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傑明·富蘭克林自傳》中，有一段來自邁克爾·威爾法爾的精彩引語。此人是德美浸禮會教派的創始人之一，與富蘭克林相交多年。事情的起因是威爾法爾向富蘭克林抱怨，說其他宗教派別的狂熱分子四處散佈關於德美浸禮會教派的謠言，指責他們宣揚令人髮指的教義，而這一切實際上都是子虛烏有的。富蘭克林建議他們發表文章闡明自己的信仰和原則，認為這樣可以讓謠言不攻自破。威爾法爾答覆說，他的教友們曾經討論過這樣的做法，但是最終還是加以否決了。他用以下的這段話解釋了他們的理由：blockquote在人類社會存在之初，上帝以啟蒙人智為樂，他讓我們意識到，有些我們尊為真理的其實是謬誤，有些我們斥為謬誤的卻是真正的真理。他不時地為我們撥去迷霧，使我們不斷完善自己的原則，改正自己的錯誤，在這個過程中，他得到了無限的滿足。現在我們不知道我們是否達到了發展的終極，是否達到了精神知識或神學知識的完滿，我們擔心，如果我們裹足不前，不願意接受他人的意見，那麼我們的後人會效仿我們，認為我們——他們的前輩和創立者，所做的一切都是神聖的，是不可絲毫背離的。[1]/blockquote富蘭克林認為他們的這種謙遜在人類歷史上的各教派中是罕見的。我們當然可以用「謙遜」二字形容他們的態度，但這段話的意義遠勝於此。它對於書面文字的認識論的批評可以同柏拉圖的觀點相媲美。摩西本人也許也會對這段話產生興趣，雖然他未必能同意。德美浸禮會教派的觀點近乎制定了一條關於宗教話語的誡令：「不可記錄汝等之教義，更不可將其印刷成文，否則汝等將永遠受其束縛。」

不管怎樣，我們都會認為，關於德美浸禮會教派討論結果的記錄未能傳之於世，畢竟是一個重大的損失，否則本書的觀點——表達思想的方式將影響所要表達思想的內容——將更為彰顯。更重要的是，他們的討論結果是殖民地時代的美利堅人質疑鉛字的一個獨一無二的例子，因為富蘭克林時代的美利堅人比世界上任何時期的任何人都更依賴鉛字的力量。不管人們對於那些新英格蘭的新居民們有過怎樣的評述，最重要的一個事實就是：他們以及他們的子孫都是熱誠而優秀的讀者，他們的宗教情感、政治思想和社會生活都深深植根於印刷品這個媒介。我們知道，隨「五月花」號[2]進入美洲的行李中有幾本書，其中最重要的是《聖經》和約翰·史密斯的《新英格蘭記》。(我們可以猜想，對於駛向未知世界的移民們來說，後者得到的重視會更多。)我們也知道，在殖民地時代的早期，每個牧師都會得到10英鎊來啟動一個宗教圖書館。雖然當時的文化普及率很難估計，但有足夠的證據表明(大多來自簽名)，在1640年到1700年之間，馬薩諸塞和康涅狄格兩個地方的文化普及率達到了89%—95%。這也許是當時世界上具有讀寫能力的男人最集中的地方了。[3](在1681年到1697年之間，殖民地婦女的文化普及率大約為62%。)

不難理解，《聖經》是所有家庭的必讀書，因為這些人都是新教教徒，他們和路德一樣，相信印刷品「是上帝天恩的最高表現形式，耶穌的教義將藉此被不斷推廣」。當然，耶穌的教義也可能是通過《聖經》以外的書得到推廣的，例如1640年印刷的著名的《海灣州聖歌》，在當時該書被視為美洲的第一暢銷書。但我們也不能認定這些人只讀宗教書籍，那個時期的遺囑記錄表明，在1654年到1699年之間，米德爾塞克斯縣60%的家庭擁有藏書，其中92%的家庭擁有《聖經》以外的書。[4]事實上，在1682年到1685年之間，波士頓最大的書商僅從一個英國書商那裡就進口了3421冊書，其中大多數都是非宗教書籍。如果有人再補充說明一下，這些書僅僅是住在北部殖民地的75000個居民的需求量，那麼3421冊書這個數字的意義就更清楚了。[5]放在現代，相等的需求量就該是上千萬冊了。

除了加爾文清教徒的宗教要求他們能識文斷字這個原因之外，還有另外三個因素也能解釋這些來到新英格蘭的殖民者們對於鉛字的痴迷。第一，既然17世紀英國男性的文化普及率不到40%，我們可以猜測，移民到新英格蘭的人大多應來自英國文化教育程度較高的地區或階層。[6]換句話說，他們熱愛讀書，相信到新的世界裡讀書仍然非常重要，就像在過去一樣。第二，1650年之後，幾乎所有的新英格蘭城鎮都通過了法令，要求建立「讀寫學校」，一些大的社群還要求建立語法學校。這些法令都提到了撒旦，認為他的邪惡力量將被教育摧毀。當然，推行教育還有其他原因，我們從下面這首流行於17世紀的小詩可以略見一斑：blockquote公立學校是知識的源泉，

學習是人們神聖的權利。/blockquote真正統治這些人思想的並不是撒旦。早在16世紀，人們的認識論就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任何一種知識都要通過鉛字來表達和傳播。關於這個變化，路易斯·芒福德寫道：「印刷書籍比任何其他方式都更有效地把人們從現時現地的統治中解放出來……鉛字比實際發生的事實更有威力……存在就是存在於鉛字之中：其他的一切都將漸漸地成為虛無。所謂學習就是書本的學習。」)從這些話中我們可以推斷，在殖民者們看來，年輕人的學習不僅僅是一種道德上的義務，同時也是智力開發的一條必要途徑。(他們的故鄉——英國，就是一個學校之國。1660年以前，英國有444所學校，每12英里就有一所學校。)很明顯，文化教育程度的提高同學校教育是分不開的。在學校教育還沒有普及的地方(如羅德島)或學校法規還不完善的地方(如新漢普希爾)，文化普及率的上升比其他地方緩慢得多。

最後一點，這些身處異鄉的英國人不需要印刷自己的書，甚至不需要培養自己的作家。他們從自己的故國原封不動地搬來高深的文學傳統。1736年，書商們大事宣傳《旁觀者》、《閒談者》和斯梯爾的《衛報》。1738年出現了關於洛克《人類理解論》、蒲柏《荷馬史詩》、斯威夫特《一隻澡盆的故事》和德萊頓《寓言》的廣告。耶魯大學校長德懷特曾精闢地描寫過當時美洲的情況：blockquote幾乎每一種型別、每一種題材的書都已經有人為我們寫就。在這方面我們是得天獨厚的，因為我們和大英帝國的人說著同一種語言，而且大多數時候能與他們和平相處。和他們之間的貿易關係長期為我們帶來大量的書籍，藝術類、科學類以及文學類的書籍，這些書大大地滿足了我們的需要。/blockquote這種情形產生的一個重要結果就是：殖民地美洲沒出現文化貴族。閱讀從來沒有被視為上等人的活動，印刷品廣泛傳播在各類人群之中，從而形成了一種沒有階級之分的、生機勃勃的閱讀文化。丹尼爾·布林斯廷這樣寫道：「閱讀蔚然成風。四處都是閱讀的中心，因為壓根就沒有中心。每個人都能直接瞭解印刷品的內容，每個人都能說同一種語言。閱讀是這個忙碌、流動、公開的社會的必然產物。」到1772年的時候，雅各布·杜謝已經可以做出這樣的評論：「特拉華河畔最窮苦的勞工也認為自己有權像紳士或學者一樣發表對宗教或政治的看法……這就是當時人們對於各類書籍所表現出來的興趣，幾乎每個人都在閱讀。」

在這樣一個閱讀蔚然成風的地方，托馬斯·潘恩1776年1月10日出版的《常識》能在當年3月之前賣掉10萬冊，也就不足為奇了。如果是在1985年，那麼一本書必須賣掉800萬冊(兩個月之內)才能比得上當時潘恩著作所吸引的人口比例。我們再看一看1776年3月的情況，霍華德·法斯特為我們提供了一組更讓人歎服的數字：「沒有人知道到底印了多少冊，最保守的數字是30萬冊，也有人說是50萬冊。如果說當時300萬人口需要印刷40萬冊書，那麼今天的一本書需要賣掉2400萬冊才能比得上。」在今天的美國，唯一能吸引這麼多人注意力的傳媒活動大概只有美國橄欖球超級盃賽了。

在這裡，我們應該稍稍停頓一下，來談談托馬斯·潘恩，因為在很大程度上，他可以代表他那個時代高度而廣泛的文化教育程度。我特別想提出的一點是，雖然他出身低微，但他從來沒有像莎士比亞一樣被人質疑過是不是其著作的真正作者。確實，我們對潘恩生平的瞭解要多於莎士比亞(雖然對潘恩的早期生活也知之甚少)，我們也知道潘恩所受的正規教育遠不如莎士比亞。在來美洲之前，他生活在社會的最底層。儘管有這樣的不利條件，但是他的關於政治哲學和辯證法的著作觀點明確，生命力經久不衰，絲毫不輸(數量上也許不如)伏爾泰、羅素和包括柏克在內的同時代英國哲學家。但是從來沒有人問過：這樣一個來自英國窮人階級的、沒有受過教育的胸衣製造商怎麼可能寫出如此震撼人心的文章？有的時候，潘恩的教育背景會成為其敵人的攻擊目標(他本人也因為這個缺陷而感到自卑)，但從來沒有人懷疑過這樣強有力的文章會出自一個普通人。

我們也應該提一下，潘恩影響力最大的這本書的全名是《常識——一個英國人所著》。這個副標題很重要，因為正如我們前面提到的，殖民地時代的美洲人沒有寫過什麼書，關於這一點，富蘭克林解釋說是因為美洲人忙於其他事情。也許是這樣的。但是，美洲人的忙碌並沒有影響他們利用印刷機，甚至是為了根本不是他們自己寫的書而利用印刷機。美洲的第一臺印刷機誕生在1638年，屬於當時只有兩年曆史的哈佛大學。[7]之後不久，在沒有不列顛王國政府的幫助下，波士頓和賓夕法尼亞也有了自己的印刷機。這是一個讓人吃驚的事實，因為那時在利物浦、伯明翰以及其他英國城市都不允許使用印刷機。最早的印刷機用於印刷時事通訊，通常都是用廉價的紙張。也許我們可以說，美洲文學的滯後不是因為人們的惰性或英國文學的廣泛流行，而是因為缺少優質的紙張。到了獨立戰爭時期，喬治·華盛頓還不得不用難看的紙片給他的將領們寫信，他的急件甚至連信封都沒有，因為紙實在是太寶貴了。

但是到了17世紀末期，一種本土文學開始起步，這也同美洲文化對印刷術的偏愛不無關係。這裡的文學當然指的是報紙。本傑明·哈里斯於1690年9月5日在波士頓出版了一份共三頁的報紙，名叫《國內外要聞》。這是美國人第一次涉足報紙。在哈里斯來美洲之前，他參與「揭露」了一個子虛烏有的、有關天主教徒屠殺新教教徒並縱火倫敦的陰謀。他在倫敦的報紙《倫敦郵報》上揭露了「教皇的陰謀」，結果天主教徒受到殘酷的迫害。哈里斯對於謊言已是司空見慣，他在《國內外要聞》的內容說明中提到，報紙對於抗擊盛行於波士頓的謊言是非常必要的。他用以下的話作為內容說明的總結：「喜歡我這個提議的人可能會因此承擔罪名。」哈里斯的這種猜測是完全正確的。第二期的《國內外要聞》再也沒有面世。市長和市議會查禁了他的報紙，並且指責他發表了「非常偏激的言論」。他們的這種反應說明，他們根本不想容忍任何人成為他們的障礙。就這樣，在美洲這個新的世界裡人們開始了爭取資訊自由的鬥爭，而這樣的鬥爭在英國已經進行了一個世紀之久。

哈里斯的失敗激勵了其他人對於報紙的嘗試：《波士頓新聞信札》出版於1704年，它被認為是第一份連續發行的美洲報紙。在此之後，《波士頓報》(1719年)和《新英格蘭報》(1721年)相繼問世，它們的編輯詹姆士·富蘭克林是本傑明的哥哥。在1730年之前，有7種報紙定期在4個殖民地出版，1800年前，報紙的數目上升到180種。1770年，《紐約報》用下面的這段話(節選)來慶祝自己和其他報紙的成功：blockquote這是事實(讓我們向大學表示敬意)

報紙是知識的源泉，

是現代人每一次對話的靈感來源。/blockquote到了18世紀末，塞繆爾·米勒教士自豪地宣稱，美國已經擁有相當於英國三分之二的報紙，而人口只佔英國的一半。

1786年，本傑明·富蘭克林評論道，美國人醉心於報紙和小冊子，以至於沒有時間來看書。(有一本書是個例外，那就是韋伯斯特的《美國拼寫課本》，此書在1783年到1843年之間銷售了2400萬冊。)富蘭克林所說的「小冊子」，也應該引起我們的注意。伴隨報紙在各殖民地廣泛傳播的還有各種小冊子和大幅印刷品。阿歷克西斯·德·托克維爾在他1835年出版的《美國的民主》一書中提到了這個事實：「在美國，各黨派之間不是通過寫書來反駁對方的觀點，而是通過散發小冊子，這些小冊子以驚人的速度在一天之內迅速傳播，而後消失。」下面這段話中他也提到報紙和小冊子：「槍炮的發明使奴隸和貴族得以在戰場上平等對峙；印刷術為各階層的人們開啟了同樣的資訊之門，郵差把知識一視同仁地送到茅屋和宮殿前。」

在托克維爾發表這番議論的時候，印刷術已經傳播到了美國的各個地區。南方和北方相比，不但在辦學方面落後(南方几乎所有的學校都是私立的)，而且在使用印刷機方面也晚了一步。例如，弗吉尼亞州一直到1736年才有了自己的第一份定期出版的報紙——《弗吉尼亞報》。但是到了18世紀末，通過鉛字傳播思想的運動蓬勃發展，很快成為一次全國範圍的對話。例如，亞歷山大·漢密爾頓、詹姆士·麥迪遜和約翰·傑伊(全部用「帕布利厄斯」的化名)寫了85篇支援美國憲法的文章，1787年至1788年期間，這些文章原本只是出現在紐約的報紙上，但後來在南方人中的影響完全不遜於在北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