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館附近有人嗎？」

「還看不出來。」

「康先生有訊息嗎？」

「沒有。」

「康先生現在應該到上海了。林權助說他已密電天津上海的日本負責人照顧康先生，他叫我放心。他今天早上來過，伊藤博文來，他太忙，現在出去了。」

「林公使說他太忙，一切先由我招待，請不要見怪。」平山周補充說。

「我們感謝他還來不及，怎麼還見怪？」梁啟超說。

「這次也真巧，伊藤博文伊藤公正好在北京，伊藤公佩服各位、表示要救各位，林公使人同此心，在他們領導下的我們，更心同此理，願意為你們中國志士效勞。為免夜長夢多，我們打算就在三五天內掩護你們兩位偷渡，離開中國，如果有別的志士到公使館來，我們也願一體相助……」平山周興奮地說著。

「不過，」譚嗣同冷冷地插進嘴，不大友善地盯著日本人，「我今天來，並不是要請你們幫我離開中國，雖然我很感謝你們在危難時相助。我是不打算走的。我今天來，只是有一包東西要交給梁先生帶出去……」

「可是，復生！」梁啟超急著抓緊譚嗣同的肩膀，「你怎麼可以留下來？留下來是無謂的犧牲、是死路一條！」

「我當然知道。」譚嗣同堅定地說，「並且我非常贊成你走。這是一種分工合作，目標雖然一個，但每個同志站的位置，卻不可能全一樣。有在前面衝鋒的、有在後面補給的、有出錢的、有出力的、有流血的、有流汗的，適合甲的未必適合乙，乙能做的不必乙丙兩人做。我覺得今天的情形適合我留下，也必須我留下，康先生和你要走，走到外面去、走到外國去，回頭來為我們的事業東山再起。」

「唉，復生！你怎麼這麼固執！留下來，究竟有多少積極意義？留下來做犧牲品，又有多少用處？不行，不行，你得同我們一起走，不能這樣犧牲掉！」

「卓如，你怎麼會認為犧牲沒有積極意義？你記得公孫杵臼的故事，不走的人、犧牲的人，也是在做事、做積極的事；走的人、不先犧牲的人，也是在犧牲，只不過是長期的、不可知的在犧牲。所以照公孫杵臼的說法，不走的人、先犧牲的人，所做的反倒是容易的；走的人、不先犧牲的人，所做的反倒比較難。公孫杵臼把兩條路擺出來，自己挑了容易的，不走了、先犧牲了。我今天也想這樣。我把難的留給康先生和你去做，我願意做殉道者，給你們開路。以後路還長得很，也許由我開這個路，對你們做起來有個好理由好起點好憑藉，就像公孫杵臼若不開路，程嬰就沒有好理由好起點好憑藉一樣。所以，我想了又想，決心我留下來。」

「唉，你怎麼能這樣！公孫杵臼、程嬰的時代跟我們不同，處境也不同，物件也不同，知識程度也不同，怎麼能一概而論！」

「沒有不同，在大類上完全一樣。我們和公孫杵臼、程嬰一樣，都面對了要把我們斬盡殺絕的敵人，都需要部分同志的犧牲來昭告同胞大眾，用犧牲來鼓舞其他同志繼續做長期的奮鬥。」

「可是，你忘了，當時公孫杵臼犧牲是為了和程嬰合演苦肉計，我們現在並沒有演苦肉計的必要，為什麼要學他們那種時代那種知識程度的人，這是比擬不倫的啊！」

「比擬倫的！」譚嗣同堅定地說，「我今天帶來這布包，是我的那部《仁學》的稿子，對我們所爭執的問題，我都研究得很清楚了。交給你處理吧。總之，我決心出來證明一些信念。而這些信念，對我們之中的一部分人，是值得以身示範的。這部《仁學》，卓如兄你是看過的。有些章節，我們還討論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