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講述事實的方法優於其他方法，所以這會對採用這些方法的文化產生健康的影響。我這樣說不是想要宣揚認識論的相對論。我希望能讓你們相信，印刷文化的認識論在日益衰退，電視文化的認識論在同步壯大，這些都會在大眾生活中產生嚴重的後果，其中一個後果就是我們將變得越來越可笑。這就是為什麼我要極力強調，任何講述事實的形式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其產生的影響會發揮巨大的作用。「眼見為實」作為一條認識論的公理，從來都享有重要的地位，但「話說為實」、「閱讀為實」、「計算為實」、「推理為實」和「感覺為實」的重要性，隨著文化中媒介的變化，也在跌宕起伏。隨著一種文化從口頭語言轉向書面文字，再從印刷術轉向電視，關於真理的看法也在不斷改變。尼采說過，任何哲學都是某個階段生活的哲學。我們還應該加一句，任何認識論都是某個媒介發展階段的認識論。真理，和時間一樣，是人通過他自己發明的交流技術同自己進行對話的產物。

既然智力主要被定義成人掌握事物真理的一種能力，那麼一種文化的智力就決定於其重要交流方式的性質。在一個純粹口語的文化裡，智力常常同創造警句的能力相關，即創造具有廣泛適用性的精闢俗語的能力相關。據說，所羅門知道3000條諺語。在一個印刷文字的社會里，有這樣才能的人充其量被人看作是怪人，甚至是自大的討厭鬼。在一個純粹口語的社會里，人們非常看重記憶力，由於沒有書面文字，人的大腦就必須發揮流動圖書館的作用。忘記一些事該怎樣說或怎樣做，對於社會是一件危險的事，也是愚蠢的表現。在印刷文字的文化裡，記住一首詩、一張選單、一條法規或其他大多數東西只是為了有趣，而絕不會被看作是高智商的標誌。

雖然讀這本書的人都瞭解印刷文字和智力之間關係的一般性質，但是，如果你考慮一下你讀這本書時應達到什麼要求，就可能會得出一個更具體的定義。首先，你應該相當長一段時間保持基本不動。如果你做不到這一點(讀這本書或其他書都一樣)，那麼在我們的文化裡你就會被認為是運動功能亢進或是不守紀律，至少是有什麼智力缺陷。印刷文字對於我們的身體和大腦都提出了相當苛刻的要求。但是，控制你的身體是最低限度的要求。你還必須學會注意書本上文字的形狀。你必須看穿它們，這樣你才能直接瞭解這些形狀所代表的意思。如果你僅僅專注於文字的形狀，那麼你就是一個讓人不能容忍的低效讀者，會被人當作傻子。如果你已經學會了怎樣不受外觀的干擾去理解意義，那麼你就應該採取一種超然而客觀的態度，這包括你要能夠區分文字的感官愉悅、魅力或奉承語氣(如果有的話)和文字所表達的觀點之間的邏輯。同時，你還必須能夠根據語言的語氣去判斷作者對於所寫內容和讀者的態度。換句話說，你必須知道笑話和觀點之間的區別。在判斷觀點性質的時候，你要同時做幾件事情，包括把判斷推遲到整個觀點完成時做出；把問題記在腦中，直到你已經決定何時、何地或是否能回答它們；用你所有相關的經歷作為現有觀點的反證。你還必須能夠捨棄那些同所涉觀點無關的知識和經歷。在你作這些準備的時候，你必須摒棄原來認為文字具有魔力的看法，更重要的是，你要接受一個抽象的世界，因為這本書裡幾乎沒有什麼片語和句子要求你聯想具體的形象。在鉛字的文化裡，我們可以說某個人不夠聰明，需要給他畫張圖才能幫助他理解。而現在，聰明則意味著我們可以不借助圖畫就可以從容應對一個充滿概念和歸納的領域。

在一個用鉛字表達真理的文化裡，能夠做到這一切甚至更多的話，就構成了智力的基本定義。在後面的兩章中，我想告訴大家，18世紀和19世紀的美國也許是有史以來最以鉛字為中心的文化。在更後面的章節裡，我想證明，在20世紀我們對於真理的看法和對智力的定義隨著新舊媒介的更替發生了很大變化。

但是，我不想過於簡單地看待這個變化。這裡，我想用三點來作個總結，並以此答覆細心的讀者可能已經提出的相反觀點。

第一點是，我從來沒有說過，媒介的變化帶來了人們思想結構或認知能力的變化。確實有人提出過這樣的觀點，或類似的觀點(例如傑羅姆·布魯納、傑克·古迪、沃爾特·翁格、馬歇爾·麥克盧漢、朱利安·傑恩斯和艾瑞克·哈烏洛克[7])。我很願意認為他們是對的，但我的觀點不需要我這樣做。所以，我不想證明這樣的可能性，即根據皮亞傑的理論，只有口頭語言的人在智力上不及有書面文字的人，而「電視文化」裡的人比前兩者都表現得智力低下。我的觀點僅僅是說：一種重要的新媒介會改變話語的結構。實現這種變化的途徑包括：鼓勵某些運用理解力的方法，偏重某些有關智力和智慧的定義以及創造一種講述事實的形式，從而使某個詞語具有某種新的內容。我想再次說明，在這件事上我不是相對論者，我相信電視創造出來的認識論不僅劣於以鉛字為基礎的認識論，而且是危險和荒誕的。

第二點是，我提出的認識論變化還沒有包括(也許永遠不能)任何人和任何事。一些舊的媒介事實上已經消失了(如象形文字和裝飾華美的手稿)，與它們相關的規則和認知習慣也隨之消失了，但其他形式的對話還將保留下來，如口頭語言和書面文字。所以，像電視這樣的新媒介產生的認識論所帶來的影響並不是沒有爭議的。

對這個問題我覺得這樣考慮會有所幫助：符號環境中的變化和自然環境中的變化一樣，開始都是緩慢地累積，然後突然達到了物理學家所說的臨界點。一條被逐漸汙染的河流會突然變得有毒，大多數魚類都滅絕了，游泳成為一種危險。但即使是這樣，這條河看上去還是正常的，人們還可以在上面划船。換句話說，即使河裡的生命都已經死亡，這條河還是存在的，它的用途也還沒有消失，但它的價值大大降低了，並且它惡劣的條件對於周圍環境會產生不良的影響。我們的符號環境也是一樣的情況。我相信，我們也已經達到了一種臨界點，在這種情況下，電子媒介決定性地、不可逆轉地改變了符號環境的性質。在我們的文化裡，資訊、思想和認識論是由電視、而不是鉛字決定的。我們不否認，現在仍有讀者，仍有許多書在出版，但是書和閱讀的功能和以往是大不相同了。即使在曾經被認為鉛字具有絕對統治地位的學校裡，情況也未能例外。有人相信電視和鉛字仍然共存，而共存就意味著平等。這是一種自欺欺人的想法。根本沒有什麼平等，鉛字只是一種殘餘的認識論，它憑藉電腦、報紙和被設計得酷似電視螢幕的雜誌還能存在下去。像那些在有毒的河流中倖免於難的魚兒以及那個仍在上面划船的人一樣，我們的心中仍保留著過去那條清清小河的影子。

第三點是，我上面打的比方中，河流主要是指公眾話語——對話所採用的政治、宗教、資訊和商業的形式。我說的只是以電視為中心的認識論汙染了大眾交流和相關活動，而不是說它汙染了一切。首先，我不斷提醒自己，電視給那些老弱病殘以及在汽車旅館裡飽嘗孤獨寂寞的人帶來了無盡的安慰和快樂。我也意識到電視在為大眾提供一個電影院方面具有很大潛力(我認為我們還沒有對此給予足夠的重視)。也有人提出，雖然電視削弱了人們的理性話語，但它的情感力量是不容忽視的，它會讓人們反對越南戰爭或種族歧視。對於這些好處我們不能視而不見。

我之所以不願被人誤解為是在攻擊電視，還有一個原因。任何稍稍瞭解人類交流歷史的人都知道，每一種思想的新工具的誕生都會達到某種平衡，有得必有失，雖然這種平衡並不是絕對的。有時是得大於失，有時是失大於得。我們在或毀或譽時要十分小心，因為未來的結果往往是出人意料的。印刷術的發明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印刷術樹立了個體的現代意識，卻毀滅了中世紀的集體感和統一感；印刷術創造了散文，卻把詩歌變成了一種奇異的表達形式；印刷術使現代科學成為可能，卻把宗教變成了迷信；印刷術幫助了國家民族的成長，卻把愛國主義變成了一種近乎致命的狹隘情感。

很顯然，我的觀點是，400年來佔據絕對統治地位的印刷術利大於弊。我們現代人對於智力的理解大多來自印刷文字，我們對於教育、知識、真理和資訊的看法也一樣。隨著印刷術退至我們文化的邊緣以及電視佔據了文化的中心，公眾話語的嚴肅性、明確性和價值都出現了危險的退步，這就是我希望說明清楚的。但是，對於同種景況下可能出現的好處，我們也應該保持坦誠的態度。

[1] 弗萊，《偉大的符號：聖經和文學》，多倫多：學術出版社，1981，第217頁。

[2] 憤怒的葡萄(grapesofwrath)：意指騷動的根源，憤怒和暴力的起因。典出《聖經·啟示錄》。

[3] 易得邁人(edomites)，閃族人的一個部族。西元前12—前6世紀居住在死海東南邊的區域，時常與希伯來人發生衝突。

[4] 引自翁格，《讀寫能力和印刷術的未來》，《通訊雜誌》30:1(冬季刊，1980年)，第201—202頁。

[5] 翁格，《口語和讀寫能力》，紐約：麥休恩，1982，第35頁。

[6] 翁格，《口語和讀寫能力》，紐約：麥休恩，1982，第109頁。

[7] 傑羅姆·布魯納在《認知成長的研究》中寫道，成長「既是從外到裡的，也是從裡到外的」，「(認知成長的)很大一部分在於人獲得肌肉運動、感覺和反射的能力」(第1—2頁)；古迪在《野蠻人的馴化》中寫道：「(書寫)改變了那些不能閱讀的人對於世界的表象」，他還寫道：「字母的存在改變了人們要處理的問題的型別，並且改變了人們處理這些問題的方法」(第11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