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他們唱得太多了」（下）

這一切規定似乎都很進步，當然與共產主義理想來說也許還有很大距離。但是蘇區為求生存還忙不過來，居然能實現這種情況，這一點是的確令人感到興趣的。至於實現的情況是多麼原始，那是另外一回事！他們有俱樂部、學校、寬敞的宿舍——這一切都是肯定的——但是這都是在窯洞裡，下面是土地，沒有沐浴裝置，沒有電影院，沒有電燈。他們有伙食供應，但吃的是小米、蔬菜，偶爾有羊肉，沒有任何美味。他們領到蘇區貨幣發的工資和社會保險金，這一點也沒有問題，但是能買的東西嚴格地限於必需品——而且也不多！

「無法忍受」！一個普通美國工人或英國工人會這樣說。但是對這些人來說並不是如此。你得把他們的生活同中國其他地方的制度兒作一對比，才能瞭解為什麼原因，例如，我記得上海的工廠裡，小小的男女童工一天坐在那裡或站在那裡要幹十二、三小時的活，下了班精疲力盡地就躺倒在他們的床——機器下面鋪的髒被子——上睡著了。我也記得繅絲廠的小姑娘和棉紡廠的臉色蒼白的年輕婦女——他們同上海大多數工廠的包身工一樣——實際上賣身為奴，為期四、五年，給工廠做工，未經許可不得擅離門警森嚴、高牆厚壁的廠址。我還記得一九三五年在上海的街頭和河浜裡收殮的二萬九千具屍體，這都是赤貧的窮人的屍體，他們無力餵養的孩子餓死的屍體和溺嬰的屍體。

對吳起鎮這些工人來說，不論他們的生活是多麼原始簡單，但至少這是一種健康的生活，有運動、新鮮的山間空氣、自由、尊嚴、希望，這一切都有充分發展的餘地。他們知道沒有人在靠他們發財，我覺得他們是意識到他們是在為自己和為中國做工，而且他們說他們是革命者！因此，我瞭解為什麼他們對每天兩小時的讀書寫字、政治課、劇團非常重視，為什麼他們認真地參加在運動、文化、衛生、牆報、提高效率方面舉行的個人或團體的比賽，儘管獎品很可憐。所有這一切東西，對他們來說都是實際的東西，是他們以前所從來沒有享受過的東西，也是中國任何其他工廠中從來沒有過的東西。對於他們面前所開啟的生活的大門，他們似乎是心滿意足的。

要我這樣一箇中國通相信這一點是很困難的，而且我對它的最終意義仍感到不明白。但是我不能否認我看到的證據。這裡篇幅不許可我把這種證據詳細提出來，我需要把我接觸到的一些工人告訴我的十多個故事一一介紹；引用他們在牆報上的文章和批評——是剛學會文化的人用稚氣筆跡書寫的，其中有不少由我在那個大學生的幫助下譯成了英文；也需要報道我參加過的政治集會，這些工人所創作和演出的戲，以及許許多多構成一個總「印象」的小事情。

但是我在執筆寫本書時正好記得這樣的一件「小事情」。我在吳起鎮遇到一個電氣工程師，一個名叫朱作其的很有才能但嚴肅認真的共產黨員。他的英語和德語都很好，是個電力專家，所寫的工程教科書在中國普遍採用。他曾在上海電力公司工作過，後來在慎昌洋行。最近以前，他在南方擔任顧問工程師，他是個很能幹的人，一年收入可達一萬元。但他放棄了這樣的收入，丟下家庭，到陝西的這些荒山中來，盡義務為共產黨貢獻他的力量。這簡直是不可相信的！這個現象的背景要追溯到他敬愛的祖父，寧波的一個著名慈善家，他臨死時對他年輕的孫兒的遺言是要「把一生貢獻給提高人民大眾的文化水平。」朱作其於是斷定最快的方法是共產黨的方法。

朱作其這樣做是有點戲劇性的，是本著一種殉道者和熱心家的精神。對他來說，這是一件嚴肅的事。意味著早死，他以為別人也這麼想。我相信，當他看到周圍居然嬉嬉鬧鬧，大家都高高興興的，他一定感到有點意外。當我問他有什麼感想時，他嚴肅地說，他只有一個意見。「這些人花在唱歌的時間實在太多了！」他抱怨說。「現在不是唱歌的時候！」

我認為這一句話概括了陝西蘇區這個奇特的「工業中心」的年輕氣氛。他們即使缺乏社會主義工業的物質，卻有社會主義工業的精神！

一

「真正的」紅軍（上）

在甘肅和寧夏的山間和平原上騎馬和步行了兩個星期以後，我終於來到預旺堡，那是寧夏南部一個很大的有城牆的市鎮，那時候是紅軍一方面軍和司令員彭德懷的司令部所在地。

雖然在嚴格的軍事意義上來說，所有的紅軍戰士都可以稱為「非正規軍」（而且有些人會說是「高度非正規軍」），但紅軍自己對於他們的方面軍、獨立軍、游擊隊和農民赤衛隊是作了明確的區分的。我在陝西初期的短暫旅行中，沒有看見過任何「正規的」紅軍，因為它的主力部隊那時候正在離保安將近二百英里的西部活動。我原打算到前線去，但蔣介石正在南線準備發動另一次大攻勢的訊息傳來，使我想到兵力較強的一邊去，趁還來得及越過戰線去寫我的報道的時候，及早離開這裡。

有一天，我對吳亮平表示了這些猶豫的考慮。吳亮平是在我同毛澤東的長時間正式談話中充當翻譯的一位年輕的蘇維埃官員。吳亮平雖然是個臉色紅潤的二十六歲青年，已寫了兩本關於辯證的書。我發現他為人很討人喜歡，除了對辯證法以外，對什麼事情都有幽默感，因此我把他當作朋友看待，坦率地向他表示了我的擔心。

他聽了我說的話，驚訝得發呆。「你現在有機會到前線去，你卻不知道該不該要這個機會？可不要犯這樣的錯誤！蔣介石企圖消滅我們已有十年了，這次他也不會成功的。你沒有看到真正的紅軍就回去，那可不行！」他提出了證據說明我不應當這麼做，最使我感動的是，光是提到要到前線去就在他這個久經鍛鍊的老布林什維克和長征老戰士身上引起那樣大的熱情。我想大概總有什麼東西值得一看，因此決定作此長途旅行，安然無事地到達了吳亮平的真正的紅軍作戰的地點。

我幸虧接受了他的勸告。我要是沒有接受他的勸告，我在離開保安時就仍舊不明白紅軍不可戰勝的聲譽從何而來，仍舊不相信正規紅軍的年輕、精神、訓練、紀律、出色的裝備、特別是高度的政治覺悟，仍舊不瞭解紅軍是中國唯一的一支從政治上來說是鐵打的軍隊。

要了解這些所謂的土匪，最好方法也許是用統計數字。因為我發現紅軍對全部正規人員都有完整的資料。下面的事實，我覺得極有興趣和意義，是一方面軍政治部主任、能說俄語的二十九歲的楊尚昆從他的檔案中找出來的。除了少數例外，這個統計材料限於我有機會進行觀察核實的一些問題。

首先，許多人以為紅軍是一批頑強的亡命之徒和不滿分子。我自己也有一些這樣的模糊觀念。不久，我就發現自己完全錯了。紅軍的大部分是青年農民和工人，他們認為自己是為家庭、土地和國家而戰鬥。

據楊尚昆說，普通士兵的平均年齡是十九歲。這很容易相信。雖然許多紅軍士兵已經作戰七、八年甚至十年，但大量還只是十多歲的青年。甚至大多數「老布林什維克」,那些身經百戰的老戰士，現在也只有二十剛出。他們大多數是作為少年先鋒隊員參加紅軍的，或者是在十五歲或十六歲時入伍。

在一方面軍中，共有38%計程車兵，不是來自農業無產階級（包括手工業者、趕騾的、學徒、長工等）就是來自工業無產階級，但58%是來自農民。只有4%來自小資產階級——商人、知識分子、小地主等的子弟。在一方面軍中，包括指揮員在內的50%以上的人，都是共產黨員或共青團員。

60%-70%計程車兵是有文化的——這就是說，他們能夠寫簡單的信件、文章、標語、傳單等。這比白區中普通軍隊的平均數高得多了，比西北農民中的平均數更高。紅軍士兵從入伍的第一天起，就開始學習專門為他們編寫的紅色課本。進步快的領到獎品（廉價筆記簿、鉛筆、錦旗等，士兵們很重視這些東西），此外，還作出巨大的努力來激勵他們的上進心和競賽精神。

象他們的指揮員一樣，紅軍士兵是沒有正規薪響的。但每一個士兵有權取得一份土地和這塊土地上的一些收入。他不在的時候，由他的家屬或當地蘇維埃耕種。然而，如果他不是蘇區本地人，則從「公田」（從大地主那裡沒收而來）的作物收益中取出一份作報酬，公田的收益也用於紅軍的給養。公田由當地蘇維埃區的村民耕種。公田上的無償勞動是義務的，但在土地重新分配中得到好處的農民，大多數是願意合作來保衛改善了他們的生活的制度的。

紅軍中軍官的平均年齡是二十四歲。這包括從班長直到軍長的全部軍官，儘管這些人很年輕，平均都有八年的作戰經驗。所有的連長以上的軍官都有文化，雖然我遇見過幾位軍官，他們參加紅軍以前還不能認字寫字。紅軍指揮員約有三分之一以前是國民黨軍人。在紅軍指揮員中，有許多是黃埔軍校畢業生、莫斯科紅軍大學畢業生、張學良的「東北軍」的前軍官、保定軍官學校的學生、前國民軍（「基督將軍」馮玉祥的軍隊）的軍人，以及若干從法國、蘇聯、德國和英國回來的留學生。我只見到過一個美國留學生。紅軍不叫「兵」（在中國這是一個很遭反感的字），而稱自己為「戰士」。

紅軍計程車兵和軍官大多數未婚。他們當中許多人「離了婚」——這就是說他們丟下了妻子和家人。在有幾個人身上，我真的懷疑。這種離婚的願望事實上可能同他們參加紅軍有些關係，但這也許說得太刻薄了。

從在路上和在前線的許多交談中。我所得的印象是這些「紅軍戰士」大多數依然是童男。在前線和軍隊在一起的女人很少，她們本人幾乎全都是蘇維埃幹部或同蘇維埃幹部結了婚的。

就我所能看到或知道的，紅軍都以尊重的態度對待農村婦女和姑娘，農民對紅軍的道德似乎都有很好的評價。我沒有聽到過強姦或汙辱農村婦女的事件，雖然我從一些南方士兵那裡瞭解到丟在家鄉的「愛人」的事情。紅軍很少有人吸菸喝酒；煙酒不沾是紅軍「八項注意」之一，雖然對這兩種壞習慣沒有規定特別的處罰，但我在牆報上的「黑欄」上看了好幾宗對有吸菸惡習的人提出嚴厲的批評。喝酒不禁止，但也不鼓勵。喝得酩酊大醉的事情，就我的見聞來說，卻沒有聽到過。

一

「真正的」紅軍（下）

彭德懷司令員曾任國民黨將軍，他告訴我說，紅軍極其年輕，說明它為什麼能夠吃苦耐勞，這是很可信的。這也使得女伴問題不太嚴重。彭德懷本人在一九二八年率領國民黨軍隊起義參加紅軍後，就沒有見過自己的妻子。

紅軍指揮員中的傷亡率很高。他們向來都同士兵並肩作戰，團長以下都是這樣。一位外國武官曾經說，單單是一件事情就可以說明紅軍同擁有極大優勢的敵人作戰的能力了。這就是紅軍軍官習慣說的：「弟兄們，跟我來！」而不是說：「弟兄們，向前衝！」在南京發動的第一次和第二次「最後清剿」中，紅軍軍官的傷亡率往往高達百分之五十。但紅色軍不能經受這樣的犧牲，因此後來採取了多少要減少有經驗的指揮員的生命危險的戰術。雖然這樣，但在第五次江西戰役中。紅軍指揮員的傷亡率還是平均在百分之二十三左右。關於這一點。在紅區中，人們可以看到許多證據。通常可以看到，二十剛出頭的青年就丟了一隻胳臂或一條腿，或者是手指被打掉了，或者是頭上或身上留有難看的傷痕——但是他們對於革命依然是高高興興的樂觀主義者！

在紅軍的各支隊伍裡，幾乎中國各省的人都有。在這個意義上，紅軍或許是中國唯一的真正的全國性軍隊了。它也是「征途最遼闊」的軍隊！老兵們走過十八個省份。他們也許比其他任何軍隊更加熟悉中國的地理。在長征途上，他們發現大多數的舊中國地圖了無用處，於是紅軍制圖員重新繪製了許許多多英里的區域地圖，特別是在土著居民地區的西部邊疆地區。

一方面軍約有三萬人，南方人佔的百分率很高，約有三分之一來自江西、福建、湖南或貴州。將近百分之四十來自西部的四川、陝西和甘肅等省。一方面軍包括一些土著居民（苗族和彝族），此外還有一支新組織起來的回民紅軍。在獨立部隊中，當地人的百分率還更高，平均佔總數的四分之三。

從最高階指揮員到普通士兵，吃的穿的都一樣。但是，營長以上可以騎馬或騾子。我注意到，他們弄到美味食物甚至大家平分——在我和軍隊在一起時，這主要表現在西瓜和李子上。指揮員和士兵的住處，差別很少，他們自由地往來，不拘形式。

有一件事情使我感到迷惑。共產黨人是怎樣給他們的軍隊提供吃的、穿的和裝備呢？象其他許多人一樣，我原以為他們一定是完全靠劫掠來維持生活。我已經說過，我發現這種臆想是錯誤的，因為我看到，他們每佔領一個地方，就著手建設他們自己的自給經濟，單單是這件事實，就能夠使他們守住一個根據地而不怕敵人的封鎖。此外，對於中國無產階級軍隊能夠靠幾乎不能相信的極少經費活下去，我也是沒有認識的。

紅軍聲稱他們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槍械和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彈藥是從敵軍那裡奪來的。如果說這是難以置信的話，我可以作證，我所看到的正規軍基本上是用英國、捷克斯洛伐克、德國和美國機關槍、步槍、自動步槍、毛瑟槍和山炮裝備起來，這些武器都是大量地賣給南京政府的。

我看見紅軍使用的唯一俄國制步槍，是一九一七年造的產品。我直接從幾個前馬鴻逵將軍計程車兵口中聽到，這些步槍是從馬的軍隊那裡奪來的。而國民黨手中的寧夏省殘餘部分的省主席馬將軍又是從馮玉祥將軍那裡把這些步槍接過手來的，馮將軍在一九二四年統治過這個地區，曾從外蒙古得到一些武器。紅軍正規軍不屑使用這些老式武器，我看見只有游擊隊的手中才有這種武器。

我在蘇區時，要想同俄國的武器來源發生任何接觸，客觀上是不可能的。紅軍為總數將近四十萬的各種敵軍所包圍，而且敵人控制著每一條通向外蒙古、新疆或蘇聯的道路。別人老是指責他們從俄國那裡得到武器，我想，要是有一些這樣的武器居然從天而降，他們是樂意得到的。但是，只要看一看地圖就十分明白，在中國共產黨人往北方和西方擴大更多的面積以前，莫斯科沒法供應任何定貨，姑且假定莫斯科有意這麼做，但那是大可懷疑的。

第二，共產黨沒有高薪的和貪汙的官員和將軍，這是事實，而在其他的中國軍隊中，這些人侵吞了大部分軍費。在軍隊和蘇區中厲行節約。實際上，軍隊給人民造成的唯一負擔，是必須供給他們吃穿。

實際上，我已經說過，西北蘇區佔地面積相當於英國，它的全部預算當時每月只有三十二萬美元！這個驚人的數目中將近百分之六十是用來維持武裝部隊的。財政人民委員林祖涵老先生為此感到很抱歉，但是說「在革命獲得鞏固以前，這是不可避免的」。當時武裝部隊為數（不包括農民輔助部隊）約四萬人。這是在二方面軍和四方面軍到達甘肅以前的事情，此後紅色區域大大擴大，西北的紅軍主力不久就接近九萬人的總數了。

統計數字就說到這裡。但是要了解中國紅軍為什麼能在這幾年中維持下來，必須對他們的內在精神、士氣鬥志、訓練方法有所瞭解。而且，也許更重要的是，對他們的政治和軍事領導要有所瞭解。

例如，南京懸賞要取紅軍司令員彭德懷的首級，為數之大足以維持他領導下的全軍（如果財政人民委員林祖涵的數字是正確的）一個多月，他究竟是怎樣一個人？

二

彭德懷印象（上）

我在八、九兩月訪問前線的時候，一、二、四方面軍統一指揮的工作還沒有開始。一方面軍有八個「師」當時駐守從寧夏的長城到甘肅的固源和平涼一線。一軍團派出一支先遣部隊向南向西移動，為當時領導二、四方面軍從西康和四川北上，在甘肅南部突破南京部隊縱深封鎖的朱德開闢一條道路。預旺堡是位於寧夏東南部的一個古老的回民城池，現在成了一方面軍司令部的駐地。我在這裡找到了該軍的參謀部和司令員彭德懷。

彭德懷的「赤匪」生涯是快十年前開始的，他當時在多妻的軍閥省主席何鍵將軍的國民黨軍隊中領導了一次起義。彭德懷是行伍出身，先在湖南，後在南昌進過軍校，畢業後，他因才能出從，迅獲提升，一九二七年年方二十八歲就已任旅長，在湘軍中以「自由派」軍官著稱，因為他辦事真的跟士兵委員會商量。

彭德懷當時在國民黨左派中、在軍隊中、在湖南軍校中的影響，使何鍵極為頭痛。何鍵將軍在一九二七年冬天開始大舉清洗他的軍隊中的左派分子，發動了有名的湖南「農民大屠殺」，把成千上萬的激進農民和工人當作共產黨慘殺。但是因為彭德懷極孚眾望，他不敢貿然下手。這一遲疑，給他帶來了很大的損失。一九二八年七月彭德懷以他自己的著名第一團為核心，聯合二、三團部分官兵和軍校學生，舉行平江起義，又同起義的農民會合，成立了湖南的第一個蘇維埃政府。

兩年以後，彭德懷積聚了一支約八千個兄弟的「鐵軍」，這就是紅軍五軍團。他以這支部隊攻佔了湖南省會長沙這個大城市，把何鍵的六萬軍隊趕跑——他們大多數都是鴉片鬼。紅軍守城十日，抵禦寧湘聯軍的反攻，最後因受到日、英、美炮艦的轟擊，才被迫撤出。

不久之後，蔣介石就職開始對赤匪進行第一次「大圍剿」。這些圍剿經過，前文已有概述。南方紅軍長征時，彭德懷是打先鋒的一軍團司令員。他突破了幾萬敵軍的層層防線，在進軍途上一路攻克戰略要衝，為主力部隊保證交通，最後勝利進入陝西，在西北蘇區根據地找到了棲身之地。他的部下告訴我說，六千英里的長征，大部分他是步行過來的，常常把他的馬讓給走累了的或受了傷的同志騎。

彭德懷過去既有這樣一種鬥爭歷史，我原以為他是個疲憊的、板著臉的狂熱領袖，身體也許已經垮了。結果我卻發現彭德懷是個愉快愛笑的人，身體極為健康，只是肚子不好，這是在長征途上有一個星期硬著頭皮吃沒有煮過的麥粒和野草，又吃帶有毒性的食物和幾天顆粒未進的結果。他身經百戰，只受過一次傷，而且只是表面的。

我住在彭德懷設在預旺堡的司令部的院子裡，因此我在前線常常看到他。附帶說一句，司令部——當時指揮三萬多軍隊——不過是一間簡單的屋子，內設一張桌子和一條板凳，兩隻鐵製的檔案箱，紅軍自繪的地圖，一臺野戰電話，一條毛巾，一隻臉盆，和鋪了他的毯子的炕。他同部下一樣，只有兩套制服，他們都不佩軍銜領章。他有一件個人衣服，孩子氣地感到很得意，那是在長征途上擊下敵機後用繳獲的降落傘做的背心。

我們在一起吃過好幾頓飯。他吃的很少很簡單，伙食同部下一樣，一般是白菜、麵條、豆、羊肉，有時有饅頭。寧夏產瓜，種類很多，彭德懷很愛吃。可是，好吃慣了的作者卻發現彭德懷在吃瓜方面並不是什麼對手。但是在彭德懷參謀部裡的一位醫生前面只好低頭認輸，他的吃瓜能力已為他博得了「韓吃瓜的」這樣一個美名。

二

彭德懷印象（下）

我必須承認彭德懷給我的印象很深。他的談話舉止裡有一種開門見山、直截了當、不轉彎抹角的作風很使我喜歡，這是中國人中不可多得的品質。他動作和說話都很敏捷，喜歡說說笑笑，很有才智，善於馳騁，又能吃苦耐勞，是個很活潑的人。這也許一半是由於他不吸菸、也不喝酒的緣故。有一天紅二師進行演習，我正好同他在一起，要爬一座很陡峭的小山。「衝到頂上去！」彭德懷突然向他喘吁吁的部下和我叫道。他象兔子一般竄了出去，在我們之前到達山頂。又有一次，我們在騎馬的時候，他又這樣叫了一聲，提出挑戰。從這一點和其他方面可以看出他精力過人。

彭德懷遲睡早起，不象毛澤東那樣遲睡也遲起。就我所知，彭德懷每天晚上平均只睡四、五小時。他從來都是不急不忙的，但總是很忙碌。我記得那天早上一軍團接到命令要前進二百里到敵區的海原，我多麼吃驚：彭德懷在早飯以前發完了一切必要的命令後，下來同我一起吃飯，飯後他就馬上上路，好象是到鄉下去郊遊一樣，帶著他的參謀人員走過預旺堡的大街，停下來同出來向他道別的穆斯林阿訇說話。大軍似乎是自己管理自己的。

附帶說一句，雖然政府軍飛機常常在紅軍前線扔傳單，懸賞五萬到十萬元要緝拿彭德懷，不論死擒活捉，但是他的司令部門外只有一個哨兵站崗，他在街上走時也不帶警衛。我在那裡的時候，看到有成千上萬張傳單空投下來要懸賞緝拿他、徐海東、毛澤東。彭德懷下令要儲存這些傳單。這些傳單都是單面印的，當時紅軍缺紙，就用空白的一面來印紅軍的宣傳品。

我注意到，彭德懷很喜歡孩子，他的身後常常有一群孩子跟著。許多孩子充當勤務員、通訊員、號兵、馬伕，作為紅軍正規部隊組織起來，叫做少年先鋒隊。我常常見到彭德懷和兩三個「紅小鬼」坐在一起，認真地向他們講政治和他們個人問題。他很尊重他們。

一天我同彭德懷和他一部分參謀人員到前線去參觀一所小兵工廠，視察工人的文娛室，也就是他們的列寧室即列寧俱樂部。在屋子裡的一道牆上有工人畫的一幅大漫畫，上面是一個穿和服的日本人雙腳踩著滿洲、熱河、河北，舉起一把沾滿鮮血的刀，向其餘的中國劈去。漫畫中的日本人鼻子很大。

「那是誰？」彭德懷問一個負責管理列寧俱樂部的少先隊員。

「那是日本帝國主義者！」那個孩子回答。

「你怎麼知道的？」彭德懷問。

「你瞧那個大鼻子就行了！」

彭德懷聽了大笑，看看我。「好吧，」他指著我說，「這裡有個洋鬼子，他是帝國主義嗎？」

「他是個洋鬼子，那沒問題，」那個少先隊員說，「但不是日本帝國主義者，他有個大鼻子，但要做日本帝國主義者還不夠大！」

彭德懷高興地大笑，後來就開玩笑地叫我大鼻子。事實上，我的鼻子在西方人的社會中是正常的，並不惹眼，但在中國人看來，外國人都是大鼻子。我向彭德懷指出，當紅軍真的與日本人接觸後，發現日本人的鼻子同他們自己的鼻子一般大時，這種漫畫可能使他們感到極其失望。他們可能認不出敵人，而不願打仗。

「不用擔心！」司令員說。「我們會認出日本人來的，不管他有沒有鼻子。」

有一次我同彭德懷一起去看一軍團抗日劇團的演出，我們同其他戰士一起在臨時搭成的舞臺前面的草地上坐下來。他似乎很欣賞那些演出，帶頭要求唱一個喜歡聽的歌。天黑後天氣開始涼起來，雖然還只八月底。我把棉襖裹緊。在演出中途，我突然奇怪地發現彭德懷卻已脫了棉衣。這時我才看到他已把棉衣披在坐在他身旁的一個小號手身上。

我後來瞭解彭德懷為什麼喜歡這些「小鬼」，那是他向我的再三要求讓步，把他自己的童年的一些情況告訴我的時候。他在自己的童年所受的苦，可能使西方人聽來感到驚奇，但是卻是夠典型的背景材料，可以說明為什麼許多中國青年象他那樣投奔紅軍。

三

為什麼當紅軍？

彭德懷生於湘潭縣的一個農村，離長沙約九十里地，靠湘江的藍色江水旁邊的一個富裕的農村裡。湘潭是湖南風景最好的一個地方，深深的稻田和茂密的竹林繡成一片綠色的田野。人口稠密，一縣就有一百多萬人。湘潭土地雖然肥沃，大多數農民卻窮得可憐，沒有文化。據彭德懷說，「比農奴好不了多少」。那裡的地主權力極大，擁有最好的地，租稅高得嚇人，因為他們許多人也是做官的。

「湘潭有些大地主一年收入有四、五萬擔穀子，湖南省有些最富有的米商就住在那裡」。

彭德懷自己的家庭是富農。他六歲那年死了母親，他的父親續絃後，後母憎嫌彭德懷，因為他使她想起了她的前任。她送他到一所老式私塾去唸書，在那裡常常挨老師打。彭德懷顯然很有能力照顧自己：有一次捱打時，他舉起一條板凳，揍了老師一下，就逃之夭夭了。老師在本地法院告他，他的後母把他趕了出來。

他的父親對這次吵架並不怎麼在意，但是為了遷就妻子，把這個摔凳子的年輕人送去同他喜歡的一個嬸母那裡去住。這位嬸母把他送進了所謂新學堂。他在那裡遇到了一個「激進派」教師，是不信孝敬父母的。有一天彭德懷在公園裡玩耍的時候，那個教師過來，坐下來同他談話。彭德懷問他孝敬不孝敬父母，問他是否認為彭德懷應該孝敬父母？那位教師說，從他本人來說，他不相信這種胡說八道。孩子們是在他們父母作樂的時候誕生到這個世界上來的，正如彭德懷在公園裡作樂一樣。

「我很贊成這種看法，」彭德懷說，「我回家後便向嬸母說了。她嚇了一大跳。第二天就不讓我去上學，受這種可惡的‘外國影響’。」他的祖母——看來是個殘酷的專制魔王——聽到他反對孝敬父母的話以後，「每逢初一月半、逢年過節或者颳風下雨的日子」就跪下來禱告，祈求天雷打死這個不孝孽子。

接著發生了一件驚人的事，這最好用彭德懷自己的話來說：

「我的祖母把我們統統看做是她的奴隸。她抽鴉片煙很兇。我不喜歡聞鴉片煙，有一天晚上我再也忍受不住了，起身把她的煙盤從爐子上踢了下來。她大發脾氣，把全族人都叫來開了會，正式要求把我溺死，因為我是不孝的孩子。她對我提出了一大串罪狀。

「當時族人已準備執行她的要求。我的繼母贊成把我溺死，我的父親說，既然這是一家的意見，他也不反對。這時我的舅舅站了出來，狠狠地責備我的父母沒有把我教養好。他說這是他們的過失，因此孩子沒有責任。

「我的命就得了救，但是我得離家。我當時才九歲，十月裡天氣很冷，我除了一身衣褲外身無長物。我的繼母還想把我身上的衣褲留下。但我證明這不是她的，是我生身的母親給我做的。」

這就是彭德懷闖世界的生活的開始。他起先當放牛娃，後來又做礦工，一天拉十四小時風箱。工作時間這麼長使他吃不消，於是他就離開煤礦，去當鞋匠學徒，一天只工作十二小時，這已是個大改善了。他沒有工資，過了八個月他又逃跑了，這次去到燒鹼礦做工。礦井歇業後，他再一次得去找工作。身上除了一身破爛以外仍一無長物。他去修水渠，終於有了個「好差使」，拿到了工資。二年攢了一千五百文。——大約十二元錢！但換了軍閥後，原來的紙幣成了廢紙，他又一文不名。灰心喪氣之下，他決定回家鄉。

彭德懷現在十六歲，他去找一個有錢的舅舅，就是那個救了他一命的舅舅。那人自己的兒子剛死，他過去一直很喜歡彭德懷，就歡迎他去，留他在家。彭德懷愛上自己的表妹，舅舅對婚事也頗贊同。他們請一個古文先生上課，在一起嬉戲，計劃將來的共同生活。

但是這些計劃被彭德懷的無法抑制的暴躁脾氣所打斷了。第二年，湖南發生大饑荒。成千上萬的農民赤貧無依。彭德懷的舅舅救了許多農民，但是最大的一些米店是一個大地主開的，靠此大發橫財。有一天有二百多個農民擁到他家中，要求他把大米平價賣給他們——這是在饑荒之年一向要大善士做的事。但這個有錢人拒絕討論，把人們趕走，閂上了大門。

彭德懷繼續說：「我正好走過他家，便停下來看示威。我看到有許多人都已餓得半死，我知道那個人的米倉裡有一萬擔大米，可是他卻一點也不肯幫窮人的忙。我生氣起來，便帶領農民攻打他家，他們把他的存糧都運走了。我事後想起來也不知道自己為什麼這樣做。我只知道，他應該把米賣給窮人，要是不賣，他們把米拿走是應該的。」

彭德懷又得逃命，這次他已夠年歲可以當兵。他的軍人生涯由此開始。不久之後他就成了一個革命家。

他十八歲當上了排長，參加了推翻當時統治該省的一個姓胡的督軍的密謀。彭德懷當時受到軍中一個學生領袖的很大影響，這個人遭到了督軍的殺害。彭德懷負了刺殺督軍的任務來到長沙，等他有一天上街時扔炸彈過去。這顆炸彈卻是虎頭蛇尾的，象中國小說中的情況一樣：它沒有爆炸，彭德懷逃走了。

不久之後，孫逸仙博士擔任西南聯軍的大元帥，打敗了胡督軍，但後來又被北洋軍閥趕出湖南。彭德懷同孫逸仙的軍隊一起南逃。後來他奉孫逸仙的一個將領程潛1的命令從事諜報活動，到了長沙以後被叛徒出賣，遭到逮捕。當時湖南當權的軍閥是張敬堯。彭德懷對他這段經歷是這麼敘述的：

「我每天受各樣刑罰約一小時。有一天晚上我被手足反綁，在手腕上縛一根繩子吊在樑上。獄卒們在我背上堆上一塊塊大石頭，站在周圍踢我，要我招供——因為他們至今仍沒有弄到我的證據。我昏過去了好幾次。

「這樣的刑罰繼續了一個月。每次受刑後我常常想，下一次得招供了，因為我實在受不了這種刑罰。但每次我又決定不屈服，堅持到第二天再說。最後他們從我口中得不到什麼東西，出乎意料地釋放了我。我一生中最愜意的一件事是幾年以後我們攻佔長沙時把這個用刑室拆毀了。我們放了關在那裡的好幾百名政治犯——其中許多人由於捱打、虐待、捱餓已奄奄一息。」

彭德懷重獲自由以後就回到他舅舅家去看他的表妹，他想同她結婚，因為他認為自己仍有婚約。他發現她已死了。他於是又去當兵，不久就第一次任軍官，派到湖南軍校學習。畢業後他在魯滌平部下第二師當營長，到家鄉駐防。

「我的舅舅死了，我聽到訊息以後就請假回去奔喪。路上我要經過童年時代的家。我的老祖母還活著，八十多了，身體還很健旺，她聽說我回來，走了十里路來迎我，請我不要計較過去。她的態度非常謙恭。我對這一轉變感到很奇怪。是什麼原因呢？我馬上想到這不是因為她個人感情有了什麼轉變，而是因為我在外面發了跡，從一個無業遊民變成一個月掙二百元大洋軍餉的軍官。我給老太太一些錢，她以後就在家裡讚揚我是個模範‘孝子’！」

我問彭德懷受到什麼書籍的影響。他說，他年輕的時候讀過司馬光的《資治通鑑》，第一次開始對軍人應對社會負有什麼責任有了一些認真的考慮。「司馬光筆下的戰爭都是完全沒有意義的，只給人民帶來痛苦——很象我自己的時代裡中國軍閥之間的混戰。為了要使我們的鬥爭有一些意義，為了實現長期的變革，我們能夠做些什麼？」

彭德懷讀了梁啟超、康有為以及其他許多對毛澤東也發生過影響的作家的著作。有一個時期，他對無政府主義也有一些信仰。陳獨秀的《新青年》使他對社會主義發生了興趣，從此開始研究馬克思主義。國民革命正在醞釀中，他當時任團長，覺得有必要用一種政治學說來激勵他的部下計程車氣。孫逸仙的三民主義「比起梁啟超來是個進步」，但彭德懷感到「太含糊混亂」，雖然當時他已是國民黨員。布哈林的《共產主義入門》使他覺得是「第一次提出了一個實際合理形式的社會和政府的一本書」。

到一九二六年彭德懷已讀了《共產黨宣言》、《資本論》簡介、《新社會》（一個著名的中國共產黨員著）、考茨基的《階級鬥爭》以及許多對中國革命作了唯物主義解釋文章和小冊子。彭德懷說，「以前我只是對社會不滿，看不到有什麼進行根本改革的希望。在讀了《共產黨宣言》以後，我不再悲觀，開始懷社會是可以改造的新信念而工作。」

雖然彭德懷到一九二七年才參加共產黨，他在自己的部隊裡吸收相信共產主義的青年，辦馬克思主義的政治訓練班，成立士兵委員會。一九二六年，他同一個中學女生結了婚，她是社會主義青年團團員，但在革命期間，他們分了手。一九二八年以後彭德懷就沒有見到過她。就是在那一年七月，彭德懷舉行起義，佔領了平江，開始了他的叛逆或土匪——看你怎麼叫——的生涯。

他在把這些青年時代和鬥爭的情況告訴我時，他手裡執著一個用蒙古馬鬃做的蒼蠅拂，為了強調語氣，漫不經心地隨手揮舞著，一邊在屋子裡踱來踱去，說說笑笑。這時有個通訊員送來了一束電報，他開始看電報時又突然成了個嚴肅的司令員了。

「反正，要說的就是這麼一些，」他最後說。「這可以說明一個人怎麼變成‘赤匪’的！」

1林伯渠當時在程潛軍中當參謀長。

四

游擊戰術

這裡我要報道一下我訪問彭德懷，瞭解紅軍怎樣成長和為什麼成長的一次極為有興趣的談話。我記得我們是坐在預旺堡前縣長的公館裡，這是一所兩層樓的房子，有欄杆圍著的陽臺。坐在陽臺上，你可以越過寧夏平原眺望蒙古。

在預旺堡的高高結實的城牆上，紅軍的一隊號兵在練習吹軍號，這個堡壘一樣的城中有一角落飄著一面猩紅的大旗，上面的黃色的錘子和鐮刀在微風中時隱時現，好象後面有一隻手在撫弄一樣。我們從一邊望下去，可以看到一個清潔的院子，回族婦女在舂米做飯，另一邊晾著衣服。遠處一個空地裡，紅軍戰士在練爬牆，跳遠，擲手榴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