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崇煥評傳 第九章

碧血劍 金庸 第2頁,共2頁

袁崇煥又請器械,說:「建州準備充分,器械犀利,馬匹壯健,久經訓練。今後解到邊疆去的弓甲等項,也須精利。」崇禎即諭代理工部尚書的左侍郎張維樞:「今後解去關遼的器械,必須鑄明監造司官和工匠的姓名,如有脆薄不堪使用的,就可追究查辦。」

袁崇煥又奏:「五年之中,變化很大。必須吏部與兵部與臣充分合作。應當選用的人員便即任命,不應當任用的,不可隨便派下來。」崇禎即召吏部尚書王永光、兵部尚書王在晉,將袁崇煥的要求諭知。

袁崇煥又奏:「以臣的力量,制全遼是有餘的,但要平息眾人的紛紛議論,那就不足了。臣一齣京城,與皇上就隔得很遠,忌功妒能的人一定會有的。這些人即使敬懼皇上的法度,不敢亂用權力來搗亂臣的事務,但不免會大發議論,擾亂臣的方略。」崇禎站起身來,傾聽他的說話,聽了很久,說道:「你提出的方略井井有條,不必謙遜,朕自有主持。」

大學士劉鴻訓等都奏,請給袁崇煥大權,賜給他尚方寶劍,至於王之臣與滿桂的尚方劍則應撤回,以統一事權。崇禎認為對極。應予照辦。談完大事後,賜袁崇煥酒饌。

袁崇煥辭出之後,上了一道奏章,提出了關遼軍務基本戰略的三個原則:「以遼人守遼土,以遼土養遼人」—明代兵制,一方有事,從各方調兵前往。因此守遼的部隊來自四面八方,四川、湖廣、浙江均有。這些士卒首先對守禦關遼不大關心,戰鬥力既不強,又怕冷,在關外駐守一段短時期,便遣回家鄉,另調新兵前來。袁崇煥認為必須用遼兵,他們為了保護家鄉,抗敵勇敢,又習於寒冷氣候。訓練一支精兵,必須兵將相習,非長期薰陶不為功,不能今天調來,明天又另調一批新兵來替換。他主張在關外築城屯田,逐步擴大防守地域,既省糧餉,又可不斷的收復失地。

「守為正著,戰為奇著,和為旁著」—明兵打野戰的戰鬥力不及習於騎射的清兵,這是先天的限制,不易短期內扭轉過來,但大炮的威力卻非清兵所及。所以要捨己之短,用己所長,守堅城而用大炮,立於不敗之地。只有在需要奇兵突出、攻敵不意之時,才和清兵打野戰。為了爭取時間來訓練軍隊、加強城防,有時還須在適當時機中與敵方議和,這是輔助性的戰略。

「法在漸不在驟,在實不在虛」—執行上述方策之時,不可求急功近利,必須穩紮穩打,腳踏實地,慢慢的推進。絕對不可冒險輕進,以致給敵人以可乘之機。

這三個基本戰略,是他總結了明清之間數次大戰役而得出來的結論。明軍三次大敗,都敗於野戰,以致全軍覆沒;寧遠兩次大捷,都在於守堅城、用大炮。

這基本戰略持久的推行下去,就可逐步扭轉形勢,轉守為攻。但他耽心兩件事。一是皇帝和朝中大臣對他不信任,二是敵人挑撥離間,散佈謠言。因此在上任之初,對此特別強調。他宣告在先,軍隊中希奇古怪之事多得很,不可能事事都查究明白。他又自知有一股蠻勁,幹事不依常規,要他一切都做得四平八穩,面面俱圓,那做不到。總而言之:「我不顧自己性命,給皇上辦成大事就是了,小事情請皇上不必理會罷。」

崇禎接到這道奏章,再加獎勉,賜他蟒袍、玉帶與銀幣。袁崇煥領了銀幣,但以未立功勳,不敢受蟒袍玉帶之賜,上疏辭謝了。

崇禎這次召見袁崇煥,對他言聽計從,信任之專,恩遇之隆,實是罕見。但不幸得很,袁崇煥這奏章中所說的話,一句句無不料中,終於被處極刑。這使我想起文徵明的一首詞來。他見到宋高宗親筆寫給岳飛的敕書,書中言辭親切無比,有感而作了一首〈滿江紅〉,其中有一句:「慨當初倚飛何重?後來何酷?」崇禎對待袁崇煥,實也令人慨當初倚之何重,後來何酷。

其間的分別是,岳飛當時對自己後來的命運完全料想不到,袁崇煥卻是早已料到了的。明知將來難免要受到皇帝猜疑,要中敵人的離間之計,卻還是要去擔任艱危,這番捨身赴難的心情,更令後人深深嘆息。

陳子壯:「曾聞緩帶高談日,黃石兵籌在握奇。」梁國棟:「笑倚戎車克壯猷,關前氛祲仗誰收?忻看化日回春日,再上邢州護錦州。」傅於亮:「天山自昔憑三箭,遼左而今仗一夫。秉鉞紛紛論制勝,笑談尊俎似君無?」鄧楨:「冠加薦角峨應甚,賜有龍文許自專(指尚方劍)。借箸獨當天下計,折衝隨運掌中權。」鄺瑞露:「行矣莫忘黃石語,麒麟回首即江湖。」「供帳夜懸南海月,談鋒春落大江潮。」「衣布尚憐天下士,高歌誰是眼中人?」鄺瑞露即鄺湛若,廣東名士,南海人,後助守廣州,清兵破城時不屈而死。

近人葉恭綽題袁崇煥墓有句雲:「遊仙黃石空餘願」。自注:「袁再起督師,諸友餞別詩多以黃石、赤松為言,疑有所諷,惜袁不悟。」其實不是袁崇煥不悟;張良是功成身退而從赤松子遊,袁崇煥根本沒有機會「功成」,自然談不上「身退」。不過以他的熱血熱腸,即使是功成了,多半還是不肯身退的,勢必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袁崇煥不是明哲保身的「智士」,而是奮不顧身的「烈士」。

對崇禎本應稱朱由檢、思宗、莊烈帝、懷宗、毅宗,或崇禎皇帝。本文以他年號稱呼,是習慣上的通俗方式,有如稱清聖祖為康熙、清高宗為乾隆。

崇禎召見袁崇煥的情形與對話,主要根據李遜之所著《三朝野記》與文秉所著《烈皇小識》兩書,其後周延儒對袁崇煥的中傷,也根據這兩書所載。李遜之的父親李應升是反對魏忠賢而被害死的著名忠臣李忠毅公。文秉是文徵明的玄孫,他父親文震孟在崇禎時任大學士。文震孟最出名的事,是在天啟年間上奏,直指皇帝諸事不理,猶如「傀儡登場」,朝政全由魏忠賢擺佈。魏忠賢於是叫了一班傀儡戲,到宮中演給熹宗看,熹宗看得大樂。魏忠賢便說:「文震孟說皇上是傀儡登場,那就是這樣子了。」熹宗當然大怒,將文震孟在朝廷上打了八十棍。李遜之和文秉二人是名父之子,重視名聲與節操,他們記載朝中大事,應該相當可靠。此外並參考《崇禎實錄》及《崇禎長編》之崇禎元年記事。

《明史.袁崇煥傳》中引述他的奏章:「恢復之計,不外臣昔年‘以遼人守遼土,以遼土養遼人;守為正著,戰為奇著,和為旁著’之說。法在漸不在驟,在實不在虛。此臣與諸邊臣所能為。至用人之人,與為人用之人,皆至尊司其鑰。何以任而勿貳,信而勿疑?蓋馭邊臣與廷臣異。軍中可驚可疑者殊多,但當論成敗之大局,不必摘一言一行之微瑕。事任既重,為怨實多,諸有利於封疆者,皆不利於此身者也。況圖敵之急,敵亦從而間之,是以為邊臣甚難。陛下愛臣知臣,臣何必過疑懼?但中有所危,不敢不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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