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成法,說白了,其實就類似於現代公司裡頭的績效考核,年初官員們把今年各自需要做的事情羅列在摺子裡呈到京城,就是工作計劃，京城會有專門的人員將這些工作計劃記錄在冊。比如你說去年縣裡洪水氾濫,今年要修築堤壩,等到年底檢查,好,堤壩沒修,處分。處分程度也因你的完成程度而不同，如果大部分完成了，可能就是降職，如果完成率很低，那就是革職了。

大明雖然有針對官員考核的京察和外察，可除非是像太祖皇帝那樣眼睛裡揉不得沙子的人，才能震懾百官，否則這些考核只是流於形式，甚至成為排除異己的工具,隆慶六年曾經利用京察清楚高拱餘黨的張居正當然再明白不過，所以「工作考核」的實施就成了當務之急，只有把那些尸位素餐的官員淘汰掉,提拔一批會做事的人上來,他後面那些改革才能實現。

這是張居正的得意之作,在他之前,幾乎從來沒有人明確提出這樣一個辦法，而且對於那些只會埋頭做事，卻不會討好上司的人來說，考成法無異於一件好事。——當然，這種人還是比較少的，所以就算張居正身為首輔，也壓不住許多怨聲載道的聲音。

趙肅也贊同考成法，只不過他旁觀者清，卻也看到一些其中的不足之處。

首先這裡頭對官員的工作計劃規範並不足夠明確，趙肅建議把每一個部門具體的職責分情況羅列出來，再根據各個事項制定具體的獎罰制度。

譬如說一個知府，他今年需要巡視轄下所有縣的百姓，再將每個縣的情況上報，要主持府試，要徵收賦稅，要審理若干案件，那麼如果他全部完成，甚至超額完成，就能得到豐厚的獎勵，包括銀兩和全國性通報褒獎，其中銀兩的獎勵，則是從其它革職官員的俸祿里扣除，不需要朝廷再出一分錢。

其次，考成法還容易出現一個弊端，那就是由上級下，工作計劃的層層積壓。如朝廷要求某地今年需要徵收多少的稅收，巡撫或按察使當然不可能親自去收，這個任務就交給了下頭的人，知府又分派給知縣。

以前的稅收，沒有明確的強制性要求，朝廷擔心老百姓負擔過重，把賦稅一降再降，低得不能再低，但即便這樣，也有很多大戶中戶拖稅漏稅，官府也樂得清閒，收多收少沒所謂，反正自己吃的是公糧，損失的是國家，但是現在不行了，稅收得少了，今年「工作計劃」沒完成，大家都別想好過，所以知縣感到壓力很大，就把這種壓力轉嫁給地主們，而地主們當然轉嫁給佃戶。其結果就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考成法反倒可能失去它原來的優勢，成為老百姓的沉重負擔。

在幾十年後，一個叫黃宗羲的人，曾經總結過一條規律，說歷朝歷代的所謂賦稅改革，每改革一次，老百姓的負擔反而要相應地增加。這裡頭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涉及到考成法的弊端，那就是考成法並沒有按照每個地方的實際情況來制定徵稅標準。無論是顆粒無收還是五穀豐登，全國只有一個統一的徵稅標準，這就容易造成災荒之年，下面拿不出一粒糧食，但官員為了保住烏紗帽，還要強迫老百姓交出糧食。

這就是為什麼歷史上在張居正死後，朝廷廢除了考成法的重要原因，像王安石一樣，張居正的出發點或許是好的，卻忽略了很多實際情況，而其他人只看到壞的一面，不由分說就把這個東西徹底廢除。

針對這個情況，趙肅又向內閣和皇帝提出幾點建議。

一是考成法所制定的徵稅標準要按照地區和收成不同來區分，有些地方今年豐收，那就按照實際情況多收一點，有些地方今年洪水淹沒了農田，那不僅要降低稅收，還得撥款賑災。

二是為了防止各地官員中飽私囊，出現向下橫徵暴斂，向上瞞報的情況，定期從朝廷派人到各地暗訪抽查，如有發現這種情況的，嚴懲不貸，以震懾餘者。

世上沒有一個完美的制度，考成法也一樣，但它所涉及的層面，又如此龐大，如果能夠很好地推行，不僅吏治卓有成效，國庫收入也將大大增加，因此趙肅不希望它的效果只能維持幾年，更不希望它被徹底否決。

所以，他竭盡所能在給張居正拾漏補缺，讓它起碼在這幾十年內能夠適用，至於幾十年後，他也並不擔心，到時候文化的開放早已達到一定程度，在他的推波助瀾之下，西方科學將會衝擊這個古老帝國，屆時自然會有有識之士，提出與時俱進的辦法。

從這幾條建議，都能看出趙肅的用心良苦，朱翊鈞那邊自然沒有異議，張居正也不是不識好歹的人，內閣由此進入幾十年來難得一見的和諧時期。張居正剛當上首輔，性格里霸道的一面還不太顯露，他又急於在考成法上得到內閣其他人的認可，所以大家縱然在小事上各有異議，大方向上卻很有默契地達成一致。

另一方面，朱翊鈞也開始從軍隊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