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芝麻街》在1969年面世真是一個明智之舉，策劃者們深信這個節目將受到孩子、父母及教育者的喜愛。孩子們喜歡這個節目，因為他們是在電視廣告中長大的，他們知道廣告是電視上最精心製作的娛樂節目。對於那些還沒有上學或者剛剛開始上學的孩子來說，通過一系列廣告進行學習的念頭並不奇怪。他們認為電視理所應當起到娛樂的作用。

父母們喜歡《芝麻街》有幾個原因，其中一個原因是這個節目減少了他們因為不能或不願限制孩子看電視而產生的負罪感。《芝麻街》的出現讓四五歲的孩子可以名正言順地在電視機前入迷地坐上很長時間。父母們熱切地希望電視除了告訴孩子哪種早餐麥片最好外，還能夠多教他們一些東西。同時，《芝麻街》還減輕了他們教學齡前兒童閱讀的責任——這在一個把孩子視為累贅的文化中可不算是件小事。父母們清楚地認識到，儘管《芝麻街》有這樣那樣的缺點，但它和流行在美國社會的那種精神是完全相通的。在《芝麻街》裡，可愛的木偶、耀眼的明星、朗朗上口的曲調和快速的編輯，無疑都能帶給孩子們很多樂趣，併為他們將來融入一個熱愛娛樂的文化作好充分的準備。

在教育者這方面，他們也普遍對《芝麻街》持贊同態度。和普通人不同的是，他們往往喜歡嘗試新的方法，特別是如果有人告訴他們教育可以通過運用新的技術更有效地完成的話。(這就是為什麼「不受教師影響的」課本、標準測試和電腦在課堂上大受歡迎的原因。)《芝麻街》在幫助解決怎樣教美國人閱讀這個問題上顯然很有想像力，同時它還起到了鼓勵孩子熱愛學校的作用。

我們現在知道，只有當學校像「芝麻街」的時候，《芝麻街》才能起到鼓勵孩子熱愛學校的作用，也就是說，《芝麻街》改變了傳統的學校概念。教室是一個社交場所，而電視機前的那點空間卻是私人領地；在教室裡，老師可以解答你提出的問題，而電視機螢幕無法回答任何問題；學校注重語言的發展，而電視提供的只有影像；上學是一種法律規定的行為，而看電視是一種自由選擇；在學校裡不聽老師講課可能受到懲罰，而不看電視卻不會受到任何懲罰；在學校裡你必須遵守各些行為規範，而看電視的時候你不必顧忌任何規章制度或行為規範；在教室裡，娛樂不過是達到目的的一種手段，而在電視上，娛樂本身就是一種目的。

傳統的教室在電視機前的一片笑聲中黯然退出了我們的生活，這並不能怪《芝麻街》以及後來隨之出現的《電子夥伴》。如果現在的教室開始成為一個枯燥而無趣的學習場所，那麼要怪就怪電視機的發明者，而不是兒童電視工作室。我們不能奢望那些想製作好節目的人時時刻刻掛念著教室的功能，他們掛念的只能是電視的功能。這並不意味著《芝麻街》沒有教育性，事實上，它絕對具有教育性——每一個電視節目都有教育性。就像閱讀能培養人們對於學習的某種傾向一樣(不管是怎樣的書)，看電視也能起到同樣的作用。《荒原上的小屋》、《喝彩》和《今夜秀》在促進所謂「電視式學習」方面和《芝麻街》一樣有效。這種學習，從本質上來說，同書本學習或學校學習是水火不容的。如果我們確實要怪罪《芝麻街》，我們也只能怪它不該裝扮成教室的同類物，說到底這是它大膽利用基金和民眾鈔票的主要理由。作為一個電視節目，作為一個好的電視節目，《芝麻街》沒有鼓勵孩子熱愛學校或任何和學校有關的內容，它鼓勵孩子熱愛的是電視。

這裡有必要補充一點，《芝麻街》能否教給孩子們字母和數字完全不重要。約翰·杜威[1]曾經說過，課程的內容是學習過程中最不重要的東西。我們這裡也許可以借用他的觀點作為指導。他在《經驗和教育》中寫道：「也許人們對於教育最大的錯誤認識是，一個人學會的只有他當時正在學習的東西。其實，伴隨學習的過程形成持久的態度……也許比拼寫課或地理歷史課更為重要……因為這些態度才是在未來發揮重要作用的東西。」[2]換句話說，一個人學到的最重要的東西是學習的方法。正如杜威在另一本書裡寫到的，我們學習我們要做的事情。而電視教育的方法是讓孩子們去做電視要求他們做的事情，當然這和教室對他們提出的要求相去甚遠，就像讀書和看演出風馬牛不相及一樣。

雖然我們無法從各種各樣的建議中找出改善教育制度的方法，但大家都清楚地認識到讀書和看電視對於學習的定義是完全不同的，這已經成為當今美國關於教育的重要話題。事實上，美國可以被當作西方教育第三次危機中的一個典型例子。第一次危機出現在西元前5世紀，那時雅典人經歷了從口頭文化到字母書寫文化的變更，如果要了解其中的意義，我們應該讀一讀柏拉圖。第二次危機出現在16世紀，印刷機的出現使歐洲發生了鉅變，要了解這個階段，我們應該讀一讀約翰·洛克[3]。第三個階段正發生在美國，這是電子革命，特別是電視機發明後產生的後果，要想了解其中的奧妙，我們應該讀一讀馬歇力·麥克盧漢。

人們不再認為教育應該建立在緩慢發展的鉛字上，一種建立在快速變化的電子影像之上的新型教育已經出現在我們面前。目前的教室還在利用鉛字，但它們之間的聯絡已經日漸削弱了。而電視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持續發展著，為「什麼是知識」和「怎樣獲得知識」重新進行了定義。我們完全有理由說，美國目前最大的教育產業不是在教室裡，而是在家裡，在電視機前，這個產業的管理者不是學校裡的行政人員和教師，而是電視網路公司的董事會和節目製作人。我並不是說這樣的局面是某些人蓄意而為，也不是說那些控制電視的人應承擔這個責任。我只是想說，像字母和印刷機一樣，電視通過控制人們的時間、注意力和認知習慣獲得了控制人們教育的權力。

正因為這樣，所以我覺得把電視稱作「課程」是很確切的。在我看來，課程是一種特別的資訊系統，其目的是要影響、教育、訓練或培養年輕人的思想和性格。電視正可以起到這樣的作用，而且可以做到持之以恆。通過發揮這樣的作用，電視成功地戰勝了學校裡的課程，甚至幾乎消滅了學校裡的課程。

我曾寫過一本書，名字叫《教學是一種保護活動》，在那本書裡，我詳細地分析了電視和學校這兩種課程的對立性，這裡我不想重複。但是我想重提兩點，因為我覺得我在那本書裡闡述得還不夠，而且這兩點對現在這本書來說是至關重要的。我想指出的第一點是，電視對教育哲學的主要貢獻是它提出了教學和娛樂不可分的理念。從孔子到柏拉圖到洛克到杜威，沒有人在他們對教育的論述中提出過這樣的觀點。如果你博覽教育文獻，你會發現有人說過，孩子在學習自己有興趣的東西時掌握得最好；你還會發現有人說過——柏拉圖和杜威對此也十分強調——理性只有在情感的肥沃土壤裡才能得到最好的培養；你甚至會發現有人說，一個慈愛的老師會使學習成為一件輕鬆的事情。但是從來沒有人說過或暗示過，只有當教育成為娛樂時，學習才能最有效、最持久、最真實。教育哲學家們認為獲得知識是一件困難的事情，因為其中必然有各種約束的介入。他們認為學習是要付出代價的，耐力和汗水必不可少；個人的興趣要讓位於集體的利益。在他們看來，要想獲得出色的思辨能力對於年輕人來說絕非易事，而是一場艱苦卓絕的鬥爭。西塞羅說過，教育的目的是讓學生們擺脫現實的奴役，而現在的年輕人正竭力作著相反的努力——為了適應現實而改變自己。

電視提供了一個誘人而富有創意的不同選擇，我們也許可以說，電視提出了三條戒律並由此形成了教育的哲學。這些戒律的影響在每一種電視節目中都能夠體現出來——從《芝麻街》到《諾瓦》和《國家地理雜誌》這樣的紀錄片到《幻想島》到音樂電視。下面就是我所說的三條戒律：

你不能有前提條件

每一個電視節目都應該是完整獨立的，觀眾在觀看節目的時候不需要具備其他知識。我們不能說學習是循序漸進的，也不能強調知識的積累需要一定的基礎。電視學習者應該可以自由地選擇何時開始學習而不會受到歧視。因此，你從來沒有看見或聽見哪個電視節目開頭的時候會警告觀眾：如果你沒有看過前面的節目，你就無法看懂眼前這個節目。電視是不分等級的課程，它不會在任何時候因為任何原因拒絕觀眾。換句話說，電視通過摒棄教育中的順序和連貫性而徹底否定了它們和思想之間存在任何關係。

你不能令人困惑

在電視教學中，讓觀眾心生困惑就意味著低收視率。遇到難題的學習者必然要轉向其他頻道。這就要求電視節目中不能有任何需要記憶、學習、運用甚至忍受的東西，也就是說，任何資訊、故事或觀點都要以最易懂的方式出現，因為對於電視來說，最重要的是學習者的滿意程度，而不是學習者的成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