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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散文的形式裡招魂/h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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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野夫先生的《塵世輓歌》/h6餘世存
如果我的記憶沒錯的話，從《別夢依稀咒逝川》開始，土家野夫從深夜的孤獨裡抬頭，開始了他獨特的散文言說。這個深夜必以酒引睡的酒鬼，這個“一流的朋友、二流的情人、三流的丈夫”，做過警察、囚徒、書商，一直在漢語寫作的邊緣地帶寂寞地生活，能以《漢書》、《離騷》下酒的風流才子；終於破門，邀請天地、日月和歷史作伴，為我們譜寫了一系列的輓歌。這些帶著酒勁的輓歌迴腸蕩氣，既澆灌了野夫個人的塊壘，又回饋、揭露、也榮耀了漢語世界。這些輓歌是在文明轉型退潮之際的一次莊嚴洄溯，是鄉愿和犬儒社會里的一次人格演出，具有深廣的憂患意識，透露出若干重大訊息。如同華夏文明需要荊楚蠻地的屈原來增富其詩性品格和靈魂維度一樣，當代漢語世界在野夫那裡找到了最恰當的情感形式：野夫先生為我們確立了心靈、肝膽和魂魄。這也是我要來談論的一個事實，因為這個當代散文裡最重要的收穫至今仍只為少數人所認知。h4
一/h4野夫的散文揭示了死亡。
在野夫的文章裡有大量的死亡。朋友李如波，一個才華橫溢、學究天人的民間思想家，因為過早看透了時代社會的把戲，而選擇隱匿的生活方式。中國之大，何處有香丘？李如波從官場退到中學，從深情到禁慾，在“清苦和落寞的光陰裡”熬幹了自己，在45歲的盛年從容赴死。大伯張志超，一個被組織徹底編織了命運的理想主義者，“被診斷出胃癌，他的黨籍依舊因為羅明的存在而難以恢復；他依舊只能按退休人員的醫療費用來輾轉病榻。當1989年他再次看見他父子追求拼命所建立的政權，又再次上演駭人聽聞的悲劇之後，他徹底死心了……囑託我給他買來一瓶安眠藥。之後，他就開始等待最後時刻的到來。”
父親的死亡，“1994年的冬天，我在警察的陪同下趕回恩施奔喪。父親……決意要將一切胸中塊壘都化為灰燼——他唯一的遺囑是把骨灰撒向清江，讓流水帶他回到老家。”
祖父的死亡，他“用捆綁他的麻繩拋上屋樑，挽一個結像打條領帶，將自己蒼老的頭顱套了進去……他的屍體被拖到他捐建的義學的場壩裡示眾，而且還脫走了他身上的每一件衣服……祖父的暴屍儀式維持了幾天，宋幹部自己也覺得無聊時，決定命令永階伯的兒媳，將我祖父扔到村邊的天坑中去。”
伯父們的死亡，“他們被押解到巴東縣城，然後，大伯神秘的死亡，被扔進了長江，屍骨無存。二伯被判刑送往著名的沙洋農場，29年後終於釋放回家時，他已經老得記不清他究竟是什麼罪名了。”“二伯獨自回到了他的故鄉，他倖存的兒女還在那深山的貧困線下掙扎。他已失去了土地，也沒有了蝸居，他只好寄身於一個巖洞，放羊維持著他的風燭殘年。然後早於家父一年悄然萎化。”
伯母們的死亡，“大伯母和二伯母在突然遭受這一連茬打擊後，她們失去了繼續生活的勇氣。在沒有了男人的農家裡，她們深知接踵而來的將是怎樣的侮辱和加害。那時她們各有四個兒女，最大的也才15歲，絕望已經使得她們無力面對這一群弱雛。妯娌倆就在兩個伯父押走的那個深夜，選擇了最悲愴的死，她們用同一根繩索，在同一個房樑上，投繯自盡。”
地主之子費文學們的死亡，“費文學很快就被秘密處決了，他那些忠義相隨的兄弟也接著在以後的肅反等運動中在劫難逃。一個人的反抗就這樣平息了，血流進土地，化為汙泥，連故事也將在歲月的罡風中荒蕪。”
李蓋武的死亡，“在土改時，被架在火上活活烤死。”牛冠蔭的父親牛友蘭的死亡，“鬥牛大會開始，父親跪在臺下，兒子在臺上。以鄉村二流子為主所組建的農會，當場用鐵絲穿進其父的鼻子，並命令他來牽牛遊街。他沒有辦法，只好去牽。其父憤怒地搖擺，鼻骨被拉斷。農民不忍，群起圍攻工作組，併為其父解開腳鐐。一個為中共和當地貢獻多多的鄉紳，中共邊區的參議會議員，回家後開始絕食，三天後氣絕身亡。”
地主之殤，“我一同學的母親，因是地主婆而被反剪雙手吊打；冬天的河水寒徹骨肉，幾個街坊老人被驅趕下河撈槍，因為他們曾經是地主。我今天知道，這個國家那時還有許多比此更甚的邪惡。在湖南道縣北京大興，曾經短暫流行把地富全家老幼皆處死的悲劇。這種人間的仇恨，是如何被培養到喪盡天良程度的呢？”
中共黨員的死亡，“吳國楨的一個叔叔是該鎮的保長，但他同時也是一個地下黨員。大伯他們的組織活動和會議，都在這個保長家舉行，因此也獲得了安全和保護，否則必將遭遇他的學長何功偉在恩施的下場。許多年之後，大伯才知道，就是這個白皮紅心的保長，竟然在50年被土改工作隊給鎮壓了。”
除了這種中共製造的死亡外，野夫也忠實地記錄了20世紀的死亡，“許雲的丈夫何功偉也是著名的書生報國的人——他果然忠實於他的誓言，在40年代被陳誠判處死刑，殺害於我的故鄉恩施。至今他的青冢還在五峰山的烈士墓園，陪他一起長眠的還有另一個女人——劉蕙馨。”
跟張志新一樣以反革命罪被槍決的楊文生，“那時的死囚還基本保留古代的形式，人被五花大綁，讀完判詞即被插上寫有罪名的尖銳木標。我看見那削尖的木片從他後領中猛插進去時，他呲牙咧嘴顯得很痛苦，但喊不出聲音來。我們一些膽大的孩子騎著腳踏車狂追囚車，就在城郊的田野上，他被掀了下來，踢跪在凍土上。行刑者熟練地在一米之內對其後背開槍，他猛然仆倒，捲曲的身體掙扎了幾下，便永遠地安靜了，槍聲似乎還在山谷裡泛出迴響。無數男女老少都在圍觀，殺人實在是像這個無聊社會的一場喜宴，死者的血正好成為大眾調味的鹽。有個成人去把屍體翻過來，並解開了他的衣服，我們驚奇地看見了左胸上的彈孔還在汩汩淌血，最後的餘熱嫋嫋飄散在寒冷的大地上。”
還有么叔的死亡，瞎子哥、仇老漢的孤獨晚年，漱玉的消逝……
“在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狂飆進軍中，三千多萬農民被活活餓死在路上。”h4
二/h4這些死亡或瀰漫著死亡氣氛的場景、原因大體相同，它們都是文明變異的結果。無論主動赴死還是被人殺害，無論孤老自我生滅還是紅顏薄命，都是因為文明中國發展到20世紀，無論如何革命、改良、發展、進步，這個文明或這個國家都敵視、輕視個人，漠視個人的權利和福祉。即使苦難，也絕非個人的努力或性格命運使然，而是緣自國家、社會對個人的壓迫。野夫回憶母親投江前，“她感嘆物價漲了，城裡生活太貴，然後說她要病了就是我們的拖累。”野夫寫外婆：“她有過怎樣孤獨或者委屈的早年，於我則已不詳了。我只知道在我童年時她每提起她的童年，總要老淚縱橫。”更不用說那些組織、政權對生命的隨意處置，予取予求。
野夫也對死因做過天問般的揭示。在歷史的宏大敘事中，殺人就像一件莊嚴的事業。“在當年，這些人都是國家的讀書種子，是人中龍鳳，他們為何會選擇對一面畫著兇器的旗幟起誓，要去從事一件確實違背當時政府法律的危險事業呢？那麼多的才子才女要投奔延安，要不惜斧鉞加身地去造反革命，他們並非熱衷於殺人越貨的人啊？”野夫更做了揭露真相的工作：“當我現在拿著他們這些通訊含淚閱讀時，我看到的不僅是兩個可憐的‘組織’下的男女，被莫名陷害的情緣和一生，我更加驚觫的是，我看見了一個如此卑鄙陰險的黨領導的黑暗內心。這個組織從40年代開始，就這樣慢慢剪除那些真正的理想主義者，而留下這樣一些人來把持朝綱，建立自己的殘酷廟堂，繼續進行著對所有善良人們的加害。”
在國家政權的大舞臺上，殺人的中國就像退化到洪荒叢林世界裡的一場遊戲：“他的部下之一建議殺俘，向上級報告說匪俘逃跑被他們處決。他是頭，他得承擔責任，為了自己人的安全，他只好默許－－部屬先去解開繩索，要匪俘各憑天命逃生，他們三人在月光下點殺那些四散而逃的生命，能僥倖逃出他們神槍的大抵所剩無幾。”
在組織、意識形態、路線鬥爭的籠罩中，殺人就像是一串逗樂的插科打諢。“那個冬天，我們被組織起來去參加一個公審公判大會——要槍斃一個叫楊文生的反革命。在那些含糊不清的判詞中，我們隱約聽出，這個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的人，其罪行原來是在上面抓了那四個人後，他依據傳統演義小說的推理和經驗，堅持認為這是一次宮廷政變。他不斷到處演講和張貼大字報，反對華的中央，號召人們要繼續捍衛毛，堅決反對走資派的復辟。在此之前，他還是小城著名的造反派，當然，也肯定迫害過一些基層幹部。”
野夫的招魂意味是顯然的。“一個個給過我少年養分的老人，似乎都在夕陽中列隊，向一個叫著彼岸的地方出發。此岸的悲苦伴隨了他們一世，我沒有任何信心和能力，足以把他們留在塵世今生。”
招魂的野夫甚至如魯迅所說“撫哭叛徒的弔客”：“一個生命就這樣打發了。在此之前，北方還有個叫著張志新的女人，死得更慘。這兩個人的罪名完全一樣，但罪行的內容恰好又完全相反。我們可以稱張是死於她的智慧和清醒，但楊卻更像是因其愚蠢和迂執而死。問題是他們都是那個時代，敢於堅持思想和表達的人——不管後世如何評價其思想的正誤。他們除了思考和表達之外，並未去組織造反殺人放火。是的，他們是以言獲罪的人。而言論自由，是任何一個文明國家都要寫進憲法的公民權利。但同樣為了這點可憐的權利，張成了悲劇英雄，楊則永遠還是小丑。”
但野夫同樣在追問存在的真相：“聞一多先生當年在《死水》中的吶喊——這不是我的中國，不對不對——那悲憤的聲音是否還在他們這一代革命者心中迴響？而今，故人已渺，我已經無法去逼問他們那苦澀的心靈了。”h4
三/h4在漢語的散文史上，在20世紀以來的中國，除了魯迅外，很少有人這樣集中地、執著地敘說死亡。
20世紀的漢語主題一度是救亡圖存，革命解放，階級鬥爭，改革開放，那些主題幾乎都是宏大敘事，意識形態霸權。即使救亡，也把個人生命置之度外，而服從服務於一種異己的文明單位：階級、種族、國家、發展、穩定，等等。死亡，在現當代中國，不再是生命的自然歸宿，不再是成熟事物的必然經歷；而成為變態、醜陋的生命遭遇。早夭、橫死、同類相殘、物化。無論是秋高馬肥，還是窮極無聊，都可以都在以“你死我活”的遊戲中消遣。鄉村集中營、土改殺人遊戲、黨派鬥爭、路線鬥爭、改革鬥爭，軍戰、商戰、文化戰、經濟戰、網路戰，在中國你方唱罷我登場。而中國人對生命的夭折毫無顧惜，人們說，死是為了更好地生。因此，在幾千萬人戰死、幾千萬人餓死、幾百萬人被鬥死之時，人們說，中國進入了一個新時代，一個新天新地，一個繁榮、強大、崛起的時代。
死亡因此在中國演變成一種空洞的形式：由革命黨人發明的追悼會，大大小小地在這個國家召開著，故作莊嚴、熱烈其實空洞地頌揚著死亡。活著的個體越來越恐懼死亡，並在死亡之光的追照下飛快地墮落，變本加厲地糟蹋文明資源：祖先的遺產和子孫的權利。這在文明史上也是空前絕後的，因為中國人向來有著美好而重大的天人境界，生死事大。對中國人來說，生死都得事之以禮，死更得葬之以禮。20世紀以來的中國人卻成為沒有家教、沒有文明的類人孩，那樣無心肝也規避心肝地從事死亡的人生遊戲。死亡成為語焉不詳、避而不談的事物，成為活人難堪、用盡一切辦法遮掩的應付。天災人禍，都會成為民族精神的化妝事件。成千上萬被餓死、被洪水地震等裹埋的人民大眾，成為他們的同胞宣講自身的好材料，成為權力表白恩典的好名目。甚至漢語世界裡的英雄聖賢，如陳獨秀、瞿秋白、林昭、張志新、趙紫陽、李慎之、劉賓雁等人，在告別這個世界之時及之後，不得不再一次承受權力和流俗的侮辱和損害，因為權力無勇無力敘說他們的生死，因為類人孩們無心無膽深究他們的生死。
即使當代眾多涉及過死亡的作家，也多隻是給我們呈現了傷痕、復仇、炫耀等等自我心理，遠未能將歷史、現實的中國人尊之以禮。正是缺乏這種自尊和尊重他人的品質，缺乏對中國社會的忠實記錄，中國作家們提供的文學答卷多是不及格的。詩人廖亦武悲愴地不無憤怒地說：他從未在中國作家筆下看到比現實更有想象力的東西。在廖亦武之前的半個世紀，有著同樣情境的俄國繆斯阿赫瑪託娃則厲聲質問詩人們：“我們怎麼會這樣不負責任，竟沒有覺察到雷鳴般的腳步聲，在向我們宣佈的，不是日曆上的普通一年，而是真正災難性的二十世紀？”
在這方面，野夫是一個少有的例外。
野夫的散文把死亡：一個個具體的死亡呈現了出來。在他的筆下，每一個亡魂都有名字，都有其不可更易不可讓渡的生命權利。生死事大，生，事之以禮。死，事之以禮。野夫寫她的母親：“亂髮在風中飄飛，有誰曾知她的高貴？”寫外婆：“她所到之處，皆會贏得所有人的尊敬，包含那些對我父母有意見的人，都會在背後誇耀她的美德。”“我高中時即愛和父親廠子裡的工人摔跤比武，一次把踝骨摔折了，父親一怒之下去把那工人罵了一頓。外婆是從來不說女婿的，但這次她卻輕言細語地告誡――說不該責怪別人，一定是孩子自找的，否則工人怎敢來摔壞你的孩子。父親諾諾無言，他是服理的。外婆去世後，我第一次看見父親涕泗交流，他是真正地感恩這個具有高貴教養的老人。”寫李蓋武：“我曾在農民的家中，片段地讀到過李氏家訓——多麼道德善良的訓條啊——這些世代傳承維持了鄉村秩序幾千年的文化傳統，我們終於徹底地弄丟了，再也難得找回。”寫仇老漢：“這個曾經身懷絕技的武夫，在李家覆滅後的幾十年艱難歲月中，像一個古代的義僕守著恩主的墳塋般守望著李氏宗祠的落日殘照。”寫李如波的理想：“最美的生活是善良，平等和文明，最好的工作是為未來做幾件切實有益的事情，最甜的笑由於淡淡的幽默。人們不以權勢擾亂平靜無辜的心靈的時代，才是人性真正解放的時代。”
生存和死亡甚至由近及遠，在野夫筆下傳達出一種普遍性：“父親用沉默維護著他的尊嚴，也一定用隱忍埋藏著他的恥辱。我相信我這一代人的父輩，多是少言寡語之人。他們用一生的壓抑來努力遺忘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以至暮年往往精神崩潰。”
對解讀20世紀中國史的人來說，如果他要判斷中國一個世紀的演進成就，就讓他問問野夫筆下的死者吧。如果他要把自己拔出文明人之列，跟大而無當的國家進步、黨派利益、民族繁榮站在一起，就讓他問問那些死亡者吧。那些死亡者，從20世紀的歷史深處，一直到當代，都像被無形的命運之手扼住了喉嚨，他們先後死去，卻都白白地死去了。以他們為肥料的大歷史、大國家、大黨並沒有高尚、優秀、強大起來，因為在歷史的真正悲劇中，悲劇人物永遠不可能被毀滅，毀滅的只是那些歌隊、那些殘民寄生的物類。因此，在放棄宏大敘事之後，在打量這一個個死亡者之後，我們可以發現死亡者們自然生存的神性。他們為宏大性所迫害、侮辱、屠戮，因而最富於人性，也最富於神性。
歷史藉助於野夫的文筆，讓我們真切地懂得，我們生存又厭倦的中國家園，仍有著高貴、尊嚴和人性之美。我們爭先恐後地逃離欲奔向美好明天奔向發達社會，而為我們棄置不顧的當代社會，仍有著可歌泣的、可典範、可為之生死的存在方式。野夫把一箇中國農民的忠誠、中國地主的美德、農民和地主的死亡組成了統一的歷史風景，野夫把民眾的勞作、國家與時尚的無恥勾勒成一個畫面，野夫還原了組織、隱士、文化和愛情。是野夫告訴了我們，在中國生活的邊緣，我們中國人民不僅有著羔羊般溫馴的氣度，而且絕不缺乏紀念碑一樣矗立的高貴品性。多虧了野夫，我們才知道，為拜物主義、拜金主義和發展主義毫無顧惜的中國，有著權力、金錢、死亡也難以消亡的明德至善。借用勃蘭兌斯的話說，野夫的輓歌既是送行又是招魂，那些死亡站在野夫歌聲的光影裡，我們看見他們的憂傷、從容、無能自主，他們經歷了一個個的恐怖或無望的場景，他們的臉色蒼白而嚴肅。但他們的落寞帶有詩意，他們的苦難引人同情。借用帕斯捷爾納克的話，野夫筆下的亡者，他們的痛苦是筆墨難以描繪的，他們的痛苦使憂愁變成一種心病。他們的情懷是值得欽佩的，他們的行為是值得紀念的，除此之外，讓我們懷著同情的心，再在他們所蒙受的苦難面前低下頭顱吧！h4
四/h4除了這樣意義豐富的死亡主題，野夫還貢獻了我們中國人生存的另外兩大主題：恐懼和殘忍。
我們的文明向來以倫理學問見長，天倫之樂、天人合一，在我們中國人的誇耀性品質裡，忠孝、仁義、信愛似乎充斥了生活的方方面面。但野夫卻揭示出我們生存的恐懼，生存的恐懼產生了仇恨和愚蠢，如此扭曲著我們的人性。據說斯大林曾說過一句話：使人恐懼比受人尊敬更偉大。野夫回憶說他的童年即在恐懼中，恐懼成為我們中國人生活的核心內容，難怪會有偉大光榮正確的裝飾性說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