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明朝最重要的是，宋金議和，宋方絕對屈辱，每年片面進貢金帛，並非雙方互贈。宋朝皇帝對金稱臣。然而皇太極卻甘願低於明朝皇帝一級，只要求比明朝的諸臣高一級。皇太極一再表示，金國不敢與中國並列，只希望地位比察哈爾蒙古人高一點就滿足了。他和袁崇煥書信來往，態度上是很明顯的謙恭。
可見宋金議和與明金議和兩事，根本不能相提並論。皇太極明白明人的想法，所以後來索性改了國號，不稱金國，而稱「大清」，以免引起漢人心理上敵對性的連鎖反應。
袁崇煥和皇太極信使往來，但因朝中大臣視和議如洪水猛獸，談判全無結果。
當時主張和金人議和，非但冒舉國之大不韙，而且是冒歷史上之大不韙。中國過去受到外族的軍事壓力而議和，通常總是屈辱性的，漢人對這件事具有先天性的反感，非常方便的就將「議和」、「投降」、「漢奸」三件事聯絡在一起。後來袁崇煥被殺，「主張和議」是主要罪名之一。
當軍事上準備沒有充分之時，暫時與外敵議和以爭取時間，中國歷史上兩個最出名的英主都曾做過。漢高祖劉邦曾與匈奴議和，爭取時間來培養國力，到漢武帝時才大舉反擊。唐太宗李世民曾與突厥議和（那時是他父親李淵做皇帝，但和議實際上是李世民所決定），等到整頓好軍隊後才派李靖北伐，大破突厥。不過這不是中國歷史上傳統觀念的主流。主流思想是：「與侵略本國的外敵議和是投降，是漢奸。」
其實，同是議和，卻有性質上的不同，決不能一概而論。基本關鍵在於：議和是永久性的投降？還是暫時妥協、積極準備而終於大舉反攻、得到最後勝利？單是在現代史上，後者的例子就多得很。共產黨人尤其善於運用，如列寧在第一次大戰時與德國議和，抗戰勝利後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訂停戰協定，北越、南越越共與美國、西貢政府簽訂巴黎停戰協定等都是。議和停戰只是策略，決不等於投降。策略或對或錯，投降通常是錯。然而明末當國的君臣都是庸才，對於敵我雙方力量的對比、大局發展的前途都茫無所知，既無決戰的剛勇，也無等待的韌力。那時為了對滿清及民軍用兵，賦稅大增，人民生活困苦之極，國庫入不敷出，左支右絀，百廢不舉，對軍隊欠糧欠餉，裁撤驛站（既破壞了必要的交通及通訊裝置，大量失業的驛卒更成為造反民軍的骨幹，李自成即為被裁的驛卒），如能有十年八年的休戰言和，對朝廷和人民都是極大好事。袁崇煥精明正確的戰略見解，朝廷中君臣下意識的認為是「漢奸思想」。
袁崇煥當然知道如此力排眾議，對自身非常不利，然而他已將自身安危全然置之度外，只是以大局為重。以他如此剛烈之人，對聲名自然非常愛惜，給人罵作「漢奸」，那是最痛苦的事。比較起來，死守寧遠、抗拒大敵，在他並不算是難事，最多打不過，一死殉國便是，那是心安理得的。但要負擔成為「歷史罪人、民族罪人、名教罪人」的責任，可艱鉅得多了。越是不自私的人，越是剛強的人，越是不重視性命而不肯忍受恥辱。越是儒家的書讀得多，心中歷史感極其深厚的人，越是寶貴自己的名節。文天祥〈正氣歌〉中所舉那些慷慨激烈的事蹟，如張巡睢陽死守，顏杲卿常山罵賊，袁崇煥做起來並不困難。對於性格柔和的人，當然是委曲求全易而慷慨就義難，在袁崇煥這樣的偉烈之士，卻是守寧遠易而主和議難。主張議和，他必須違反歷史傳統、違反舉國輿論、違反朝廷決策、更違反自己的性格。上下古今，一切都反，連自己都反。
他是個衝動的熱情的豪傑，是「寧為直折劍、猶勝曲全鉤」的剛士，是行事不顧一切、「幾大就幾大」的蠻子，可是他終於決定：「忍辱負重」。
在他那個時代，絕無現代西方民主社會中尊重少數人意見的習慣與風度。連袁崇煥自己在內，都相信「國人皆曰可殺」多半便是「可殺」。那是一個非此即彼、決不容忍異見的時代，是正人君子紛紛犧牲生命而提出正義見解的時代。卑鄙的奸黨越是在朝中作威作福，士林中對風骨和節操越是看重。東漢和明末，是中國歷史上讀書人道德價值最受重視的兩個時期。歲寒堅節，冰雪清操，在當時的道德觀念中，與「忠」、「孝」
具有相同的第一等地位。他很愛交朋友，知交中有不少是清流派的人。如果他終於因主和而為天下士論所不齒，對他將是多麼嚴重的事。當魏忠賢灼手可熱之時，他手下一般趨炎附勢之徒將反對派都稱為「東林黨」，名之曰「奸黨」。袁崇煥與清流派關係密切，但因手統雄兵，為關外重鎮，所以沒有名列「東林黨人榜」，袁崇煥反以此為愧，耽心不得流芳千秋。
他對金人的和談並不是公開進行的，因此並沒有受到普遍的抨擊，但他當然預料到將來終於要公開，清議和知友的譴責不可避免的會落到他頭上。
在袁崇煥死後十三年的崇禎十五年，明朝局勢已糜爛不可收拾。洪承疇於所統大軍全軍覆沒後投降滿清。松山、錦州失守。崇禎便想和滿清議和，以便專心對付李自成、張獻忠等民軍。兵部尚書陳新甲更明白無力兩線作戰，暗中與皇帝籌劃對滿清講和。崇禎和陳新甲不斷商議，朝中其他大臣聽到了風聲，便紛紛上奏，反對和議。崇禎矢口不認，說根本沒有議和的事，你們反對什麼？崇禎每次親筆寫手詔給陳新甲，總是鄭重警誡：這是天大機密，千萬不可洩漏而讓群臣知道了。
該年八月，崇禎派親信又送一道親筆詔書去給陳新甲，催他儘快設法和滿清議和。陳新甲出外辦事去了，不在家，那人便將皇帝的密詔留在他書房中的几上而去。陳新甲的家僮誤以為是普通的「塘報」（各省派員在京所抄錄的一般性上諭與奏章，稱為「塘報」），拿出去交給各省駐京辦事處傳抄。這樣一來，皇帝暗中在主持和議的事就公開了出來，群臣拿到了證據，登時譁然，立刻紛紛上奏章反對。
皇帝再也無法抵賴，惱怒之極，下詔要陳新甲解釋，責問他為什麼主張議和，罪大惡極之至。陳新甲的聲辯書中引述了不少皇帝手詔中的句子，證明這是出於皇上的聖意。崇禎更失面子，老羞成怒，下旨：陳新甲著即斬決。理由是流寇破城，害死皇帝的親藩（李自成破開封，烹殺福王），兵部尚書應負全責。
那時距明朝之亡已不過一年半，局面的惡劣可想而知，但群臣還是堅決反對議和，連皇帝也不得不偷偷和國防部長暗中商量，表面上堅決不肯承認，最後訊息洩漏，便殺了國防部長以卸自己責任。從這件事中，可以見到當時對「議和」是如何的忌諱，輿論壓力是如何沉重。連崇禎這樣狠辣的皇帝，也不敢對群臣承認有議和之意。
袁崇煥卻膽敢進行議和。那正是出於曾子所說「只要深信自己的道理對，雖有千萬人反對，我還是幹了」那種浩然之氣。
諸葛亮出師北伐，天下皆稱其忠。岳飛苦戰抗敵，天下皆知其勇。袁崇煥的功業或許比不上諸葛亮和岳飛，雖然，那也是很難真正比較的，然而他身處嫌疑之地而行舉世嫌疑之事，這種精神上的痛苦負擔，諸葛亮和岳飛卻幸而不必經受。
袁崇煥有一句詩：「心苦後人知」。當真是英雄寂寞，壯士悲歌。他明知不能得到當時的諒解，只盼望自己這番苦心孤詣能為後人所知。當我寫到這一段文字時，想到他的耿耿之懷，悠悠之心，忍不住又感到了劇烈的心酸，感到了他英雄性格中巨大的悲壯美，深刻的悽愴意。
正確的戰略決策無法執行，朝政越來越腐敗，在魏忠賢籠罩一切的邪惡勢力下做官，天天都可以送掉了性命。關外酷寒的天氣，生長於亞熱帶的廣東人實在感到很難抵受。在這期間，袁崇煥從廣東招募來的人員中有人要回故鄉去了，臨別時問他：你留在這裡繼續擔當艱危呢，還是回鄉以求平安？他寫了一首詩回答：我和你曾同生共死，我的內心你還不明白嗎？又何必問安危去留？我在這裡奮不顧身，本來不是為了富貴。故鄉的親友們如果問起，請你轉告：邊界還沒有平靖，我只有感到慚愧，當然要繼續幹下去。
袁崇煥是三兄弟中的老大。二弟崇燦（一說是他哥哥）當他在關外時在故鄉逝世。三弟崇煜隨著他在軍中辦事，後來也告辭回鄉。袁崇煥從寧遠送他到山海關而分手，寫了兩首詩給他，說：邊疆需要人守禦，昇平還沒有得到，我早已決心報國，安危去留的問題不必提了。
皇太極在西方人的書中寫作abahai，法國學者格奧賽(renegrousset)在《中華帝國的興起與輝煌》一書中有〈一六四四年的大變〉一章，其中說：「皇太極是蠻人中的一個天才，他把本族人民的軍事才能，和對文明生活的天生理解相結合起來。」
清《太宗實錄》卷三：天聰元年，「時國中大飢，鬥米價銀八兩，人有相食者。國中銀兩雖多，無外貿易，是以銀賤而諸物騰貴。良馬，銀三百兩。牛一，銀百兩。蟒緞一，銀百五十兩。布疋一，銀九兩。盜賊繁興，偷竊牛馬，或行劫殺。於是諸臣入奏曰：盜賊若不按律嚴懲，恐不能止息。上惻然，諭曰：今歲國中因年飢乏食，致民不得已而為盜耳。緝獲者，鞭而釋之可也。遂下令，是歲讞獄，姑從寬典。仍大發帑金，散賑饑民。」皇太極寬待因飢餓而為盜的百姓，與崇禎督促部將「限期破賊、殺賊立功」的政策恰正相反。
何柄棣：theladderofsuccessinimperialchina,aspectsofsocialmobility,1368-1911一書中，認為明初人口六千五百萬，到明末時已漲了一倍以上。
王鍾翰：〈滿族在努爾哈齊時代的社會經濟形態〉一文中，根據朝鮮〈興京二道河子舊老城〉的資料，認為一六二一年時，努爾哈赤的兵數二十萬，再加上婦女老少，「全人數當在四、五十萬左右。」
《天聰實錄稿》元年三月初二日，「秀才嶽起鸞曰：我國宜與明朝講和。若不講和，則我國人民死散殆盡。」《明清史料》甲編，天聰二年八月〈事局未定〉奏疏：「南朝雖師老財匱，然以天下之全力，畢注於一隅之間，蓋猶裕如也。」《東華錄》載天聰三年八月戊辰，「大臣同謀倡逃」。《明清史料》乙編載，崇禎二年二月廿一，袁崇煥塘報：「一日之內，降者竟前後接踵而至。」
「七大恨」：一、明朝殺害金人的二祖；二、袒護金人的仇敵哈達；三、越界出兵，助金人的世仇葉赫抗金；四、明人越界，金人根據誓約殺了，明朝勒索金方交出十人來殺死，以資報復；五、明朝造成老女改嫁；六、移置界碑，搶奪金國的人參、貂皮；七、聽信葉赫，寫信來辱罵侮慢。
「觀其向背離合之意，以定征討撫定之計。」見《兩朝從信錄》。
當時滿清的正式國號是「金」，史書上稱為「後金」，以與宋朝時的「金」有所分別。到天聰十年（明崇禎九年）才改為「大清」。所以本文中的滿清，其實都應稱「金」。「滿洲」的名稱，也要到改了「大清」的國號之後才出現，以前稱「建州」或「女真」、「女直」（「真」字避契丹主宗真諱，改稱「直」）。多數學者認為，「滿洲」是文殊菩薩的「文殊、曼殊」音轉。為便於讀者，本文不將「金、清」「建州、滿洲」「滿族」等稱呼根據歷史年代而作分別。
《太宗實錄稿》：天聰七年十月，皇太極責罵主張出兵南攻之人：「天予我有數之兵，若稍虧損，何以前圖？」
宋高宗紹興十一年十二月殺岳飛。十二年正月，宋金和議達成，高宗趙構向金國上表稱臣，表中說：「臣構言：既蒙恩造，許備藩方，世世子孫，謹守臣節。每年皇帝生日並正旦，遣使稱賀不絕。歲貢銀二十五萬兩，絹二十五萬疋。」
《太宗實錄》卷十二，天聰六年六月，皇太極致書大同守將求和，信中說：「和事既成，自當遜爾大國，爾等亦視我居察哈爾之上可也。」
皇太極來信的開頭是（根據原信）：「汗致書袁老先生大人」。（後來乾隆時修訂《太宗實錄》覺得語氣太卑，才改為「皇帝致書袁巡撫」，但當時皇太極未稱帝，決不可能有「皇帝」的稱呼。）袁崇煥書信的開頭是：「遼東提督部院，致書於汗帳下：再辱書教，知汗漸欲恭順天朝，息兵戈以休養部落，即此一念好生，天自鑑之，將來所以佑汗而昌大之者，尚無量也。」
後來皇太極在寫給祖大壽的信中（那時袁崇煥已死），曾說：「爾國君臣，惟以宋朝故事為鑑，亦無一言復我。然爾明主非宋之苗裔，朕亦非金之子孫。彼一時，此一時，天時人心，各有不同。爾大國豈無智慧之時流，何不能因時制宜乎？」其實努爾哈赤、皇太極等一直自認是金的子孫，他為了求和，連祖宗也不認了。
他後來在寫給崇禎的奏章中說：「諸有利於封疆者，皆不利於此身者也。」所以他的知己程本直說：「舉世皆巧人，而袁公一大痴漢也。唯其痴，故舉世最愛者錢，袁公不知愛也。唯其痴，故舉世最惜者死，袁公不知怕也。於是乎舉世所不敢任之勞怨，袁公直任之而弗辭也。於是乎舉世所不得不避之嫌疑，袁公直不避之而獨行也。」所謂「舉世所不得不避之嫌疑」，就是與金人議和。
袁崇煥詩：〈東林黨人榜中無姓名，書此志感〉：「忍將一網盡清流，不絕根株總不休，巧造禍胎偏點將，欲憑毒手取封侯（金庸按：魏忠賢奸黨造東林黨榜，並列出點將錄，列舉東林黨領袖與梁山泊一百零八將相配，企圖一網打盡，自己可藉此謀取富貴），曾知道學宜常講，早識機關動隱憂。愧我榜中無姓氏，流芳不得共千秋。」
《孟子．公孫丑》：「昔者曾子謂子襄曰：‘⋯⋯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
袁崇煥〈邊中送別〉：「五載離家別路悠，送君寒浸寶刀頭。欲知肺腑同生死，何用安危問去留？策杖只因圖雪恥，橫戈原不為封侯。故園親侶如相問，愧我邊塵尚未收。」
袁崇煥〈山海關送季弟南還〉：「公車猶記昔年情，萬里從我塞上徵。牧圉此時猶捍禦，馳驅何日慰昇平？由來友愛鍾吾輩，肯把鬚眉負此生？去住安危俱莫問，燕然曾勒古人名。」「弟兄於汝倍關情，此日臨歧感慨生。磊落丈夫誰好劍？牢騷男子爾能兵。才堪逐電三驅捷，身上飛鵬一羽輕。行矣鄉邦重努力，莫耽疏懶墮時名。」其中「磊落丈夫誰好劍？牢騷男子爾能兵」兩句，寫出了他兩兄弟豪邁的性格，就詩而論，也是豪邁的好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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