的可能性與作戰時間長短成反比例。
「第三，在交戰之前，不論主動或是被動，必須制訂出縝密的詳細的進攻計劃，特別是撤退計劃。任何進攻，事先如不充分準備好預防措施，游擊隊就有遭到敵人出奇制勝的危險。游擊隊的極大有利條件就是優勢運動能力，在運用這種能力方面如有錯誤就意味著滅亡。
「第四，在發展游擊戰中必須注意民團，這是地主豪紳的第一道，也是最後一道的最堅決的防線。從軍事上來說，民團必須予以消滅。但從政治上來說，如有可能，就必須把它爭取到群眾一邊來。一鄉的民團不解除武裝，群眾是發動不起來的。
「第五，在與敵軍正常交戰時，游擊隊的人數必須超過敵人。但是如果遇到敵人正規軍在移動、休整、或防範不嚴的時候，可以用一支小得多的部隊，對敵人戰線上的要害進行側翼奇襲，行動要迅速堅決。紅軍的許多‘短促突擊’都是用幾百個人的兵力對成千上萬的敵軍進行的。這種突然進攻要完全成功必須要突然、迅速、勇敢、果斷、計劃周密，挑選的是敵人最薄弱又是最重要的環節。只有高度有經驗的游擊隊才能取勝。
「第六，在實際戰鬥中，游擊戰線必須具有最大的彈性。一旦看出他們對敵人兵力或準備或火力的估計如有錯誤，游擊隊員應該能夠象發動進攻那樣迅速地脫離接觸而後撤。每一單位必須有可靠的幹部，充分能夠代替在戰鬥中傷亡的指揮員。在游擊戰中必須大大依賴下級的隨機應變。
「第七，必須掌握牽制佯攻、騷擾伏擊等分散注意的戰術。在中文中，這種戰術叫做‘聲東擊西的原則’。
「第八，游擊隊要避免同敵軍主力交戰，要集中在最薄弱的或最致命的環節。
「第九，必須提防敵人找到游擊隊主力。為此，游擊隊員在敵人前進時應集中在一個地方，應該在進攻之前經常變位置——一天或一晚上兩三次。游擊隊行動神出鬼沒是要取得成功所絕對必備的條件。進攻後迅速分散的周密計劃同實際集中力量應付敵人進攻的計劃一樣重要。
「第十，除了優勢機動以外，游擊隊由於同地方群眾不可分離，在優勢情報方面具有有利條件，必須充分利用這一條件。理想的情況是，每個農民都是游擊隊的情報員，這樣敵人每走一步，游擊隊就無不事先知道。應努力保護敵情渠道，並建立好幾道輔助情報網。」
據彭德懷司令員說，這就是紅軍力量所繫的主要原則，每次擴大紅區都要運用這些原則。他最後說：
「因此你可以看到游擊戰要成功，需要這些基本條件：無畏、迅速、計劃周密、機動、保密、行動神出鬼沒和堅決果斷。缺一項，游擊隊就不能取勝。如果在戰鬥開始時，他們沒有決斷，戰鬥就要拖延時日。他們必須迅速，否則敵人就能得到增援。他們必須機動靈活，否則就會失掉運動的有利條件。
「最後，游擊隊絕對必需得到農民群眾的擁護和參加。如果沒有武裝農民運動，事實上就沒有游擊隊根據地，軍隊就不可能存在。只有深深紮根於人民的心中，只有實現群眾的要求，只有鞏固農村蘇維埃中的根據地，只有掩護在群眾之中，游擊戰才能帶來革命的勝利。」
彭德懷在陽臺上踱來踱去，每次走到我伏案疾書的桌子邊上時就提出一個論點。現在他突然停下來，沉思地回想。
「但沒有任何東西，絕對沒有任何東西，」他說，「比這一點更重要——那就是紅軍是人民的軍隊，它所以壯大是因為人民幫助我們。
「我記得一九二八年的冬天，我的部隊在湖南只剩下二千多人，還受到包圍。國民黨軍隊把方圓三百里內的所有房子都燒掉了，搶去了所有糧食，然後對我們進行封鎖。我們沒有布，就用樹皮做短衫，把褲腿剪下來做鞋子。頭髮長了沒法剃，沒有住的地方，沒有燈，沒有鹽。我們病的病，餓的餓。農民們也好不了多少，他們剩下的也不多，我們不願碰他們的一點點東西。
「但是農民鼓勵我們。他們從地下挖出他們藏起來不讓白軍知道的糧食給我們吃，他們自己吃芋頭和野菜。他們痛恨白軍燒了他們的房子，搶了他們的糧食。甚至在我們到達之前他們就在同地主老財作鬥爭了，因此他們歡迎我們。許多人參加了我們的隊伍，幾乎所有的人都用某種方式幫助我們。他們希望我們取勝！因此我們繼續戰鬥，衝破了封鎖。」
他向我轉過身來，簡單地結束道。「戰術很重要，但是如果人民的大多數不支援我們，我們就無法生存。我們不過是人民打擊壓迫者的拳頭！」
五
紅軍戰士的生活
在國外，中國士兵的名聲很差。許多人認為他們的槍主要是裝飾品，他們唯一打的仗是用鴉片煙槍打的；如果有步槍交火，都是事先商定，朝天開槍；戰局用銀洋決定勝負，士兵用鴉片發餉。對過去的大部分軍隊來說，這種說法有一部分確是如此，可是現在裝備良好的第一流中國士兵（紅軍白軍都是如此），不再是滑稽戲中的笑話了，這在不久就會讓全世界看到。中國未能擊退日本的進攻並不是判斷的標準：除了上海曾經進行過後來受到破壞的抵抗以外，迄今沒有進行認真的抵抗。
中國依然有著很多滑稽戲式的軍隊，但近年來，已經出現了一種新型中國戰士，他們不久就會取代那些舊式的戰士。內戰，特別是紅軍和白軍之間的階級戰爭，付出的代價一直很高，打得往往很猛烈兇狠，雙方都沒有寬恕或妥協的餘地。中國這十年的內爭，如果說別無成就，那至少已建立了對運用現代技術和戰術有經驗的一支戰鬥力量和軍事頭腦的核心，這不久就會建立一支強有力的軍隊，不再能夠被看作是銀樣蠟槍頭了。
問題從來不在於人材本身。我在一九三二年的淞滬戰役中就知道，中國人同任何別國的人一樣能打仗。撇開技術上的侷限性不談，問題完全是統帥部自己沒有能力訓練麾下的這種人材，賦與軍事紀律、政治信念和致勝意志。紅軍的優越性就在這裡——它往往是戰鬥中相信自己是為一定目的而作戰的唯一一方。紅軍在建軍的教育工作方面的成功，使他們能夠抵抗住敵人的在技術上和數量上的巨大優勢。
中國農民佔紅軍的大部分，他們堅忍卓絕，任勞任怨，是無法打敗的。這在長征中已經表現了出來，這也在紅軍日常生活的嚴格要求上表現出來。可能也有外國軍隊能夠吃得消這種同樣的風吹雨打、食物粗礪、住所簡陋、長期艱苦的生活，但我沒有見過。我對美、英、法、日、意、德的軍隊都比較熟悉，但是我相信只有最優秀的軍隊才能吃得消紅軍戰士這樣緊張艱苦的日常條件。
我在寧夏和甘肅所看到的紅軍部隊，往在窯洞裡，富有地主原來的馬廄裡，用泥土和木料草率建成的營房裡，以前的官吏或駐軍丟棄的場地和房子裡。他們睡在硬炕上，甚至沒有草墊，每人只有一條棉毯——然而這些房間卻相當清潔整齊，雖則地板、牆壁和天花板都是刷了白粉的泥土。他們難得有桌子或書桌，把磚頭或石頭堆起來就當椅子用，因為大部分傢俱在敵人撤退以前就給毀壞或運走了。
每一個連都有自己的炊事員和後勤部門。紅軍的飲食極為簡單。咖啡、茶、蛋糕、各種糖果或新鮮蔬菜，幾乎是聞所未聞的東西，他們也不想。咖啡罐頭比咖啡更有價值；沒有誰喜歡咖啡，它的味道象藥一樣，但是一個好罐頭卻可以做成一個耐用的飯盒！熱開水幾乎是唯一的飲料，喝冷水受到特別禁止。
紅色士兵不作戰時，一天到晚都很忙，實際上，在西北，象在南方一樣，經常長時期沒有活動，因為佔領一個新地方後，紅軍就要休整一兩個月時間，成立蘇維埃或者進行其他的「鞏固」，只派少數人去前哨值勤。敵人除了定期發動大「圍剿」以外，幾乎總是處於守勢。但是在紅軍和敵人各自的攻勢之間往往有很長間隙的閒暇。
紅軍士兵不作戰或不值勤時，每星期休息一天。他們五點鐘起床，晚上九點鐘吹「熄燈號」睡覺。每天的時間表包括：起床後即進行一小時的早操；早餐；兩小時的軍事訓練；兩小時的政治課和討論；午餐；一小時的休息；兩小時的識字課；兩小時的運動；晚餐；唱歌和開小組會；「熄燈號」。
跳遠、跳高、賽跑、爬牆、盤繩、跳繩、擲手榴彈和射擊方面的激烈競賽，受到鼓勵。看了紅軍跳牆、跳杆和盤繩，就不難明白為什麼中國報紙因為他們行動敏捷和爬山迅速而給他們起了「人猿」的綽號。由班到團，在運動、軍事訓練、政治常識、識字和公共衛生等方面的集體競賽中，都頒發獎旗。我在獲得這類榮譽的部隊的列寧室裡，看見這些獎旗陳列在那裡。
每一個連和每一個團都有列寧室，這裡是一切社會和「文化」生活的中心。團的列寧室是部隊營房中最好的，但這話說明不了甚麼；我所看到的總是很簡陋，臨時湊合成的，它們使人注意的是室內的人的活動，而不是室內的裝置。它們全都懸掛了馬克思和列寧像，那是由連團中有才能的人畫的。象中國的一些基督像一樣，這些馬克思和列寧像一般都帶有鮮明的東方人的外貌，眼睛細得象條線，前額高大，象孔子的形像，或者全然沒有前額。紅軍士兵給馬克思起了馬大鬍子的綽號。他們對他似乎又敬又愛。回民戰士特別是這樣，中國人喜歡大鬍子而且能夠留大鬍子的，似乎也只有他們。
列寧室的另一個特點，是室中有專為研究軍事戰術而設的一角，有土製模型。微型城鎮、山嶽、要塞、河流、湖泊和橋樑，都建在這些角落裡，學員在研究一些戰術問題時，玩具軍隊就在這些模型上來回作戰。倒如，在有些地方，可以看到中日淞滬戰爭的重演，在另外地方，又可以看到長城戰役，但大多數模型當然是表現紅軍和國民黨之間過去的戰爭的。此外，它們也用來說明軍隊駐紮地區的地理特點，表現一場假設戰役的戰術，或只是用來引起紅軍士兵對地理和政治課的興趣，他們上這些課是軍事訓練的一部分。在一個衛生連的列寧室裡，我看到人體各部分的泥塑模型，說明某些疾病的影響，人體的衛生，等等。
室的另一角是用來學識字的，這裡可以看到每個戰士的筆記簿都掛在牆壁上指定的木釘上。有三個識字班：識字不到一百個的一班；識字一百到三百個的一班；能讀寫的字超過三百個的又是一班。紅軍為每班出版了自己的課本（以政治宣傳作為學習材料）。除了政治訓練以外，每個連、營、團和軍的政治部都負責群眾教育。他們告訴我，在一軍團中，只有百分這二十左右的人依然在「瞎子」班，這是中國人對完全不識字的人的稱呼。
「列寧室的原則，」第二師那位二十二歲的政治部主任蕭華對我說，「十分簡單。它們的全部生活和活動，必須同戰士的日常工作和發展聯絡起來。必須由戰士自己去進行活動。必須簡單和容易瞭解。必須把娛樂同關於軍隊當前任務的實際教育結合起來。」
每個室也都有牆報，由戰士組成的委員會負責定期出版。這至少比一般列寧室的「藏書」要及時得多，後者主要是標準的中國紅軍教科書和講義，俄國革命史，各種從白區偷運進來或奪取而來的雜誌，以及中國蘇維埃出版物，如《紅色中華》、《黨的工作》、《鬥爭》，等等。
列寧室的牆報可以使人相當深入地瞭解士兵的問題和他們的發展情況。我把許多牆報詳細記下來，翻譯成英文。預旺堡二師三團二連列寧室的九月一日的一張牆報是有代表性的。它的內容包括：共產黨和共青團每天和每星期的通告；兩篇新識字的人寫的粗糙稿件，主要是革命的勉勵和口號；紅軍在甘肅南部獲得勝利的無線電新聞簡報；要學唱的新歌；白區的政治新聞；最使人感到興趣的也許是分別用來進行表揚和批評的紅欄和黑欄了。
「表揚」的內容是稱讚個人或集體的勇氣、無私、勤勞和其他美德。在黑欄裡，同志們互相進行嚴厲的批評，並批評他們的軍官（指名道姓的），例如說沒有把步槍擦乾淨，學習馬虎，丟掉一顆手榴彈或一把刺刀，值勤時抽菸，「政治落後」，「個人主義」，「反動習氣」，等等。在有一個黑欄上，我看到一個炊事員因把小米煮得「半生不熟」而受到批評；在另一個黑欄裡，一位炊事員揭發一個人「老是抱怨」他燒的飯不好吃。
許多人聽到紅軍愛好英國的乒乓球，覺得很有意思。這的確有點奇怪，可是每一個列寧室屋子中間都有一張大乒乓球桌，通常兩用，又作飯桌。吃飯的時候，列寧室變成了飯堂，但總有四、五個「共匪」拿著乒乓球拍、乒乓球和球網站在旁邊。催促同志們快些吃；他們要打乒乓球。每一個連都有乒乓球選手，我簡直不是他們的對手。
有些列寧室有留聲機，那是從以前官員的家裡或白軍軍官那裡沒收來的。一天晚上，他們開美國維克特羅拉留聲機招待我，說是高桂滋將軍送來的「禮物」，當時，他在陝綏交界地區指揮國民黨軍隊打紅軍。高將軍的唱片，除了兩張是法國的以外，全是中國的。法國唱片其中一張灌了《馬賽曲》和《蒂珀拉賴》。另一張是一首法國滑稽歌曲。這張唱片引起驚愕的聽眾縱聲大笑，雖然一句話也不懂。
紅軍有他們自己的許多遊戲，而且不斷地在創造新的遊戲來。有一種叫做「識字牌」，是幫助不識字的人學習他們的基本漢字的比賽。另一種遊戲有點象撲克牌，但高分牌上分別寫的是「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打倒地主」、「革命萬歲」和「蘇維埃萬歲「！低分牌上寫上的口號，根據政治和軍事目的而不同。此外，還有許多集體遊戲。共青團員負責列寧室的節目，每天也領著大家唱歌。其中許多歌曲是配著基督教讚美詩的調子唱的！
所有這些活動，使士兵們十分忙碌而又十分健康。我沒有看見過隨營商人或隨營娼妓和紅軍部隊在一起。吸鴉片煙是禁止的。不論在我與紅軍同行的路上，或者在我參觀過的營房裡，我都沒有看見過鴉片煙或煙槍。除值班外，並不禁止吸香菸，但是有反對吸菸的宣傳，吸香菸的紅軍士兵似乎很少。我請他們吸菸時，他們多數謝絕。
這就是後方正規紅軍戰士的有組織的生活。也許並不是十分有刺激性，但跟宣傳捏造大為不同，而根據這些宣傳捏造，你很可能以為紅軍的生活是縱酒宴樂，由裸體舞女助興，飯前飯後都大肆劫掠。這純粹是胡說八道——其實也談不上純粹。事實是，任何地方的革命軍隊總是有過於禁慾的危險，而不是相反。
紅軍的有些辦法，現在已為蔣介石的精銳「新軍」和他的新生活運動所仿效——有好得多的條件來實現。但是紅軍說，有一樣東西是白軍沒法仿效的，就是他們的「革命覺悟」，那是他們維繫鬥志的主要支柱。要知道這種革命覺悟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最好是看一看紅軍的政治課——那裡你可以聽到深印在這些青年的腦際，使他們為之戰鬥和犧牲的簡單的信條。
六
政治課
一天下午無事，我就去找紅軍政治部的劉曉，他的辦公室在預旺堡城牆上的一個碉堡裡。
我見到的指揮員和黨的領導人已經不少了，但是士兵群眾卻不夠。到現在已經很明顯地可以看出，紅軍指揮員們都是忠誠的馬克思主義者，都是通過共產黨派在部隊每一單位的政治部中的代表有效地受到共產黨的領導。當然，托洛茨基先生可能會爭論，他們究竟是好馬克思主義者還是壞馬克思主義者，但我在這裡卻不想作這樣微妙的區分。重要的是，按他們自己的方式，他們是社會主義的自覺戰士；他們知道自己要的是什麼，相信自己是一個世界性運動的一部分。
我對劉曉說，「我已見了不少指揮員，但士兵卻見得不夠。普通戰士究竟怎麼樣？這些反帝和階級鬥爭的玩意兒，他到底相信幾分？我要去參加他們的政治課，希望你同我一起去。他們的方言太多，我一個人去不能全聽懂。」
劉曉是我在紅軍中遇到的思想最一本正經，工作最刻苦努力的青年之一。他是個極其認真的二十五歲的青年，面容清秀聰明，態度極其溫和謙恭、彬彬有禮。我感覺到他內心中對自己同紅軍的關係極為自豪。他對共產主義有一種宗教式狂熱的純粹感情。我相信，他如接到命令是會毫不猶豫地開槍打死不管多少的「反革命分子」和「叛徒」的。
我沒有權利闖到他那裡去打擾他的工作，但是我知道他奉到命令要盡一切可能協助我。他有好幾次充當我的翻譯，因此我就要充分利用這個條件。我也認為，他厭惡外國人，後來他向我談了他的簡短自傳以後，我就不怪他了。他在自己的國土上曾兩次遭到外國警察的逮捕和囚禁。
劉曉以前是湖南辰州府一所美國教會學校東景書院的學生。他在一九二六年和大革命以前本來是個虔誠的原教旨派基督教徒，熱心基督教青年會工作。一天他領導一次學生罷課，被學校開除，家庭與他斷絕關係。他對在中國的「教會的帝國主義基礎」有了認識以後，就去了上海，積極參加那裡的學生運動，加入了共產黨，被法租界警察逮捕。一九二九年獲釋後，又找到了同志們，在共產黨地下省委領導下工作，又被英國警察逮捕，關在有名的華德路監獄，受到電刑拷打，要他招供，後來移交給中國當局，又關監牢，到一九三一年才重獲自由。當時他才二十歲。不久之後，他就由共產黨的「地下交通」送到福建蘇區，從此就一直在紅軍裡。
劉曉同意陪我一起到一個列寧室去參觀上政治課。這是一軍團二師二團的一個連在開會，有六十二人參加。這是該連的「先進小組」；另外還有一個「第二小組」。紅軍中的政治教育是通過三個大組進行的，每個大組分為上述兩個小組。每一小組選出自己計程車兵委員會，同上級軍官商量辦事，派代表參加者蘇維埃。這三個大組中，一個是由連長以上軍官組成；一個是由班長和士兵組成；一個是後勤部隊——炊事員、馬伕、騾夫、通訊員和少先隊。
屋子裡裝飾著綠色的松柏樹枝，大門上釘著一顆紙製的大紅星。裡面是必備的馬克思和列寧的畫像，另一面牆上是淞滬戰爭英雄蔡廷鍇將軍和蔣光鼐將軍的照片。有一張俄國紅軍在紅場集合慶祝十月革命的巨幅照片——那是從上海一家雜誌上剪下來的。最後，還有一幅馮玉祥將軍的巨幅石版印刷像，下面的口號是「還我河山」！這是中國一句古話，現在由於抗日運動而復活了。
戰士們坐在他們自己帶來的磚塊上（常常可以看到士兵們上學去時，一手拿著筆記本，一手帶著一塊磚頭），帶領他們的是連長和政治委員，兩人都有是黨員。據我瞭解，題目是「抗日運動的發展」。一個身材頎長、面容瘦削的青年在講課，他似乎是在總結五年來中日「不宣之戰」，提高嗓門在喊叫。他談到日本侵略滿洲，他自己在那裡的經歷，他當時是張學良少帥的軍隊的一個士兵。他譴責南京下令「不抵抗」。然後他介紹了日本對上海、熱河、河北、察哈爾和綏遠的侵略。他說每次侵略中「國民狗黨」都不戰而退。他們「把我國四分之一的領土奉送給了日本強盜」。
「為什麼？」他問道，非常激動，聲音有點哽咽。「為什麼我們中國軍隊不打仗救中國？是因為他們不願打嗎？不是！東北軍戰士幾乎天天要求我們的軍官率領我們上前線，打回老家去。每個中國人都不願當亡國奴！但是中國的軍隊因為我們的賣國政府而不能打仗。」
「但是如果我們紅軍領導他們，人民就會打仗……」他最後總結了抗日運動在共產黨領導下的西北的發展。
另一個人站了起來，立正地站著，雙手貼著身子的兩邊。劉曉悄悄地告訴我，他是班長——一個上士——參加者過長征。「不要打日本的只是賣國賊。只是有錢人，軍閥，稅吏，地主，銀行家，他們開展‘與日本合作’運動，提出‘聯合反共’的口號。他們只是一小撮，他們不是中國人。
「我們的農民和工人，我們每一個人都要抗戰救國。只要身他們指出一條道路……我怎麼知道的？在我們江西蘇區，我們人口只有三百萬，但是我們招了五十萬人志願參加的游擊隊！我們忠誠的蘇區在我們反對賣國白軍的戰爭中熱情支援我們。紅軍在全國勝利後，我們就會有一千多萬的游擊隊。那時看日本人敢不敢搶我們！」
還有許多這樣的發言，他們一個接著一個站起來痛斥日本，有時強調、有時不同意以前一個發言者的話，有時對組織討論的人提出的問題作出答覆，或者對「擴大抗日運動」提出建議，等等。
有一個青年談到去年紅軍抗日東征山西時人民的反應。他叫道，「老百姓歡迎我們！他們幾百幾百的來參加我們紅軍。他們在我們行軍的路上送茶水和餅來。有許多人從田裡出來參加我們，向我們歡呼……他們十分清楚地明白，誰要把中國出賣給日本。我們的問題是要喚起全國人民，象我們喚起山西人民一樣……」
有一個發言者談到白區的抗日學生運動，另一個談到西南的抗日運動，一個東北人談到張學良少帥的東北軍為什麼不願再打紅軍的原因。「中國人不打中國人，我們大家都有要團結起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我們必須收復失地！」他慷慨激昂地結束他的發言。第四個人談到東北抗日義勇軍，另一個談到另各地日本紗廠中的中國工人的罷工。
討論歷時一個多小時。指揮員和政治委員有時插一下言總結一下剛才的發言，發揮其中的一個論點，或者補充一些新情況，糾正剛才發言中的某一點。戰士們都用小本子吃力地記了簡單的筆記，他們的誠實的農民的臉上露出了認真思索的神色。整個討論是很生硬地帶有宣傳性的，他們一點也不在乎誇大事實。這甚至有點傳教的味道，所選的材料都是為了證明一個論點。但它的效果很大，這一點是很明顯的。在這些年輕的沒有什麼訓練的頭腦中逐漸形成了簡單然而強烈的信念，從形式上來說是很符合邏輯的信念，也是任何一支十字大軍為了要加強精神團結、勇氣、為事業而犧牲——我們稱之為士氣的那種精神——都認為是必要的信條。
最後我打斷了他們的發言，提出一些問題。他們都舉手搶著回答。我發現在場的六十二個人中，有九個來自城市工人階級家庭，其餘都是直接來自農村。二十一個以前在白軍當過兵，六個前東北軍。只有八個已婚，二十一個來自紅軍家庭——也就是在蘇區得到土改好處的貧農家庭。三十四個不滿二十歲，二十四個在二十到二十五歲之間，只有四個在三十歲以上。
我問道，「紅軍在哪個方面比中國其他軍隊好？」這個問題有十二個人立即站起來回答。我當時記下的答覆，有一部分簡述如下：
「紅軍是革命的軍隊。」
「紅軍是抗日的。」
「紅軍幫助農民。」
「紅軍中的生活條件同白軍生活完全不同。我們在這裡人人平等；在白軍中，士兵群眾受到壓迫。我們為自己和群眾打仗。白軍為地主豪紳打仗。紅軍官兵生活一樣。白軍士兵受奴隸待遇。」
「紅軍軍官來自戰士行列，完全靠表現得到提拔。但白軍軍官是靠錢買的，或者用政治影響。」
「紅軍戰士是志願當兵的，白軍是強徵來的。」
「資本家的軍隊是要維護資產階級。紅軍為無產階級打仗。」
「軍閥的軍隊的任務是收稅和壓榨人民的血。紅軍為解放人民打仗。」
「群眾恨白軍；他們愛紅軍。」
我再一次打斷他們，「但是你怎麼知道農民是真的愛紅軍的呢？」這時又有好幾個人跳起來回答。政治委員指了一個。
「我們到新區去的時候，」他說，「農民們總是自動出來幫助我們做急救工作。他們把我們的受傷的戰士從前線抬回醫院。」
另一個：「我們長征過四川時農民給我們送來了他們自己做的草鞋，一路上給我們送來了茶和熱水。」
第三個「我在劉志丹的二十六軍裡在定邊作戰的時候，我們的小分隊保衛一個孤立的崗哨，抵抗國民黨將領高桂滋的進攻。農民們給我們帶來了吃的和喝的。我們不用派人去搞給養，人民會幫助我們，高桂滋的軍隊打敗了。我們俘虜了幾個，他們告訴我們，他們有兩天沒水喝了。農民們在井裡放了毒逃走了。」
一個甘肅農民出身的戰士：「人民在各方面幫助我們。在作戰的時候，他們常常把小股敵軍繳了械，切斷他們的電話電報線，把白軍調動的訊息告訴我們，但是他們從來不會切斷我們的電話線，他們幫我們拉電話線！」
另一個：「最近一架敵機在山西一個山上墜毀時，只有幾個農民看到。他們只有紅纓槍和鐵鍬武裝，但是還是襲擊了那架飛機，把兩個飛行員繳了械，捉了起來，送到瓦窯堡我們這裡！」
還有一個：「今年四月在延長，有五個村子成立蘇維埃，我正好駐在那裡，後來我們受到湯恩伯的進攻，不得不後撤。民團回來後捉了村裡十八個人，砍了他們的腦袋。這時我們進行了反攻。村裡的人領我們從山上一條秘密小道襲擊民團。他們沒有防備，我們進攻後繳了三排敵軍的械。」
這時，一個臉上長了一條長疤的青年站了起來，講了長征路上的經歷。他說，「紅軍過貴州時，我和幾個同志在遵義附近受了傷。當時部隊得前進，不能帶我們走，醫生給我們包紮好後，把我們留給一些農民，要他們照顧我們。他們給我們飯吃，待我們很好，白軍到那個村子來時，他們把我們藏了起來。幾個星期以後，我們就復原了。後來紅軍回到這一帶來，第二次攻克了遵義。我們回到了部隊，村子裡有幾個青年和我們一起走了。」
另一個：「有一次我們在[陝西北部的]安定的一個村子裡，我們只有十多個人和十多支槍。農民給我們做豆腐吃，給了我們一頭羊。我們大吃了一頓就睡了，只留一個人站崗。他也睡著了，但在半夜裡，有一個農村孩子跑了來把我們叫醒。他從山上跑了十里路來告訴我們，民團在那裡打算包圍我們。一個小時後民團果然來進攻了，但我們已有準備，把他們打退。」
一個眼光明亮的少年，嘴上還沒有長毛，他站起來宣佈：「我只有一句話要說。白軍到甘肅的一個村子中來時，沒有人幫助它，沒有人給它吃的，沒有人要參加。但是紅軍來時，農民們組織起來，成立委員會來幫助我們，青年人都志願參軍。我們紅軍就是人民，我要說的就是這一點！」
那裡的每一個青年似乎都有個人的經歷可以說出來證明「農民愛我們」。對於那個問題，我記下了十七個不同的答覆。這樣一問一答很受人歡迎，結果又過去了一個小時，我才發現這些戰士早已過了晚飯時間。我向他們道歉，準備走時，該連的一個「小鬼」站起來說，「不要客氣。我們紅軍打仗的時候顧不上吃飯，我們向我們的外國朋友介紹紅軍時也不在乎過了吃飯時間。」
這話講得很得體，那個小鬼說的大概句句是實話。但是這並不妨礙他狼吞虎嚥地很快喝完了一大碗熱氣騰騰的小米粥，那是幾分鐘之後我在該連食堂裡看到他們盛給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