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19世紀的美國，在它所有的地區都開始形成了一種以鉛字為基礎的文化。在1825年至1850年之間，收費圖書館的數目翻了三番。那些專門為勞動階層開設的圖書館也開始出現，併成為提高文化教育程度的一種手段。1829年，「紐約學徒圖書館」有1萬冊藏書，曾有1600名學徒在此借書閱讀。到1851年，這個圖書館已向75萬人提供了服務。由於國會在1851年降低了郵費，因而幾分錢一張的報紙、雜誌、星期天學校手冊和簡裝書唾手可得。在1836年到1890年之間，億冊《麥加菲讀本》被分發到各個學校。雖然當時並不提倡閱讀小說，美國人仍然表現得如飢似渴。塞繆爾·古德里奇就沃爾特·司各特1814年到1832年之間發表的小說寫過這樣一段話：「他筆下誕生的任何一部新作在美國產生的轟動更勝於拿破崙的某些戰役……每個人都在讀他的小說，不論是名人雅士抑或凡夫俗子。」出版商為了得到某些潛在的暢銷書，有時甚至會派信使去等候郵船，然後「在一天之內，把布林沃或狄更斯的最新小說印刷裝訂成書」。那時還沒有國際版權法，「盜版」書四處氾濫，大眾對此絕無微詞，那些被視為名人的作者也不能有所抱怨。1842年狄更斯訪問美國的時候，他所得到的待遇簡直可以同現在我們對電視明星、體育明星和邁克爾·傑克遜的崇拜相媲美。狄更斯在給朋友的信裡寫道：「我無法向你形容我所受到的歡迎，人群四處追隨著、歡呼著，各種富麗堂皇的舞會和酒會，各種公眾人物左右相隨，這個地球上大概沒有一個國王或皇帝有過這樣的待遇……如果我乘著馬車，人群就會把車簇擁起來並送我回家；如果我進了劇院，所有的人都會起立，然後音樂從頭開始。」美國的本土作家——哈麗雅特·比徹·斯托夫人從來沒有得到過如此的矚目，在南方，如果她的馬車被人圍住，那絕對不是為了送她回家。但是她的《湯姆叔叔的小屋》在出版的第一年還是發行了萬千冊，相當於今日美國的400萬冊。

阿歷克西斯·德·托克維爾不是唯一驚歎於美國印刷業的外國客人。19世紀中，很多英國人來到美國想親自看看殖民地的變化，這裡高度而廣泛的文化普及率給他們所有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同時，他們還為另一個現象所歎服，那就是演講廳的普及。在這些演講廳裡，程式化的演講為鉛字傳統提供了持續鞏固的手段。很多這樣的演講廳起源於「學園運動」——一種成人教育形式。據說這個運動是由一個新英格蘭的農夫發起的，其目的是傳播知識、推行普通學校、設立圖書館以及建立演講廳。1835年前，在美國的15個州中有3000多個演講廳，但大多數都在阿勒格尼山東部。到了1840年，一些邊遠地區，如衣阿華州和明尼蘇達州，也出現了演講廳。英國人阿爾弗雷德·巴恩在進行了一次長時間考察之後，於1835年寫了一份報告。「幾乎每個村莊都有自己的演講廳，」他說，「在辛苦勞作了一天之後，年輕的工人、疲勞的工匠、倦怠的女工都不約而同地湧進擁擠的演講廳。」巴恩的同鄉約翰森在史密森學會聽過講座，他「發現演講廳裡通常有1200到1500人」。在那些演講的人中有當時一流的知識分子、作家和幽默家(他們同時也是作家)，如亨利·沃德·比徹、霍勒斯·格里利、路易斯·阿加西和愛默生(他的演講報酬是50元)。馬克·吐溫在他的自傳裡，用兩章的篇幅描述了他作為「學園運動」巡迴演講員的經歷。「1866年我開始在加利福尼亞和內華達演講，我在紐約演講過一次，在密西西比河流域講過幾次；1868年我參加了西部巡迴演講的全過程；在此後的大半年時間裡，我還參加了東部巡迴演講。」很明顯，愛默生得到的報酬是很低的，因為馬克·吐溫提到，有些演講人在鄉鎮演講的報酬是250元，在城市裡則要提高到400元(按照現在的標準，這相當於一個退休電視播音員演播的價格)。

所有這些例子都表明，從一開始到19世紀，美國比任何一個社會都痴迷於鉛字以及建立在鉛字基礎上的演講術。這種情形的造成只有一部分是受新教傳統的影響。理查德·霍夫斯塔特[8]提醒我們，美國是一個由知識分子建立的國家，這在現代歷史上是罕見的。他寫道：「這些開國元勳都是智者、科學家、學養高深之人，他們中的很多人都精於古典學問，善於藉助熟知的歷史、政治和法律來解決當時緊迫的問題。」這樣的人建立起來的社會是不會朝別的方向發展的。我們也許甚至可以說：美國是由知識分子建立起來的國家，我們用了兩個世紀和一次傳播革命來改變這種狀況。霍夫斯塔特對於美國公眾生活中的這種反知識分子的努力有過令人信服的分析。但是他也承認，他分析的重心扭曲了事實的全貌，這就像原本要寫一部美國經濟史，但重點卻放在了破產史上一樣。

鉛字在公眾話語的各種舞臺中產生的影響是持久而強大的，這不僅是因為印刷品的數量，更重要的是因為它的壟斷地位。這一點應該得到足夠的重視，特別是對於那些不願承認過去和現在的媒介環境存在重大差別的人來說。有時我們會聽到有人說，如今的印刷品遠遠多於過去，這無疑是對的。但是從17世紀到19世紀末，印刷品幾乎是人們生活中唯一的消遣。那時沒有電影可看，沒有廣播可聽，沒有圖片展可參觀，也沒有唱片可放。那時更沒有電視。公眾事務是通過印刷品來組織和表達的，並且這種形式日益成為所有話語的模式、象徵和衡量標準。印刷文字，特別是說明文的線性結構的影響，四處可以感受到，例如，它影響著人們說話的方式。托克維爾在《美國的民主》中寫道：「美國人不會交談，但他會討論，而且他說的話往往會變成論文。他像在會議上發言一樣和你講話，如果討論激烈起來，他會稱與他對話的人‘先生們’。」這種奇怪的現象與其說是美國人固執的一種反映，不如說是他們根據印刷文字的結構進行談話的一種模式。既然印刷文字的讀者是非特指的，那麼托克維爾這裡指的談話無疑正是一種印刷文字式的口語，在口頭話語中它表現出多種形式。例如，在佈道壇上，佈道者用一種莊重的語氣讀出書面準備好的講稿，語氣中充滿「關於神性的客觀分析，並希望將這種神性通過自然和自然法規揭示給人類」。即使在信仰復興運動向自然神論者的這種冷靜分析提出了挑戰時，充滿激情的佈道者仍然還是使用一種能輕易轉換成書面語言的演講術。在這些佈道者中最有魅力的是喬治·懷特菲爾德，從1739年開始，他在美洲各地廣為傳道。在費城，面對上萬名聽眾，他向他們保證，如果拒絕了耶穌，他們將身陷永久的地獄之火。這番話令眾人驚恐不已。本傑明·富蘭克林親耳聆聽過懷特菲爾德的演講，他隨即決定成為其出版人。很快，懷特菲爾德的日記和佈道詞便由費城的富蘭克林出版了。

但是，很顯然，我並不是說印刷術只是影響了公眾話語的形式。只有意識到形式決定內容的實質這一點，我的觀點才會顯示出其重要性。如果有讀者認為我的這個觀點過於「麥克盧漢化」，那麼我可以引用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的一段話：「如果印刷機存在，這世上是否還可能有《伊利亞特》？」他反問道：「有了印刷機，那些吟唱、傳說和思考難道還能繼續嗎？這些史詩存在的必備條件難道不會消失嗎？」馬克思完全明白，印刷機不僅是一種機器，更是話語的一種結構，它排除或選擇某些型別的內容，然後不可避免地選擇某一型別的受眾。他沒有深入這個話題，但其他一些人毅然擔起了這個任務。我也是這些人中的一個，我要探索印刷機作為一種象徵和認識論是怎樣使公眾對話變得嚴肅而理性的，而今日的美國又是怎樣遠遠背離這一切的。

[1] 富蘭克林，《本傑明·富蘭克林自傳》，紐約：麥克納姆出版社，1968，第175頁。

[2] 英國第一艘載運清教徒移民駛往北美殖民地的船隻。

[3] 哈特，《通俗書籍：美國文學趣味的歷史》，紐約：牛津大學出版社，1950，第8頁。

[4] 哈特，《通俗書籍：美國文學趣味的歷史》，紐約：牛津大學出版社，1950，第8頁。

[5] 哈特，《通俗書籍：美國文學趣味的歷史》，紐約：牛津大學出版社，1950，第15頁。

[6] 洛克裡奇，《早期美國的讀寫教育，1650—1800》，選自《西部的讀寫教育和社會發展》，紐約：劍橋大學出版社，1981，第184頁。

[7] 這臺印刷機不是美洲大陸上出現的第一臺印刷機。西班牙人在此100年前已經在墨西哥建立了一個印刷廠。

[8] 理查德·霍夫斯塔特(richaidhofstadter,1916—1970)，美國曆史學家。他認為，在美國政治中一再反映出來的傑弗遜民主主義的平等的、民眾的思想，使許多美國人產生一種根深蒂固的反知識分子的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