該有一個「天譴」了蘇曉康
一
還是我在大陸逃亡的時候，從邊陲某城的小書店裡買了一本諾查丹瑪斯（nostradamus）的《大預言》。薄薄的一冊，經不住我半天功夫的飢渴吞嚥。以後帶在身邊隨時看。「六四」血光之災剛一發生，我便被某種強烈的崩潰感攫住了，這彷彿是同「六四」前的那種世紀末恐懼一脈相承的。
不知道是一種什麼樣的感覺，這幾年我老陷在對清朝末年那次中國大崩潰的興趣裡面，總覺得這個文明氣數已盡；而眼前這個政權又露出如始皇帝那樣「一世而斬」的暴戾之氣，短命是無疑的了。一箇中國曆史上從未有過的極權形態的瓦解，將是一場可怕的崩潰。帶著這樣的心情讀諾查丹瑪斯的《大預言》，對中國的災難性的前途便更加充滿神秘和恐懼。兩年來，人們對未來作了種種不祥的預測，但眼界都還比較迫近和狹窄，都只能在「六四」這個事件上打圈圈，無法透過它體驗到歷史在冥冥中安排著怎樣的崩潰。
不是每個人都能超越功利去領會上天的玄機的。因此，去年「六四」週年臺灣華視播出我的記錄片「亂世之初」時，沉醉在溫柔鄉里的人們並不以為然。也因此，當我在加拿大「新聞自由報」上讀到《黃禍》的頭幾章時，便知道那不相識的作者和我心心相印。今天終於讀到全書，中華民族那結局之慘烈，幾度令我掩卷，直讀得一身冷汗。我猜這書作者大概在「六四」以前就動筆了，並且作了長時間的醞釀。有一種強烈的崩潰感一直在內心衝擊他，「六四」對他來說不過是一個現實的驗證罷了。
人類關於崩潰的觀念，與人類關於烏托邦的觀念一樣，都是浮蝣般苦短的人生對漫長宇宙時空的一種揣度。只不過，一種取向天堂，一種取向地獄，按人類的本性抑或是人性的弱點，人們自然更願意揣度那天堂，死後昇天總比入地獄有吸引力──這便是宗教和共產主義比其他什麼主義，更使人瘋魔的道理。但老實講，關於崩潰的看法要比烏托邦深刻得多。
事質上，關於災難性崩潰的觀念，也比烏托邦來得古老。矇昧的遠古留給人類心靈的印記，無論在東西方，都是關於洪水滔天的記憶。那是一種真實的恐怖。它把人類祖先對大自然敬畏的資訊留在人們的潛意識裡，只是人類後來藉助科學技術而傲慢得漸漸把它淡忘了，可是人類至今還是不斷遭到「天罰」。再說，在洪水之前，甚至在人類還沒有出現以前，還有冰川期。地質學家甚至悲觀地認為，人類不過是兩個冰川期之間的暫短現象。我常想，在我們前面的冰川期之前的那個人類，是在怎樣的大災大難中滅絕的？
很難想像人類如果沒有大限的觀念，文明會是一個什麼樣子。無論是基督教的末日大審判，還是佛教的來世觀念，對未來的恐懼的預設，都成為遏止人性惡和對倫常道德的最終制約。「聖經．啟示錄」描繪了那雷轟、閃電、大地震，江河大海都變成血水，日月星辰昏暗，大火從天降下，七位天使輪番懲罰人類的情景，強調一個整體性的大限，而諾查丹瑪斯則把這個大限具體地預言在「一九九九年恐怖大王自天而降」。不管世人以後來發生的一系列世界大事件來印證、附會諾查丹瑪斯的預言如何如何準確，那都反映了人類迫切希望聽到上天警告的敬畏心理。諾氏與「聖經」的不同之處在於他更強調災難來自人類自身的愚蠢，預言人類將毀於第三次世界大戰。
中國先民自古也有天人災異的觀念。在先秦，「春秋」以紀錄災異表達人感應，顯示大自然對民生經濟和政治施行有重大的影響。秦燔六經，這套原始天人感應觀念失傳，後人只能從「呂氏春秋」中看到一點影子。西漢董仲舒雜揉「春秋」推衍陰陽五行說和黃帝素問等，鑄成一系統的天人災異學說，首創了中國人的「天譴」觀念。它利用人類對大自然之災變的恐懼心理，以撥正人類離善趨惡的傾向，成為士大夫堅持以天道匡正人君的精神信仰；自然，也成為民間反抗惡政的思想武器。每逢亂世之初，便有「天譴」出現，如：東漢末年的讖緯大流行，明宋的「十八子，立神器」等等。李淳風之「推背圖」，則更是以通俗的形式預卜未來，與諾查丹瑪斯有異曲同工之妙。
自然，中國人畢竟只有亂世恐懼而缺乏大限的觀念。儒家謂「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佛家也強調個體的輪迴和對輪迴的超脫，道家則更是隻講羽化成仙，即使董仲舒的「天譴」也只管得了改朝換代。這種超越不夠的文化對崩潰的體認不深刻，卻反而比較容易趨向烏托邦。近四十年中國大陸在烏托邦思潮下的大瘋狂，其端緒在於對一百年前那次大崩潰的準備不足和強烈反彈，錯亂至今難以理順。基督教文明整體性的大限觀與個體性的超越，使得他們對崩潰有一種更強的耐受力和自我調整。我不知道，我們民族在大瘋狂之後會不會再遭受一次大崩潰。至少《黃禍》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文學寓言式的模擬。英國人奧維爾寫了《一九八四》，日本人也拍了電影「日本列島的沉沒」。我們也該有一部《黃禍》，無論它寫得多麼慘烈，即使按照我們祖先的觀念來看，對今日中國之迷亂，也該發出一個「天譴」了。
二
黃禍（theyellowperil），久違了。
一個曾經是西方人的恐懼，如今卻變成我們自己的恐懼。今天你在香港、臺灣這些中國人的社會里，已經可以隱隱約約感到一個龐大的威脅正在逼近，甚至能夠聽到那沉重腳步聲了。這很像文雅的北京人已經聽到了來自蒙古高原的馬蹄聲。
西方人的黃禍觀念，是否起於當年那個「成吉思汗風暴」我沒見到考證的文字。只從魯迅罵中國人自以為曾跟著成吉思汗征服過世界這一點看，知道一百多年前我們遭受西方凌辱時，曾有人頗拿這黃禍來作「精神勝利法」。
黃禍論在西方的出現，偏偏是清帝國發生崩潰之初。那時，最早提出「來自東方的巨大危險」的，是俄國人巴枯寧，一個被中國早期共產主義者們所崇拜過的無政府主義大師。巴枯寧在他晚年所著《國家制度和無政府狀態》一書中，從俄國的國家利益出發，奉勸沙皇「如果真的要從事征服，為什麼不從中國開始呢？」巴枯寧認為，一八六零年第二次鴉片戰爭後，歐美已將歐洲文明的最新成果──新式武器和歐洲人的紀律輸入中國，如果這些東西「同中國人的原始的野蠻、沒有人道觀念、沒有愛好自由的本能，奴隸般服從的習慣等特點結合起來」將對俄國構成巨大威脅。他認為中國人不僅將塞滿整個西伯利亞，而且還將越過烏拉爾山，直抵伏爾加河邊。一八九八年，英國出版了一本小說名為《黃種人的危險》，也聲稱難以勝數的中國人按西方的裝備武裝起來衝進歐洲。黃禍論自此風靡。
奇怪的是，當大清奄奄待斃，處於國力最虛弱的王朝末日之際，黃禍論反而在西方甚囂塵上了。細看中日甲午戰爭時的歷史就會發現：在上個世紀末，緊追在西方工業強國後面的，是東方的三個國家──中國、俄國和日本。三個站在同一條起跑線的現代化後來者之間，有一場優勝劣敗的殘酷競爭。以進入現代化的準備條件而論，古老傳統賦予中國許多遠勝於俄國和日本之處，無奈這千載難逢的時機卻掌握在腐敗無能的滿清政府手中，而這個政府又掌握在那個極為昏聵的老佛爺手中。
沙皇尼古拉二世也很昏庸，但畢竟沒有慈禧那麼保守和固執。只有明治天皇年輕、開放而野心勃勃。於是在中、日、俄的這場角逐中，中國第一個敗下陣來，龐大的北洋水師被輕捷的日本魚雷艇擊潰。緊接著，同樣龐大的俄國太平洋艦隊也被日本打敗。發生在東方的這場將決定未來一個世紀命運的拼殺中，只有一個贏家，那就是日本。所以甲午海戰後西方一再驚呼的「黃禍」實際上是指日本人。當然也包括擔心中國效法日本。
這次叫得最兇的是德皇威廉二世。日俄戰爭前他不斷給尼古拉二世寫信，鼓勵他去跟日本人打仗，以「扞衛歐洲，使它不致被龐大的黃種人侵入」。威廉二世最擔心的是，「二千萬至三千萬受過訓練的中國人，由六個日本師團加以協助，由優秀、勇敢而仇恨基督教的日本軍官指揮──這就是我在九年前所描繪的那個黃禍正在成為現實」。威廉二世在這裡指的是一幅畫。列夫．托爾斯泰曾嘲笑這幅畫說：「威廉皇帝近來畫了一幅畫，描繪出所有的歐洲國家持劍站在海岸上，按照天使長米迦勒的指示，注視著高坐在遠處的佛像」。這幅畫由威廉二世親自用鉛筆畫出草圖，並由一個叫克納科弗斯的畫家完成，然後作為禮物送給沙皇，一時轟動歐洲。
威廉二世一類的黃禍論者，不過是一些信奉種族生存空間理論的封建霸主。舊普魯士的現代化水平，當時不比日本高多少。倒是早已進入工業化的英國人看得更深遠。有一位名叫戴奧西的英國地理學家，也在嘲笑威廉二世的「黃禍圖」時，舉出了他讓一個日本畫家畫的一幅「真正的黃禍圖」：畫面是一個繁忙的工廠，大群拖著辮子的中國人正在西方人的指導下熟練地生產。戴奧西解釋這幅畫說：「我們就應該熱烈地祈求，讓天朝永遠繼續保持昏睡狀態──西方工人每天力爭少勞多得，他們有什麼把握來和千百萬樸素、馴良、驚人地節儉、聰明、熟練的中國工人相競爭呢？」戴奧西這類黃禍論者，在本世紀初所擔心的，正是今日崛起的「工業東亞」。
細察西方人的黃禍觀念，有一個很大的內在悖論。一方面，他們很擔心以佛教式儒家為核心的黃種文明的強大，會構成對以基督教文明為核心的西方工業社會的威脅，形成生存競爭；另方面，他們又壓根歧視黃種人，斥為劣等民族，很怕黃種人在全世界「氾濫」。
後一種恐黃症更廣泛，而且根深蒂固，一直伴隨在中國人向海外移民的歷史之中。早在一八七六年，美國西海岸掀起排華浪潮，聯邦國會派一委員會前往舊金山調查時，形形色色的黃禍論都在聽證會上湧出來了。一個叫斯陶特的加州醫生，以公共醫生的監督者身份出面作證，極言保持安格魯撒克遜種族純潔之必要──「每有一箇中國佬在我們的土地上永久定居下來，都會使我們自己的血統降低」。另一位叫德梅隆的律師在作證時，更援引一些人種學家的理論，斷言任何種族，如果他們的平均腦容量不超過八十五立方英寸，就沒有能力建立自由政體，而他把英裔美國人的腦容量定為九十二，把中國人定為八十二，比非洲土著黑人還要低一個立方英寸。他說：「這些中國佬同南方的黑人合在一起，將危及選舉權，使之降低到為保持一個自由政體所必需的平均智力和品德之下」。
這些隔世之音，如今聽起來荒唐，但當我們瞭解了美國曾經是一個種族歧視很嚴重的國家，也就不覺得奇怪了。直到今天，對亞裔的歧視不是比比皆是嗎？西方人的黃禍觀念，從根本上來看，種族偏見只是表面現象，隱藏在它背後的是西方人對東方那個以龐大人口作載體的古老文化的陌生和疑懼。他們不能不承認這個五千年文化之悠久和完備，令他們望塵莫及；但他們又從這個文化在近代所顯露出來的自責、麻木和衰敗中，感覺到一種控制和影響不了的無奈。甚至擔心這個文化和它那搖搖欲墜的制度的崩潰，由於人口太龐大而不能不影響整個世界。所以西方人關於中國說的最頻繁的一句話，就是「讓她昏睡吧」。驚醒她是愚蠢的──這便成為西方人自認為最聰明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