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可以把打賭這個隱喻稍加引伸。一個賭徒必須考慮三個主要的數量：賭注、機會、贏款。如果贏款額巨大的話，賭徒是願意下大賭注的。一個孤注一擲的賭徒準是有機會博取大量贏款的。他當然也有輸掉一切的可能，但平均說來，下大賭注的人和其他下小賭注以博取小額贏款的人比起來佔不到什麼便宜，也不見得會吃虧。交易所裡買空賣空的投機商和穩紮穩打的投資者之間也有類似之處。在某些方面，交易所這個比喻比賭場更貼切，因為賭場裡的輸贏是受到操縱的，莊家到頭來總歸是贏家（嚴格說來，這意味著下大賭注的人比下小賭注的人輸得多些，而下小賭注的人要比不打賭的人來得窮些。但在某種意義上對目前的論題來說，不打賭的例子是不怎樣合適的）。撇開這個不談，下大賭注和下小賭注似乎都各有理由。動物界中有沒有下大賭注的，或者有比較保守的動物？我們將在第九章中看到，人們通常可以把雄性的動物視為下大賭注、冒大風險的賭徒，而把雌性動物視為穩紮穩打的投資者，尤其是在雄性動物為配偶而相互爭奪的一雄多雌的物種中。閱讀本書的博物學家可以想到一些能稱為下大賭注、冒大風險的物種，以及其他一些比較保守的物種。這裡我要言歸正傳，談談基因如何對未來作預測這個帶有更大普遍意義的主題。
在一些難以預見的環境中，基因如何預測未來是個難題，解決這個難題的一個辦法是預先賦予生存機器以一種學習能力。為此，基因可以通過對其生存機器發出如下指示的形式來編製程式：「下面這些會帶來好處：口中的甜味道、情慾亢進、適中的溫度、微笑的小孩等。而下面這些會帶來不快：各種痛苦、噁心、空空的肚皮、哭叫著的小孩等。如果你碰巧做了某件事情之後便出現了不愉快的情況，切勿再做這種事情；在另一方面，重複做為你帶來好處的任何事情。」這樣編製的程式有一個好處，就是可以大大削減必須納入原來程式的那些詳盡的規則，同時可以應付事先未能預見到其細節的環境變化。在另一方面，仍然有必要作出某些預測。在我們所舉的例子裡，基因估計吃糖和交配可能對基因的生存有利，在這一意義上，口中的甜味以及情慾亢迸是「有益的」。但根據這個例子，它們不能預見到糖精和自瀆也可能為它們帶來滿足。它們也不能預見到，在我們這個糖多得有點反常的環境裡，糖吃得過多的危險性。
學習戰略已應用於計算機下棋的某些程式中。計算機和人對奕或和其他的計算機對奕時，這些程式確實能不斷得到改善。儘管它們備有一個規則和戰術庫，但它們的決定程式裡也帶有一個預先納入的小小的隨機趨向。它們把以往的種種決定記錄下來，每當贏得一局時，它們就稍微增加為這局棋帶來勝利的戰術的權重，以便計算機下次再度採用同樣戰術的可能性增加一些。
預測未來的一個最有趣的方法是模擬。一位將軍如果想知道某一項軍事計劃是否比其他可供選擇的計劃來得優越，他就面臨作出預測的問題。天氣、部隊計程車氣以及敵人可能採取的反措施都是未知數。如果想知道這個計劃是否切實可行，一個辦法是把該計劃試行一下，看看其效果如何。然而，要把所有想像得出的計劃都試行一下是不可取的，因為願意「為祖國」獻身的青年畢竟有限，而各種可能的計劃實在多得很。進行與假想敵人交鋒的演習也可以考驗各種計劃的實踐性，這要比真刀真槍地幹一下好。演習可以採取「北國」與「南國」全面交戰的方式，使用的是空炮彈。但即使是這樣也要耗費大量時間和物資。比較節約一些的辦法是用玩具士兵和坦克在大地圖上移來移去進行演習。
近年來，計算機已肩負起大部分模擬的職能，不僅在軍事戰略方面，而且在諸如經濟學、生態學、社會學等必須對未來作出預測的一切領域。它使用的是這樣的技術：在計算機內樹立世界上某種事物的一個模型。這並不意味著，如果你揭開計算機的蓋子，就可以看到一個和模擬物件相同的微型模仿物。在下棋的計算機裡，記憶裝置內沒有任何看得出是棋盤以及馬和卒各就各位的「形象」。有的只是代表棋盤以及各種棋子位置的一行行的電子編碼。對我們來說，地圖是世界某一部分的平面縮影。在計算機裡面，地圖通常是以一系列城鎮和其他地點的名字來代表的。每個地點附有兩個數字——它的經度和緯度。計算機的電腦實際上如何容納它這個世界的模型是無關緊要的。重要的是容納的形式允許它操縱這個模型，進行操作和試驗，並以計算機操作員能夠理解的語言彙報運算的結果。通過模擬技術，以模型進行的戰役可以得出勝負，模擬的班機可以飛行或墜毀，經濟政策可以帶來繁榮或崩潰。無論模擬什麼，計算機的整個運算過程只需實際生活中極小的一部分時間。當然，這些反映世界的模型也有好壞之分，而且即使是上好的模型也只能是近似的。不管模擬得如何逼真也不能預測到將要發生的全部實際情況，但好的模擬肯定遠勝於盲目的試驗和誤差。我們本來可以把模擬稱為代替性的「試驗和誤差」，不幸的是，這個術語早為研究老鼠心理的心理學家所優先佔用了。
如果模擬是這樣一個好辦法，我們可以設想生存機器本該是首先發現這個辦法的，早在地球上出現人類以前，生存機器畢竟已經發明瞭人類工程學的許多其他方面的技術：聚焦透鏡和拋物面反射鏡、聲波的頻譜分析、伺服控制系統、聲納、輸入資訊的緩衝儲存器以及其他不勝列舉的東西，它們都有長長的名字，其具體細節這裡不必細說。模擬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我說，如果你自己要作出一個困難的決定，而這個決定牽涉到一些將來的未知量，你也會進行某種形式的模擬。你設想在你採取各種可供選擇的步驟之後將會出現的情況。你在腦子裡樹立一個模型，這個模型並不是世上萬物的縮影，它僅僅反映出依你看來是有關的範圍有限的一組實體。你可以在心目中看到這些事物的生動形象，或者你可以看到並操縱它們已經概念化了的形象。無論怎樣，不會在你的腦子裡出現一個實際上佔據空間的、反映你設想的事物的模型。但和計算機一樣，你的腦子怎樣表現這個模型的細節並不太重要，重要的是你的腦子可以利用這個模型來預測可能發生的事物。那些能夠模擬未來事物的生存機器，比只會在明顯的試驗和誤差的基礎上積累經驗的生存機器要棋高一著。問題是明顯的試驗既費時又費精力，明顯的誤差常常帶來致命的後果。模擬則既安全又迅速。
模擬能力的演化似乎終於導致了主觀意識的產生。其所以如此，在我看來，是當代生物學所面臨的最不可思議的奧秘。沒有理由認為電子計算機在模擬時是具有意識的，儘管我們必須承認，有朝一日它們可能具有意識。意識之產生也許是由於腦子對世界事物的模擬已達到如此完美無缺的程度，以致把它自己的模型也包括在內。顯然，一個生存機器的肢體必然是構成它所模擬的世界的一個重要部分；可以假定，為了同樣理由，模擬本身也可以視為是被模擬的世界的一個組成部分。事實上，「自我意識」可能是另外一種說法，但我總覺得這種說法用以解釋意識的演化是不能十分令人滿意的，部分原因是它牽涉到一個無窮盡的復歸問題——如果一個模型可以有一個模型，那麼為什麼一個模型的模型不可以有一個模型呢……？
不管意識引起了哪些哲學問題，就本書的論題而言，我們可以把意識視為一個進化趨向的終點，也就是說，生存機器最終從主宰它們的主人即基因那裡解放出來，變成有執行能力的決策者。腦子不僅負責管理生存機器的日常事務，它也取得了預測未來並作出相應安排的能力。它甚至有能力拒不服從基因的命令，例如拒絕生育它們的生育能力所容許的全部後代。但就這一點而言，人類的情況是非常特殊的，我們在下面將談到這個問題。
這一切和利他行為和自私行為有什麼關係呢？我力圖闡明的觀點是，動物的行為，不管是利他的或自私的，都在基因控制之下。這種控制儘管只是間接的，但仍然是十分強有力的。基因通過支配生存機器和它們的神經系統的建造方式而對行為施加其最終的影響。但此後怎麼辦，則由神經系統隨時作出決定。基因是主要的策略制定者；腦子則是執行者。但隨著腦子的日趨高度發達，它實際上接管了越來越多的決策機能，而在這樣做的過程中運用諸如學習和模擬的技巧。這個趨勢在邏輯上的必然結果將會是，基因給予生存機器一個全面的策略性指示：請採取任何你認為是最適當的行動以保證我們的存在。但迄今為止還沒有一個物種達到這樣的水平。
和計算機類比以及和人類如何作出決定進行類比確實很有意思。但我們必須回到現實中來，而且要記注，事實上進化是一步一步通過基因庫內基因的差別性生存來實現的。因此，為使某種行為模式——利他的或自私的——能夠演化，基因庫內「操縱」那種行為的基因必須比「操縱」另外某種行為的、與之匹敵的基因或等位基因有更大的存活可能性。一個操縱利他行為的基因，指的是對神經系統的發展施加影響，使之有可能表現出利他行為的任何基因。我們有沒有通過實驗取得的證據，表明利他行為是可遺傳的呢？沒有。但這也是不足為奇的，因為到目前為止，很少有人對任何行為進行遺傳學方面的研究。還是讓我告訴你們一個研究行為模式的例項吧！這個模式碰巧並不帶有明顯的利他性，但它相當複雜，足以引起人們的興趣。這是一個說明如何繼承利他行為的典型例子。
蜜蜂有一種叫腐臭病（foulbrood）的傳染病。這種傳染病侵襲巢室內的幼蟲。養蜂人馴養的品種中有些品種比其他的品種更易於感染這種病，而且至少在某些情況下各品系之間的差異證明是由於它們行為上的不同。有些俗稱衛生品系的蜜蜂能夠找到受感染的幼蟲，把它們從巢室裡拉出來並丟出蜂房，從而迅速地撲滅流行病。那些易感染的品系之所以易於染病正是因為它們沒有這種殺害病嬰的衛生習慣。實際上這種衛生行為是相當複雜的。工蜂必須找到每一患病幼蟲所居住的巢室，把上面的蠟蓋揭開，拉出幼蟲，把它拖出蜂房門，並棄之於垃圾堆上。
由於各種理由，用蜜蜂做遺傳學實驗可以說是一件相當複雜的事情。工蜂自己一般不繁殖，因此你必須以一個品系的蜂后和另外一個品系的雄蜂雜交，然後觀察養育出來的子代工蜂的行為。羅森比勒（w．c．rothenbunler）所作的實驗就是這樣進行的。他發現第一代子代雜交種的所有蜂群都是不衛生的：它們親代的衛生行為似乎已經消失，儘管事實上衛生的基因仍然存在，但這些基因已變成隱性基因了，像人類的遺傳藍眼睛的基因一樣。羅森比勒後來以第一代的雜交種和純粹的衛生品系進行「回交」（當然也是用蜂后和雄蜂），這一次他得到了絕妙的結果。子代蜂群分成三類：第一類表現出徹底的衛生行為，第二類完全沒有衛生行為，而第三類則是拆衷的。這一類蜜蜂能夠找到染病的幼蟲，揭開它們的蠟蜂巢的蓋子，但只到此為止，它們並不扔掉幼蟲。據羅森比勒的猜測，可能存在兩種基因，一種是進行揭蓋的，另一種是扔幼蟲的。正常的衛生品系兩者兼備，而易受感染的品系則具有這兩種基因的等位基因——它們的競爭對手。那些在衛生行為方面表現為拆衷的雜交種，大概僅僅具有揭蓋的基因（其數量是原來的兩倍）而不具有扔幼蟲的基因。羅森比勒推斷，他在實驗中所培育出來的，顯然完全是不衛生的蜂群裡可能隱藏著一個具有扔幼蟲的基因的亞群，只是由於缺乏揭蓋子基因而無能為力罷了。他以非常巧妙的方式證實了他的推斷：他自己動手把蜂巢的蓋子揭開。果然，蠟蓋揭開之後，那些看起來是不衛生的蜜蜂中有一半馬上表現出完全正常的把幼蟲扔掉的行為。
這段描述說明了前面一章提到的若干重要論點。它表明，即使我們對把基因和行為連線起來的各種胚胎因素中的化學連線一無所知，我們照樣可以恰如其分地說「操縱某種行為的基因」。事實上，這一系列化學連線可以證明甚至包括學習過程。例如，揭蠟蓋基因之所以能發揮作用，可能是因為它首先讓蜜蜂嚐到受感染的蜂蠟的味道。就是說，蜂群會發覺把遮蓋病仔的蠟蓋吃掉是有好處的，因此往往一遍又一遍地這樣做。即使基因果真是這樣發揮作用的，只要具有這種基因的蜜蜂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終於進行揭蓋活動，而不具有這種基因的蜜蜂不這樣做，那麼，我們還是可以把這種基因稱為「揭蓋子」的基因。
第二，這段描述也說明了一個事實，就是基因在對它們共有的生存機器施加影響時是「合作的」。扔幼蟲的基因如果沒有揭蓋基因的配合是無能為力的，反之亦然。不過遺傳學的實驗同樣清楚地表明，在貫串世世代代的旅程中，這兩種基因基本上是相互獨立的。就它們的有益工作而言，你儘可以把它們視為一個單一的合作單位；但作為複製基因，它們是兩個自由的、獨立的行為者。
為了進行論證，我們有必要設想一下「操縱」各種不大可能的行為的基因。譬如我說有一種假設的「操縱向溺水的同伴伸出援手的行為」的基因，而你卻認為這是一種荒誕的概念，那就請你回憶一下上面提到的衛生蜜蜂的情況吧。要記住，在援救溺水者所涉及的動作中，如一切複雜的肌肉收縮，感覺整合，甚至有意識的決定等等，我們並不認為基因是唯一的一個前提因素。關於學習、經驗以及環境影響等等是否與行為的形成有關這個問題我們沒有表示意見。你只要承認這一點就行了：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同時在許多其他的主要基因在場，以及各種環境因素髮揮作用的情況下，一個基因，憑其本身的力量比它的等位基因有更大的可能促使一個個體援救溺水者。這兩種基因的差別歸根結底可能只是某種數量變數的差異。有關胚胎發育過程的一些細節儘管饒有風趣，但它們與進化的種種因素無關。洛倫茨明確地闡明瞭這一點。
基因是優秀的程式編製者，它們為本身的存在而編製程式。生活為它們的生存機器帶來種種艱難險阻，在對付這一切艱難險阻時這個程式能夠取得多大的成功就是判定這些基因優劣的根據。這種判斷是冷酷無情的，關係到基因的生死存亡。下面我們將要談到以表面的利他行為促進基因生存的方式。但生存機器最感關切的顯然是個體的生存和繁殖，為生存機器作出各種決定的腦子也是如此。屬同一「群體」的所有基因都會同意將生存和繁殖放在首位。因此各種動物總是竭盡全力去尋找並捕獲食物，設法避免自已被抓住或吃掉；避免罹病或遭受意外；在不利的天氣條件下保護自己；尋找異性伴侶並說服它們同意交配；並以一些和它們享受的相似的優越條件賦予它們的後代。我不打算舉出很多例子——如果你需要一個例證，那就請你下次仔細觀察一下你看到的野獸吧。但我卻很想在這裡提一下一種特殊的行為，因為我們在下面談到利他行為與自私行為時必須再次涉及這種行為。我們可以把這種行為概括地稱為聯絡（communication）。
我們可以這樣說，一個生存機器對另一個生存機器的行為或其神經系統的狀態施加影響的時候，前者就是在和後者進行聯絡。這並不是一個我打算堅持為之辯護的定義，但對我們目前正在探討的一些問題來說，這個定義是能夠說明問題的。我所講的影響是指直接的、偶然的影響。聯絡的例子很多：鳥、蛙和蟋蟀的鳴唱；狗的搖動尾巴和豎起長頸毛；黑猩猩的「露齒而笑」；人類的手勢和語言等。許許多多生存機器的行動，通過影響其他生存機器的行為的間接途徑，來促進其自身基因的利益。各種動物千方百計地使這種聯絡方式取得成效。鳥兒的鳴唱使人們世世代代感到陶醉和迷惘。我上面講過的弓背鯨的歌聲表達出更其高超的意境，同時也更迷人。它的音量宏大無比，可以傳到極其遙遠的地方，音域廣闊，從人類聽覺能夠聽到的亞音速的低沉的隆隆聲直到超音速的、短促的刺耳聲。螻蛄之所以能發出宏亮的歌聲，這是因為它們在泥土中精心挖成雙指數角狀擴音器一樣的土穴，在裡面歌唱，唱出的歌聲自然得到擴大。在黑暗中翩翩起舞的蜂群能夠為其他覓食的蜂群準確地指出前進的方向以及食物在多遠的地方可以找到。這種巧妙的聯絡方法只有人類的語言可以與之比美。
動物行為學家的傳統說法是，聯絡訊號之逐步完善對發出訊號者和接收訊號者都有裨益。譬如說，雛雞在迷途或受凍時發出的尖叫聲可以影響母雞的行為。母雞聽到這種吱吱啁啁的叫聲後通常會應聲而來，把小雞領回雞群。我們可以說，這種行為的形成是由於它為雙方都帶來好處；自然選擇有利於迷途後會吱吱啁啁叫的雛雞，也有利於聽到這種叫聲後隨即作出適當反應的母雞。
如果我們願意的話（其實無此必要），我們可以認為雛雞叫聲之類的訊號具有某種意義或傳達某種資訊。在這個例子裡，這種呼喚聲相當於「我迷路了！」我在第一章中提到的小鳥發出的報警聲傳遞了「老鷹來了！」這一資訊。那些收到這種資訊並隨即作出反應的動物無疑會得到好處。因此，這個資訊可以說是真實的。可是動物會發出假的資訊嗎？它們會扯謊嗎？
說動物說謊這種概念可能會令人發生誤解，因此我必須設法防止這種誤解的產生。我記得出席過一次比阿特麗斯（beatrice）和加德納（alangardner）主講的一次講座，內容是關於他們所訓練的遇逸聞名的「會說話的」黑猩猩華舒（她以美國手勢語表達思想。對學習語言的學者來說，她的成就可能引起廣泛的興趣）。聽眾中有一些哲學家，在講座結束後舉行的討論會上，對於華舒是否會說謊這個問題他們費了一番腦筋。我猜想，加德納夫婦一定有些納悶，為什麼不談談其他更有趣的問題呢？我也有同感。在本書中，我所使用的「欺騙」、「說謊」等字眼只有直截了當的含義，遠不如哲學家們使用的那麼複雜。他們感興趣的是有意識的欺騙。而我講的僅僅是在功能效果上相當於欺騙的行為。如果一隻小鳥在沒有老鷹出現的情況下使用「鷹來了」這個訊號，從而把它的同伴都嚇跑，讓它有機會留下來把食物全都吃掉，我們可以說它是說了謊的。我們並不是說它有意識地去欺騙。我們所指的只不過是，說謊者在犧牲其同伴的利益的情況下取得食物。其他的小鳥之所以飛走，這是因為它們在聽到說謊者報警時作出在真的有鷹出現的情況下那種正常反應而已。
許多可供食用的昆蟲，如前一章提到的蝴蝶，為了保護自己而模擬其他味道惡劣的或帶刺的昆蟲的外貌。我們自己也經常受騙，以為有黃黑條紋相間的食蚜蠅就是胡蜂。有些蒼蠅在模擬蜜蜂時更是惟妙惟肖，肉食動物也會說謊。琵琶魚在海底耐著性子等待，將自己隱蔽在周圍環境中，唯一觸目的部分是一塊像蟲一樣蠕動著的肌肉，它掛在魚頭上突出的一條長長的「釣魚竿」末端。小魚遊近時，琵琶魚會在小魚面前抖動它那像蟲一樣的鉤餌，把小魚引到自己的隱而不見的咀巴旁。大咀突然張開，小魚被囫圇吞下。琵琶魚也在說謊。它利用小魚喜歡遊近像蟲一樣蠕動著的東西這種習性。它在說，「這裡有蟲」任何「受騙上當」的小魚都難逃被吞掉的命運。
有些生存機器會利用其他生存機器的性慾。蜂蘭（beeorchid）會引誘蜜蜂去和它的花朵交配，因為這種蘭花活像雌蜂。蘭花必須從這種欺騙行為中得到的好處是傳播花粉，因為一隻分別受到兩朵蘭花之騙的蜜蜂必然會把其中一朵蘭花的花粉帶給另外一朵。螢火蟲（實際上是甲蟲）向配偶發出閃光來吸引它們。每一物種都有其獨特的莫爾斯電碼一樣的閃光方式，這樣，不同物種之間不會發生混淆不清的現象，從而避免有害的雜交。正像海員期待發現某些燈塔發出的獨特的閃光模式一樣，螢火蟲會尋找同一物種發出的密碼閃光模式。photuris屬的螢火蟲雌蟲「發現」如果它們模擬photinus屬的螢火蟲雌蟲的閃光密碼，它們就能把photinus屬的螢火蟲雄蟲引入殼中。
photuris屬的雌蟲就這樣做了。當一隻photinus屬的雄蟲受騙接近時，雌蟲就不客氣地把它吃掉。說到這裡，我們自然會想起與此相似的有關塞王（siren）和洛勒萊（lorelei）的故事，但英國西南部的康瓦耳（cornwall）人卻會追憶昔日那些為行劫而使船隻失事的歹徒，他們用燈籠誘船觸礁，然後劫掠從沉船中散落出來的貨物。
每當一個聯絡系統逐漸形成時，這樣的風險總會出現：即某些生物利用這個系統來為自己謀私利。由於我們一直受到「物種利益」這個進化觀點的影響，因此我們自然首先認為說謊者和欺騙者是屬於不同的物種的：捕食的動物，被捕食的動物，寄生蟲等等。然而，每當不同個體的基因之間發生利害衝突時，不可避免地會出現說謊、欺騙等行為以及聯絡手段用於自私的目的的情況。這包括屬於同一物種的不同個體。我們將會看到，甚至子女也要欺騙父母，丈夫也要欺騙妻子，兄弟倆也要相互欺騙。
有些人相信，動物的聯絡訊號原來是為了促進相互的利益而發展的，只是後來為壞分子所利用。這種想法畢竟是過於天真。實際的情況很可能是：從一開始，一切的動物聯絡行為就合有某種欺詐的成分，因為所有的動物在相互交往時至少要牽涉到某種利害衝突。我打算在下面一章介紹一個強有力的觀點，這個觀點是從進化的角度來看待各種利害衝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