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了他一年，我自覺釐清了美式教育和中式教育的區別，也自覺清晰了學習的真諦：學習，就是把自己的腦袋灌滿，然後把腦袋清空；就是在河流裡尋找金子，然後把金子打造成首飾，最後丟掉首飾，只留下方法和邏輯。
第一堂課，拿著咖啡進教室的猶太老頭兒戈德教授重磅登場，點名時用地道的北京話叫出了班裡幾個中國學生的名字，把我給鎮住了。
這是中國近代史課。選它，是因為被科恩教授磨鍊了一年，想稍作休整。
整節課，戈德都在介紹他的閱讀材料，其中有自傳，有論文集，有小說，有史學著作，還有年代久遠的報紙和雜誌。末了，他說，我們這課不背書，不考試，就讓你們秀秀自己的思想，看看自己的能力。
我竊喜。這節課比我想象的還要水，每週也就兩頁紙的論文而已。
第一週的閱讀作業是一沓1919年5月前後的報紙，包括《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泰晤士報》，還有幾種中國本土的報紙。戈德要求我們在閱讀的基礎上寫一篇論文，論文題目可以在三個選項中任選其一：國聯在中國問題上的立場是什麼？巴黎和會上，為什麼巨頭們不把膠東的主權交還中國？為什麼這一事件在中國的反響那麼大？
戈德講，可以借鑑報紙中的資料，也可以用自己找到的資料，言之成理就行。
他還留了一道加分題，讓我們在報紙中，找出一個歷史錯誤。
我在掃描列印出來的報紙中翻找了半天，看著模糊一片的舊字型，研究不出名堂。中國的報紙中，有對學生遊行的描述，有對賣國賊的聲討。美國的報紙中，有傳教士在宣揚讓中國人信教來拯救自己。而英國的一家報紙，則在五四運動如火如荼的時候，報道著已經成為過去式的某地災荒。
揉揉眼睛，想起中學歷史裡講過的東西，我心生一計。寫區區兩頁紙的文章，幹嗎大費周折呢？
我選了第二個題目，三下五除二就寫完了：帝國主義欺負弱小，弱國無外交，盡人皆知。帝國主義的喉舌不懂歷史事實、混淆視聽，從報紙中的這些報道中清晰可見。大國只顧自己的利益，不管弱國存亡，還把自己的願望強加於人。
除此之外，還能有什麼原因呢？我沒有多想，就交卷了。
第二次上課，戈德沒有提論文的事，甚至連五四運動的要點都沒怎麼講。他樂呵呵地看著被老報紙熬紅了眼的我們，說第一代的歷史學家就是這麼過來的，從堆積如山的材料中一點點抽絲剝繭，提取資訊，化繁為簡。讀幾十本書，興許還沒有幾本可靠的。
他安撫道，你們現在的條件好多了，有我幫你們挑書、挑報紙；有網路可以查書、查論文，不用天天往地下的檔案室裡跑。現在，對灰塵蟎蟲過敏的人，都有可能成為歷史學家了。
戈德見氣氛輕鬆了不少，便問大家，有沒有人找到他加分題的答案？
沒有人舉手。
戈德翻出中國一家報紙的頭條：章宗祥被罷免。
我很是汗顏。章宗祥沒有被學生打死。而在英文報紙中，有報道講，章宗祥被打後，在醫院去世。
多麼明顯的錯誤啊。
戈德說，歷史學家的閱讀與其說是閱讀，不如說是掃視，會自動遮蔽掉很多資訊。但與此同時，他們頭腦中的雷達一直是開著的，眼睛一直是警醒著的。閱讀或者掃視不是目的，目的在發現並且記錄新的事實或者失實。
更汗顏的還在後面。
下課時，戈德把論文發給我們。我一篇兩頁紙的小文，他給了四頁紙的評語：
罵帝國主義太容易了。你可以寫一本書來講帝國主義傷害了多少人，可這是回答我的問題嗎？我問的是和會上為什麼會有這個決定？而不是問這個決定是否公平，是否損害中國的利益。你整篇文章都在講「壞人就是愛幹壞事」，歷史就這樣寫嗎？
和會的巨頭們都不傻，他們是經過許多輪的會談、權衡多方面才做出決定的。這裡面，確實有他們自己的利益所在。但他們也知道，維護「弱國」的利益，對他們利益也是必要的保證。他們難道就願意激起中國的五四運動嗎？
你知道中國和日本在1915年簽訂了《關於山東條約》嗎？1918年，章宗祥又和日本外務大臣交換了《中日參戰借款合同》。而作為借款的條件之一，中國和日本交換了關於山東問題的換文。這一換文，在巴黎和會上，使日本有了以戰勝國的身份，接管戰敗國德國在山東的一切權益的理由。而不平等條約，也是條約。世上沒有真正的平等，也沒有真正的平等條約。
你知道中國外交家顧維鈞在和會上力陳中國不能放棄孔夫子的誕生地山東，猶如基督徒不能放棄聖地耶路撒冷嗎？顧維鈞的演說震撼了英國、法國與美國代表，扭轉了輿論，也博取了同情。義大利退出和會，英國、法國與美國害怕日本也跟著退出，導致和會流產，只好依日本要求而將山東權益割讓給日本。況且，在顧維鈞的主導下，中國代表團拒絕在《凡爾賽和約》上簽字，山東問題並沒有解決，而成了懸案。
和會的決定，是要求德國放棄所有在膠東及山東的各項權利，認同日本自願擔任將山東半島主權交還中國的責任。而和會懸而未決的山東問題，在1921年的華盛頓會議上得到了解決。在這個會議上，中國和日本簽署了《解決山東懸案條約》，日本也在其後交出了「強佔」的山東權益。
你知道中國在和會上真正損失的，其實可能還比不上五四運動的損失嗎？
所以，請你不要整篇文章都那麼苦大仇深。不要用「長期受壓迫的中國人民」這個詞。寫歷史文章，不要感情用事。歷史，建立在史實上，而不是建立在對弱者的同情上。你可以保持同情心，但若是依著自己的偏見來寫歷史，就沒有公正。歷史是歷史，證據第一，無關資訊請勿入內……
我知道，你寫的這些，都是你過去的老師教你的。他們教的沒錯，因為小孩子需要知道的，就是顯而易見、順理成章、好記好背的東西，學多了也接受不了，但現在的你已經不是小孩子了。
你覺得你自己的生活簡單麼？如果你自己的生活都不簡單，充滿不確定性和不可預測性，那麼多人的歷史，怎麼可能用一套理論就能解釋清楚？所以，不要先確定「帝國主義就是壞人幹壞事」這個觀點，再找到可以為它服務的論據。你解釋不了大問題，就要從小處入手，就事論事，不要穿靴戴帽……
才出龍潭，又入虎穴。新的煉獄開始了。
下課後，我在圖書館的網上狂找資料。用「膠東（jiaodong）」、「山東（shandong）」、「巴黎和會（parispeaceconference）」等關鍵詞來回搜。
最後，我從一摞相關的書籍中找到了幾段有用的話，七拼八湊，湊出了外交史的一個片斷：一戰時，中國和日本都幫助過同盟國，但日本的貢獻更大。戰後，兩國都想和同盟國分享果實，也都想從德國手裡得到膠東的權益。美國總統威爾遜本想把膠東還給中國，因為他覺得中國的要求是正當的。但對於日本的一系列訴求，他大都無法滿足。後來在其他巨頭的壓力下，為了保證和會不至於由於日本步義大利的後塵退出而流產，才把膠東給了日本。當時，日本的法西斯走向還不明顯，巨頭們對日本維持亞洲和平還抱有期待。
戈德最終的評語是：你查的資料還是太少。但對於兩頁的篇幅，倒是可以過關了。
論文是過關了。對五四運動的瞭解，我反而迷糊了。
但是，我對顧維鈞更加敬畏，從圖書館借來他的回憶錄的第二卷，讀了有關巴黎和會的那一篇。其中，有這樣的一段話：
汽車緩緩行駛在黎明的晨曦中，我覺得一切都是那樣黯淡——那天色、那樹影、那沉寂的街道。我想，這一天必將被視為一個悲慘的日子，留存於中國歷史上。同時，我暗自想象著和會閉幕典禮的盛況，想象著當出席和會的代表們看到為中國全權代表留著的兩把座椅上一直空蕩無人時，將會怎樣的驚異、激動。這對我、對代表團全體、對中國都是一個難忘的日子。中國的缺席必將使和會、使法國外交界，甚至使整個世界為之愕然，即便不是為之震動的話。
讀的時候，很是震撼，因為，我沒有想到，在那個時候，那麼貧弱的國家，居然就能夠對列強說「不」。
接下來的一週兩頁，讓我幾乎是一週熬兩夜。
第二篇論文，問的是五四年代的知識分子和中國傳統計程車大夫有什麼區別。我吸取了上次的教訓，儘量客觀地談了他們的愛國、他們對時代精神的引領以及他們以天下事為己任的信念。
依然是四頁紙的評語。戈德看來，我寫的都是些背景而已，不是知識分子們的本質區別。他不相信這些人就一定比文天祥、陸秀夫等有擔當的亡國之臣更愛國。而且，這些知識分子怎麼引領時代了？那時候，大部分的中國人都是文盲，不知道、也不可能看過《新青年》，更不懂知識分子宣揚的科學民主。至於「以天下事為己任」，他們和趙普sup/sup有什麼區別嗎？五四遊行的，是一部分學生而已。那些在實驗室裡專心看蟲子、配試劑、想要「科學救國」的學生，就不以天下事為己任了嗎？
上次錯在感情用事上了，這次又錯在武斷定論上了。
我梳理思路，重新寫道，五四知識分子普遍是願意做行動家的。不管在什麼領域，他們大都希望通過自己的行動來改變國家的命運。而舊時的知識分子，雖說也有一些有識之士，但更多的，是隻想光宗耀祖的官僚、唯唯諾諾的小吏，或息事寧人的隱士。他們說得多，做得少，即使在國家危亡之時，也以喊口號的居多。
戈德仍是不滿意：挺有道理的，不過，你有統計資料麼？
後來，讀到舒衡哲sup/sup關於五四運動的專著，我體會到，戈德的這個題目，絕不是兩頁紙能夠講清楚的。他出這個題目的目的，不是為了聽到一個最好的回答，而只是為了讓我們不斷思考。歷史，很多時候是沒有準確答案的。但一個反覆推敲過的答案，和一個憑直覺得出的答案，是明顯不同的。
戈德的要求與日俱增。
第三篇論文，是任選一個五四年代的知識分子，寫他是怎麼變成「新」知識分子的，寫對他影響最大的人是誰。戈德說，為了保證每一句話都有出處，每句話你們都要做腳註，標明自己是從哪本書的哪一頁得到這個觀點的。完全是自己所想，就在腳註中標明「我自己的想法」。而「我自己的想法」，是越少越好。
戈德這樣要求，就是讓我們寫什麼都不要帶成見。自己不論有什麼觀點，都要先聽聽別人是怎麼說的。知道別人是怎麼說的，才能知道自己的觀點值不值得說。
我寫的是魯迅。
按照戈德的思路，我必須先忘掉自己頭腦中早已存在的魯迅的畫像，而必須在我掌握的資料的基礎上重新構建。
我照做了，其結果是大跌眼鏡。
原來，這個神一般的人物，在日本的醫學院曾是個成績不佳的學生。他的棄醫從文，確實有「醫治人心靈」的責任感所在，但倘若他從醫，很可能是條死衚衕。這個傳說中的道德楷模，從醫學院退了學，卻繼續拿著清政府的留學生資助。他服從家族的包辦婚姻，卻把自己的合法妻子冷落空房。與許廣平一起生活時，也不和原配離婚。
魯迅的創作，在起步階段並不順利，曾經擱筆多年，到了35歲才聲名鵲起。在此之前，他的讀者，主要是圈子裡一些籍籍無名、卻有野性甚或匪氣的青年。青年中的激進派認為，他不可理喻，只會寫黑暗不會寫光明，看不到工農大眾的優良品質。京派作家和學者們則認為，他是一個病態的人，所以，他們經常在文章裡向他叫板。就連他的母親也不愛看他的作品，卻喜歡張恨水的暢銷書。
英語世界最具影響的魯迅研究專家威廉·萊爾sup/sup曾耗費近二十年的時間翻譯魯迅的作品，論述魯迅的思想，併為魯迅立傳。萊爾認為，魯迅生活在缺乏「誠」與「愛」的社會里，面對的是缺乏同情心、麻木冷血的民眾，他試圖通過小說來喚醒「鐵屋子裡的人」，但經常陷入「人醒了卻無路可走」的尷尬境地。萊爾評論說，魯迅是個在人群邊上彷徨，並偶爾吶喊助威之人，是參與者而不是領跑者，是思想家而不是行動派。
也許，萊爾是對的。
魯迅確實是了不起的作家，但他的「革命」形象，是「革命者們」創造出來為「革命」服務的。其實，魯迅一生要顛覆的就是這個東西。他把生命看作一個過程，在不斷變化。他在討論問題的時候，會給出確定性的一面，也會給出不確定性的一面。實際上，他回答問題的時候，從來不用「是」或者「不是」。比如，有人向他諮詢要不要結婚，他說，年齡大了得結婚，但是結婚有結婚的問題，不過你不結婚你就不知道這個問題，那你還是結婚吧。他對革命對社會也是這樣。他主張行動，但行動派內部出了問題，他會毫不猶豫地反對。
魯迅在北京當了十幾年的公務員，但他煩祭孔，就去大學當了老師，到了大學又覺得不爽，最後，他發現自己只能做一個自由撰稿人。他每年都要翻譯兩三本書，翻譯，對他是輸血，是接近新鮮的東西的路徑，他警示自己不要成為過去思想的奴隸。他就這樣不斷地自我流放，不斷地自己否定。
漸漸地，我原先腦海中的魯迅影像破碎了。我發現，還有另外一個魯迅，一個與現實社會格格不入的魯迅，一個與主流敘事中的魯迅不一樣的魯迅，一個有骨頭也有血肉的魯迅，一個讓人很是敬仰也很是討嫌的魯迅。他是一個複雜的存在，不是什麼，也沒有成為什麼。
我寫道，這樣的魯迅，才是曾經的存在，才是永遠的存在。他是真真實實的一個人，是那個年代的「新」知識分子，也不是什麼「新」知識分子，甚至不能用簡單的「是」或「不是」來形容他。
本以為自己的論據還算全面，觀點也夠深入，但我又寫砸了。分散我注意力的東西太多，以至脫離了戈德的問題。戈德質問：「為什麼不寫影響魯迅的知識分子是誰？跑題！」
這門課，成績八成是毀了。
發愁也沒用，只能阿q一下：儘量多學東西，多享受吧。
可這享受，還真不好找。
戈德佈置的下一篇論文，問的是「馬克思主義是如何吸引早期的知識分子的？」
熟悉了戈德的套路，我知道，這不是「人民選擇了我黨」就能解釋清楚的。
看了好幾本書，得到的解釋，都讓人心煩意亂。
知識分子們最初學習西方，是希望能夠借鑑西方的民主經驗。不過，西方在吸引知識分子的同時，又在侵略中國。知識分子不願把「侵略者」拜為自己的「老師」，也對「侵略者」的理論產生了懷疑。而在中國內部，因為各種社會嘗試的失敗，他們看不到出路，很抑鬱。
這時候，十月革命成功了，李大釗們激動了。其實，他們對馬克思主義有多少了解呢？早期的黨員，鮮有人真正讀過《資本論》，但《共產黨宣言》就已經讓他們熱血沸騰。馬克思主義講了怎麼建立社會主義麼？列寧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是一回事麼？那時候，能搞清楚的人很少。他們只是覺得，自己可算找到了一個反帝、反封建、反剝削、反軍閥的「好老師」了，能幫助中國像俄國一樣振興了。這位老師，也許確實好心，但並沒有指出一條明道。
文章交上去，戈德依舊毫不客氣：你看《資本論》了嗎？
讓我煩心的不止如此。戈德說過，我被自己之前的老師洗腦了，學到的是被簡化、被美化的歷史。
然而，我現在讀的這些西方人寫的歷史，不也是一種被簡化的歷史嗎？不也是一種洗腦嗎？西方歷史學家掌握的史實，可能比中國人自己所羅列的，要更詳細，更確鑿。他們的論證過程，也可能更嚴謹，更紮實。但他們就算是一心向學之人，也難免從西方的視角看中國，用西方的標準要求中國。看到的，可能是樹木而不是森林；表述的，可能並沒有顧及中國國情。而我，可不想被拐帶歪了。
戈德似乎體會不到我們的痛苦。他上課，經常是隨心所欲，揮灑自如。原計劃講丁玲，但當有同學問起丁玲的那個小情人胡也頻，這節課就改講胡也頻了。
有節課，他讓每個同學輪流講自己的心得。然而，才三個同學講完，他就興致大發，一個人點評到下課。
戈德臨時想起某個圖片、影片、紀錄片或是訪談，會當場在youtube上搜來給我們看。若是沒搜到，他甚至會撂下我們，跑到圖書館去借光碟。
每次下課，他把我們的一沓論文往桌上一擱，揚長而去；留下一群人，圍著圈，心急如焚地翻找自己的文章，遮遮掩掩地讀著評語，黯然神傷地離去。
我去他的辦公室找他，他會喋喋不休地講上半個小時。我明天要交的論文還是一團亂麻，他卻在大力推薦一本與課程無關的書，站到凳子上，踮著腳，從書架頂上取來遞給我。我撫摸著書脊，從頭到尾翻翻，心不在焉。出了他的辦公室，卻見正在等候的一串同學，個個都是愁眉苦臉。
戈德佈置的倒數第二篇論文，是寫一篇記敘文，講「文化大革命」前知識分子的處境。
讀的史料很是壓抑。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歲月，但相關的英文文獻可所謂汗牛充棟，可以刻畫的知識分子也是不勝列舉。
交論文的時候，我偷偷掃了幾眼其他同學的論文，頓時面無人色。因為，有人寫的是沈從文的遭遇，有人寫的是胡風的悲劇。
怎麼回事？
啊，我突然想起來，戈德要求的是記敘文，而我寫成了議論文。
最後一課，我看著戈德身旁那沓將要發下來的論文，心神不定。戈德神采奕奕，在講期末論文的要求：6頁紙，在考試結束那天的中午12點前交到他的郵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