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豆葉回到鎮上，聽說媽媽決定收養我，倒不像我預料的那麼高興。她點點頭表示滿意，滿意是當然的，但她沒有笑。我問她是否事情不盡如人意。

「哦，不是的，螃蟹醫生和延之間的競價正如我所願，」她對我說，「最後會是個很大的數目。我剛知道這事，就聽說新田夫人要收養你。我實在沒法更高興了！」

這是她說的話。但後來幾年我慢慢了解到，真相併不如此。首先，競價根本不是在螃蟹醫生和延之間展開的，而是螃蟹醫生和男爵。我沒法想象豆葉對此有何感受，但我想有段時間她突然對我特別冷淡，這肯定是個原因，因此她也沒有把實情告訴我。

我的意思不是說延毫無涉足此事，他確實來勢洶洶地競爭我的「水揚」，但幾天後價格超過了八千，他就收手了。他退出也許不是因為價格太高。從一開始，豆葉就知道，如果延願意的話，他可以擊敗任何人。問題是，豆葉沒有料到，延對我的「水揚」興趣並不大。只有一種男人會把時間和金錢花在追求「水揚」上，可偏巧延不是這種人。幾個月前，如果你記得的話，豆葉曾說，如果不是意在「水揚」，沒有一個男人會和一個十五歲的學徒發展關係。那次她還告訴我，「你別以為是你的談吐吸引了他。」我不知道她這句關於我談吐的斷言是否正確，但我吸引延之處，也不是我的「水揚」。

至於螃蟹醫生，如果讓像延這種人把一次「水揚」從他手裡奪走，他可能是會選擇自殺這種古老方式的。當然，最初幾天，他並非是在和延競價，但他不知道這情況，而一力亭茶屋的女主人鐵了心要把他瞞到底，想盡可能地抬高價格。因此在電話中，她是這樣跟他說的，「哦，醫生，大阪那邊傳來訊息，叫價已經上到五千元了。」她也許是從大阪得到的訊息，也可能是從她妹妹那裡聽到的，女主人倒不是個喜歡無中生有的人。但她一提到大阪和叫價，螃蟹醫生就想當然地以為是延在叫價，其實那人卻是男爵。

男爵卻完全清楚他的對手是醫生，但他並不在乎。他想要我的「水揚」，一想到他可能贏不了，就會像個小孩一樣噘起嘴。後來，有個藝伎告訴我當時她和男爵的一段對話。「你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嗎？」男爵對她說，「我想安排一次‘水揚’，但半路殺出個可惡的醫生。只有一個人能夠開發這塊處女地，我想成為這個人！但我該怎麼做？這個蠢醫生好像不明白他甩出去的數目都是真的錢！」

隨著競價的上升，男爵開始說要退出了。但數字已經接近新的紀錄，一力亭茶屋女主人決定要把價格再抬一抬，她打定主意要像誤導醫生一樣來誤導男爵。她在電話裡對他說，「一位先生」出了個大價錢，又說「不過很多人都相信他不會出更高的價了」。我想確實會有些人相信醫生出不了更高的價，但女主人不是其中之一。她知道無論男爵最後的叫價是多少，醫生都會蓋過去的。

最後，螃蟹醫生同意為我的「水揚」支付一萬一千五百元。這在當時的祇園，是「水揚」有史以來的最高價，也許在日本的其他藝伎區也是最高的了。要知道那時候，一個藝伎每小時陪客只有四元，一件精緻的和服大概是一千五百元。聽起來似乎不多，但已經遠遠超過一個工人的全年收入。

我得承認我對錢沒什麼概念。大多數藝伎引為自豪的是她們從不用帶現金，而是習慣於到處記賬。即使現在在紐約，我也是這樣。我去認識我的店裡購物，店員就會很熱心地為我記賬。月底賬單來了，我會讓一個漂亮的助手去為我付賬。所以你知道，我沒法告訴你我用了多少錢，也說不出一瓶香水又比一本雜誌貴多少。所以談到錢的事，我可能是世上最茫然的人了。不過，我想告訴你一件事，那本是我的一個好友告訴我的。他在六十年代當過日本大藏省副大臣，他講的事我不是太明白。他說，現金在逐年貶值，所以豆葉在一九二九年的「水揚」價實際上超過我一九三五年的價格，雖然我的是一萬一千五百元，而她的是七千多或八千元。

當然，在我出售「水揚」的那陣子，這些都無關緊要。人人都知道是我重新整理了紀錄，而且這個紀錄一直保持到一九五一年才被勝美代打破，在我心裡她是二十世紀最出色的藝伎之一。另外，據我的大藏省副大臣朋友說，豆葉的紀錄是保持到了六十年代。但無論這個紀錄是屬於我的，勝美代的，還是豆葉的，甚至上溯到十九世紀九十年代的豆光，你都完全可以想象到，媽媽聽到這筆聞所未聞的款子，肉乎乎的小手要發癢了。

不消說，這就是她要收養我的原因。我「水揚」的費用除了還清我在藝館的債務外還有富餘。如果媽媽不收養我，部分錢就會落到我手裡，你能設想媽媽對此有何感受。我成為藝館的女兒後，我的債務就一筆勾銷了，但我所有的收入也歸藝館所有，不僅是我「水揚」的費用，也包括以後的一切收入。

下一週舉行了收養儀式。我的名已經改成小百合了，現在我的姓也改了。在海崖上的醉屋裡，我是坂本千代，現在我叫新田小百合。

在一個藝伎一生中的重要時刻裡，「水揚」當然是最重大的。我的「水揚」發生在一九三五年的七月初，當時我十五歲。下午，螃蟹醫生和我在儀式上共飲清酒，這就把我們結合在一起了。這個儀式的緣由是，雖然「水揚」只持續很短的時間，但螃蟹醫生今生今世都是我「水揚」的恩主，而不是擁有其他的特權，你懂吧。儀式在一力亭茶屋舉行，媽媽、阿姨和豆葉都在。一力亭茶屋的女主人也參加儀式，還有我的穿衣師別宮先生。穿衣師總是參加這類儀式的，他們代表藝伎這一方的利益。我穿一套最正式的學徒裝：帶五個紋印的黑袍和紅色的襯袍，這個色調代表新的開始。豆葉教導我要端莊嚴肅，要毫無幽默感。我走進一力亭的前廳，袍裾拖在腳邊，因為心裡緊張，要顯得嚴肅倒是不難。

儀式後，我們去一家吉兆飯店用餐。這也是個莊重場合，我話少，吃得更少。席間，螃蟹醫生可能已經開始想到後面的事，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煩躁的人。一頓飯，我都垂著眼睛，裝出一副一無所知的樣子，但每次我朝他偷偷一瞥，都發現他透過鏡片的目光像是在談公務。

飯終於吃完了，別宮先生陪我坐人力車到南禪寺附近一家漂亮的旅館。那天他早先已經來過，安排好隔壁的換衣間。他幫我脫了和服，給我換上一件家常衣服，寬腰帶上沒有要繫結的襯墊——襯墊對醫生來說是個麻煩。他把結釦打得容易解開。穿好衣服後，我緊張得要命，別宮先生只好扶我回到屋裡，讓我在門邊等候醫生。他走開後，我有種萬分恐懼的感覺，好像就要動手術切除一個腎臟或肝臟之類的東西。

螃蟹醫生很快就來了，他吩咐我給他準備清酒，自己則去室內浴室洗澡。我想他大概希望我幫他脫衣服，因為他給了我一個奇怪的眼色。但我雙手發冷，僵直，沒法去幫他。幾分鐘後，他穿著浴袍出來了，拉開通往花園的門。我們坐在木結構小陽臺上，啜著清酒，聽著腳下的蟋蟀鳴聲和小溪的潺潺流水。我把酒潑到了和服上，但醫生沒注意。說實話，他好像什麼都沒注意，除了附近池塘裡濺出水花的一尾魚，他還指給我看，好像我沒見過一樣。我們坐著的時候，來了一個女僕，把我們的床鋪並排鋪好。

終於醫生進去了，把我獨自留在陽臺上。我微微側身，恰好可以用眼角餘光看到他的舉動。他從包裡拿出兩塊白毛巾放在桌子上，左右擺弄了一陣。他又同樣在一個床鋪上擺弄枕頭，然後過來站在門口，直到我起身跟他進去。

我還站著的時候，他除下我的腰帶，讓我去舒舒服服地躺在其中一個床鋪上。可是一切事物在我看來都是既奇怪又可怕，無論怎麼都不可能做到舒服了。但我還是仰面躺下，脖子下枕了個塞滿大豆的枕頭。醫生掀開我的袍子，又花了不少工夫一步步解開裡面的衣服，摩擦著我的雙腿，我想他是想幫我放鬆。這樣過了很長時間，他終於拿來那兩塊先前取出的白毛巾。他讓我抬起臀部，把它們鋪在我下面。

「這是吸血的。」他對我說。

當然，「水揚」是要出一定量的血，但沒有人準確地向我解釋過原因。我原該默不作聲，或者感謝醫生如此為我著想，還鋪了毛巾，可我脫口而出：「什麼血？」說話時，我的聲音發尖，因為喉嚨太乾燥了。螃蟹醫生開始解釋，「處女膜」——雖然我還不知道那是什麼東西——撕裂時總會流血……然後是這個，那個，另外……我想我聽著聽著就緊張了，我從床鋪上微微抬起了身，醫生把手按在我肩上，輕輕把我按下去。

我能肯定這類談話足以讓某些想成事的男人掃興，但醫生不是這種人。他解釋完畢後，對我說：「這是我第二次有機會採集你的血樣了。你想看看嗎？」

我注意到他帶來的不僅是過夜用的皮包，還有一個小木箱。醫生從衣櫥的褲子口袋裡取出一串鑰匙，開啟了木箱的鎖。他把箱子拿過來，從中間開啟，原來是個獨立式的陳列箱。兩邊都是盛放著玻璃小瓶的支架，瓶上帶塞子，瓶身用帶扣固定。支架底部有幾件工具，什麼剪子啦，鑷子啦。除此以外，整個箱子裡就塞滿了這樣的小玻璃瓶，大概有四五十個之多。除了最上層的架子上有幾個是空的外，瓶子裡都有東西，但我不知道是什麼。醫生把桌子上的檯燈移過來，我這才看清了每個瓶子頂部都貼了白色的標籤，上面是各個藝伎的名字。我看見豆葉的名字，還有著名的豆月的名字。我還看到其他許多熟悉的名字，包括初桃的朋友光琳。

「這個，」醫生邊說邊取出一個小瓶，「是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