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上述這些觀點還有幾分道理，那麼奧威爾的預測又錯了，至少對於西方民主國家來說是這樣。他預見到歷史將消失，但他認為這是政府所為，是類似於「真理部」[9]這樣的機構系統地毀滅對政府不利的史實和記錄。當然，這正是蘇聯的做法。但是，赫胥黎的預測更接近事實：歷史的消失根本不需要如此殘酷的手段，表面溫和的現代技術通過為民眾提供一種政治形象、瞬間快樂和安慰療法，能夠同樣有效地讓歷史銷聲匿跡，也許還更恆久，並且不會遭到任何反對。

我們應該藉助赫胥黎而不是奧威爾來理解電視和其他影像形式對於民主國家的基礎所造成的威脅，更明確地說，是對資訊自由所造成的威脅。奧威爾認為政府會通過赤裸裸的壓制來控制資訊的流動，特別是通過禁書的方式，他的猜測是非常合理的。他的這個預言同歷史完全吻合，因為只要書籍成為資訊交流的重要工具，那麼不管是在什麼地方，它都會不同程度地受到干涉和查禁。在古代中國，秦始皇下令銷燬孔子的《論語》。而奧維德被奧古斯都驅逐出羅馬，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因為他寫了《愛的藝術》。即使是在崇尚優秀文化的雅典，人們在閱讀某些書籍時也難免膽戰心驚。在《論出版自由》一書中，彌爾頓[10]回顧了很多古希臘書籍遭禁的例子，其中包括普羅泰哥拉[11]，他因為在一次演講的開頭坦言他不知道世上是否有神而受到著作被焚的懲罰。彌爾頓很細心地注意到，在他那個時代之前的所有案例中，只有兩種書「會引起執法官的注意」：一種是褻瀆神靈的書，另一種是誹謗他人的書。彌爾頓特別強調了這一點，因為他在谷登堡[12]兩百年之後寫這本書時，清楚地知道，他那個時代的執法官，如果可能，會查禁一切題材的書籍。換句話說，彌爾頓知道查禁制度在印刷業裡找到了用武之地，事實上，在印刷時代成熟之前，資訊和思想並沒有成為一個嚴重的文化問題。如果說一個字寫下來會產生某種危險性，那麼印刷出來的字就會有百倍的危險。有人很早以前就意識到了印刷術會帶來危險，例如亨利八世，他的星室法庭[13]就被授權查禁書籍。伊麗莎白一世、斯圖亞特王朝和很多其他谷登堡之後的君主都認識到了這一點。這些人中包括教皇保羅四世，他在位期間，制訂了第一個教廷禁書目錄。大衛·里斯曼說過，在印刷術的世界裡，資訊是思想的火藥，所以審查者們才需要穿著肅穆的長袍來熄滅點燃的炸藥。

奧威爾的兩項預見——(1)政府控制和(2)印刷材料對西方民主國家形成嚴重威脅——現在看來都錯了。奧威爾實際上探討的是一個存在於印刷時代的問題，這也是美國憲法起草者們探討過的問題。在美國憲法制定之初，大多數自由人都是通過傳單、報紙或口頭語言接觸社會。他們以自己能夠完全控制的方式，在熟悉的語境中交流著彼此的政治觀點，所以，他們最大的擔憂是可能存在的政府專制。《權力法案》規定政府不得限制資訊和民眾意見的流動。但是建國者們沒有預見到政府的專制可能被另外一種問題所取代，也就是說，公司國家[14]通過電視控制了美國公眾話語的流動。我對此毫無異議(至少是在這裡)，我也不想對公司國家有什麼怨言。我只是想表達自己的憂慮，就像安嫩伯格交流學院的院長喬治·格布納寫下列這段話一樣：blockquote電視是私營文化部(三大廣播公司)經營的一種新的國家宗教，它們為所有民眾開設統一的課程，它們靠的是隱蔽的稅收。電視機開著你就要付錢，不管你是在看書，還是在看電視，也不管你想不想看……[15]/blockquote在同一篇文章中，格布納寫道：blockquote自由不是靠關掉電視實現的。電視對於大多數人來說，是生活中最有吸引力的東西。我們生活在一個絕大多數人不會關掉電視的世界裡。如果我們不直接從電視得到某種資訊，我們也會通過其他人得到它。/blockquote我不認為格布納教授這裡想要說的是，那些運作「文化部」的人蓄意要控制我們的符號世界。我甚至懷疑，他也會認為，即使是安嫩伯格交流學院接管三大廣播公司，觀眾們也不會發現這其中的差別。我相信他要說的是——我確實相信——在電視時代裡，我們的資訊環境和1783年的資訊環境完全不同；我們要擔心的是電視資訊的過剩，而不是政府的限制；在公司國家美國傳播的資訊面前，我們根本無力保護自己；所以這場為自由而戰的戰鬥要在和以往完全不同的陣地上進行。

我斗膽提出這樣一個觀點：有些書被禁止進入學校圖書館或用於教學，傳統的自由論者對此表示了強烈的反對，現在看來他們的反對是無關緊要的。當然，這樣的禁書行為讓人反感，確實應該遭到反對。但這確實是太微不足道了，甚至可以說是掩人耳目，因為它干擾了自由論者們的注意力，使他們無暇面對那些和新技術有關的問題。簡單地說，學生的閱讀自由並沒有因為長島或阿納海姆或任何其他地方的書被禁而受到損害，而是像格布納所說的，電視在損害了學生的閱讀自由之後，卻仍然擺出一副無辜的樣子。電視不是禁止書籍，而是要取代書籍。

同禁書制度的鬥爭主要是在19世紀，但真正取得勝利卻是在20世紀。我們現在面對的問題是由電視的經濟和象徵結構造成的。那些經營電視的人從來沒有限制我們獲得資訊，而是不斷擴大我們獲得資訊的途徑。我們的文化部是赫胥黎式的，而不是奧威爾式的，它想盡一切辦法讓我們不斷地看電視，但是我們看到的是使資訊簡單化的一種媒介，它使資訊變得沒有內容、沒有歷史、沒有語境，也就是說，資訊被包裝成為娛樂。在美國，我們從來沒有缺少過娛樂自己的機會。

各種各樣的專制者們都深諳通過提供給民眾娛樂來安撫民心的重要性，但是他們中的大多數人並不認為民眾會忽視那些不能帶給他們娛樂的東西，所以他們還是常常要依靠審查制度，而且現在還在這樣做。專制者們認為民眾清楚地知道嚴肅話語和娛樂之間的差別，並且會在意這種差別，因而審查制度就是他們對付某些嚴肅話語的方法。現在的情況卻大不相同了，所有的政治話語都採用了娛樂的形式，審查制度已經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那些過去的國王、沙皇和元首如果知道了這一點，會感到多麼高興啊。

[1] 特魯，《大選記：1980年總統競選》，紐約：西蒙和舒斯特，1981，第263頁。

[2] 表演療法：一種通過演劇治療精神病的方法，實施時由患者擔任有關本人病例的角色，在其他病人及醫生的幫助下作即興表演，以收到調養心理的療效。

[3] 坦曼尼協會(tammanyhall)：成立於1789年的紐約市一民主黨實力派組織。

[4] 莫蘭，《1984年的政治：這就是娛樂》，夏季刊，1984，第122頁。

[5] 羅森，《廣告的慢性自殺效應》，夏季刊，1984，第162頁。

[6] 托馬斯·卡萊爾(thomascarlyle,1795—1881)，蘇格蘭散文作家和歷史學家，著有《法國革命》等書。

[7] 引自1984年3月27日在紐約市猶太博物館舉行的全國猶太廣播檔案會議上的講話。

[8] 莫蘭，《1984年的政治：這就是娛樂》，夏季刊，1984，第125頁。

[9] 真理部：奧威爾所著《一九八四》中的一個政府部門。

[10] 彌爾頓(johnmilton,1608—1674)，英國偉大詩人，地位僅次於莎士比亞。以長詩《失樂園》聞名於世。

[11] 普羅泰哥拉(protagoras,前481—約前411)，古希臘哲學家。提出相對主義的主要命題「人是一切事物的尺度」，因被控以不信神之罪，著作被焚。

[12] 谷登堡(johnnesgutenburg,約14世紀90年代—1468)，德國工匠和發明家，發明活字印刷術，一直沿用到20世紀。

[13] 星室法庭：英國法庭，以專斷暴虐著稱，1641年廢除。

[14] 公司國家(corroratestate)：源出1970年美國查爾斯·a.賴克(charlesa.reich)所作的《綠化美國》，認為國家是一臺巨大的機器，完全不受人的控制並置人的價值觀於不顧。

[15] 引自1982年4月26日紐約舉辦的第二十四屆媒體生態學會議上的講話。要了解格布納院長的全部觀點，參見《電視：新的國家宗教》，第145—15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