郗慮和趙松立時明白了李瑋的意思。昨天太學發生的事，丞相大人已經知道了，而且馬上提出了一個誘人的無法拒絕的建議，但這位丞相大人可不會如此慷慨，他現在正掙扎在改制的漩渦裡，以他行事的一貫風格，他鞏固新經地位的目的絕不僅僅是為了從改制漩渦裡擺脫出來，可能還有更大的目的。
郗慮和趙松忐忑不安，擔心老師鄭玄被李瑋利用了。老師已經七十多歲了，經不起大風大浪的折騰了，而李瑋以弱冠之齡追隨大將軍征伐西海，久歷官場，其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本事早在十幾年就名震天下了，此人說出來的每一句話都有深意，萬萬不能輕率答應，以致害了老師和新經。
李瑋微微一笑，對兩人的謹慎和擔憂不以為意。
「昨天，向大師發難的是高堂隆。」李瑋慢條斯理地說道，「高堂隆是什麼人？他是泰山平陽人，祖上就是本朝初年著名的經學大師高堂生，其家傳《禮》學，歷代都有人出任太學博士，乃青州世家。高堂隆的老師是誰？孔融。」
「高堂隆曾在泰山郡太守薛悌府中出任督郵，有次薛悌和都尉發生爭執，此人一怒拔劍，要殺泰山都尉，後來因為此事遭到彈劾，被孔融竭力保下了。孔融謀逆被誅後，他受到牽連，被解職歸家。」
「高堂隆發難後，響應者很多，而新經學派的崔琰、趙商、公孫方、王基，還有兩位大人……」李瑋手指郗慮和趙松，「你們都是大師的高足，立即挺身而出，奮力駁斥。那麼，我想問一下，你們的對手是誰？」
郗慮和趙松若有所思。
「如果我的訊息正確的話，率先響應高堂隆的是王朗、華歆、宋衷、穎容、王凱和董訪。」李瑋看到兩人都不說話，只好自己接著往下說，「王朗是徐州東海人，他以‘通經’聞名於世，他的老師是楊賜，就是太傅楊彪的父親。華歆是青州平原人，他的老師也是楊賜。宋衷是穎川人，和水鏡先生司馬德操齊名，以研習《太玄》而著名，（《太玄》是本朝大儒揚雄所作，兼採儒、道和陰陽。）他的老師是楊賜。穎容是豫州陳國人，他師從楊賜。董昭、董訪兄弟的老師也是楊賜，而兩人上次能逃脫張邈、孔融謀逆案的牽連和楊彪的保護有莫大的關係。王凱是兗州山陽人，出身世家，其祖是大儒王暢，其父是王謙（曾任大將軍何進的長史），他的老師是楊彪。」
李瑋說完後，笑吟吟地望著郗慮和趙松。兩人暗自驚駭，寒意層生。李瑋的目的暴露了，他要對付楊彪了，要打擊以楊彪為首的關洛士人了。
「你們是不是以為我要對付太傅大人？」李瑋似乎看破了他們的心思，捻鬚而笑。
兩人愣然。難道不是？
「新經是對今古文經學的融合，是集今古文經學之大成，因為是融合，所以就要兼顧兩種經學的優點，同時也要照顧到兩種經學的缺點，這就難免遭人詬病。」
李瑋猶豫了半晌，後邊話沒有說了。他身份特殊，說話份量重，對經學不能隨意評價，以免造成不良影響。
郗慮和趙松很想知道李瑋對新經的看法，而且這種看法很可能直接關係到朝廷國策的修訂，關係到新經地位，所以兩人互相看看，不約而同地指向了書房的門。趙松搶先說道：「大人，今天我們關起門來說話，說到哪算到哪，出門就忘，絕對不傳出去。」
李瑋笑笑，想了片刻，繼續說道：「新經能夠成為官學，是有其必然原因的，不僅僅是因為朝廷的需要。」
兩百年來，古文經學不斷發展，對於打破師法家法以及今文、古文經的融合，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古文經學基本上是在民間傳授，因為研習者少，學習者就要廣泛求師。賈逵之父賈徽曾先後從劉歆、徐惲、謝曼卿等大儒學習，班固和馬融也是「所學無常師」，鄭玄更是遊學在外近二十年，遍訪名師大儒。廣泛求師再加上有條件閱讀各家著述，使這些大儒們能吸取各家各派之精華，而不必拘泥於一師之學說。
研習古文經學的大儒很多人不受功名利祿之誘惑，志在博學精思，所以大都能不受章句之學的束縛，如桓譚、班固、韓融、盧植等人通古今學，好研精卻不守章句。
孝桓、孝靈皇帝朝，宦官和外戚輪流把持權柄，最終導致了黨錮之禍的發生。在王權衰微的情況下，今文經學在國政上的作用微乎其微，相當一部分大儒名士隨即轉入純學術性的經學研究之中，而古文經學沒有嚴密的師傳系統，正好適合此種偏於純學術性的研究。幾十年的黨錮之禍，雖然打擊了士人參政，但造就了一大批通儒，而鄭玄大師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古文經學在學理上對經學的貢獻非常巨大，其重要原因就是古文經學家們都是以研究學問為宗旨、不受師法家法的約束。既無師說和章句，當然就無師法家法可言，這隨即成為標榜師法家法的今文經學家抵制古文經學的一條至關重要的理由，所以，古文經學要爭取官學地位，古文經學的儒士們要想進入朝堂，則必須破除死守師法家法的陳規。
在古文經學強有力的挑戰下，今文經學各家各派為了共同抵禦對手，不得不拆除內部的宗派藩籬，取長補短，此外他們也受到了古文經學學風的影響，其內部的師法家法也開始逐漸削弱。大儒張玄習《顏氏春秋》，但又兼通數家，因此丟掉了博士職位，但儒生們認為他學問高深，願意從其學習，弟子上千。這種混淆家法的作法漸漸受到儒士們的歡迎，甚至盛行於太學之中。
雖然今文經學中的正統派仍在力圖維持師法家法及其章句之學的權威地位，但在學習途徑增多、學術交流和論爭頻繁、各家學說的優點和弊端都日益明顯的形勢下，仍要求儒生們尊一師之說、守一家之學的作法越來越行不通了。
孝順皇帝時，曾規定諸生舉孝廉，務必試家法，但此後以經術舉為孝廉的儒生中，有許多不墨守家法而博學多識的人物，如服虔先為太學生，後精研《左傳》，被舉為孝廉，可見「試家法」的規定未能嚴格執行。盧植大師通古今學，不守章句，竟被任為博士；鄭玄大師更是不專一師之說的博學之士，也被徵為博士，由此可見到了孝靈皇帝朝，連太學博士的家法也開始動搖了。
自光武皇帝以來，本朝儒生大都研習兩經以上的學問，而且古文經學興起後，今、古文經兼治成為一時的風尚，儒生們越來越向著通學的方向發展，相當大一部人甚至學通五經，還有不少人是今、古文兼修，且兼治讖緯、數術，比如蔡邕、荀爽、楊彪、鄭玄大師等人。
另外，經文文本的正定和統一，也大大促進了「通學」的發展。在經學傳授中，因為師法家法的不同，以及今、古文經的不同，經文文本的差異非常大。經文不統一，經說自然更無法統一，有些儒生為了謀取利益甚至還在經籍文字上作手腳，所以自本朝中後期開始，經文文本不斷被正定、統一，規模最大一次是熹平四年（西元175年），孝靈皇帝下旨，令五官中郎將堂溪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揚等人正定六經文字，並由蔡邕書丹於碑，立於太學門外。
古文經學的發展，今文經學的衰落，師法家法的淡化，經文文本的統一，種種事實證明，今、古文經學的融通是必然的，鄭玄大師的新經成為官學也是必然的，無人可以憾動新經的地位。
郗慮和趙松聞言，大喜過望。
李瑋是大漢朝丞相，是一位年輕的丞相，他在仕途至今看來還是非常輝煌，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李瑋的地位無人可以替代，他對新經地位的肯定基本上可以代表天子、代表朝廷。有了李瑋這句承諾，新經在天下穩定後將得到迅猛發展，鄭玄大師在新經中的巨擘地位也有了堅實的保障。
「但是，新經有兩個不足的地方。」李瑋望著喜形於色的兩位大臣，緩緩說出了一句令人心驚膽戰的話。
「本朝今文經學的儒生們一般抱殘守缺，穿鑿附會，而古文經學的儒生們雖然在學問上比今文經學的儒生們要廣博得多，但仍不能擺脫傳統的束縛和桎梏，最顯著的便是《易》學。古文經學的《易》拘泥於象數卜筮，支離瑣碎，可厭之處和今文經學的《易》學相差無幾。」
「鄭玄大師在融合經今古文經學的時候，在註解《易》學的時候，依舊沒有擺脫這種束縛和桎梏，他在註解中摻雜了大量的讖緯並且解經煩瑣，這正是昨天遭到王朗、宋衷、高堂隆和穎容等一批大儒名士指責的原因。」
「讖緯和繁瑣是新經的兩個致命缺陷，尤其是讖緯，更成為今古文經學兩派儒生共同攻擊的物件。」
「關西楊家是今文經學世家，在今文經學走向窮途末路的時候，他們突然跳出來，以新經指正新經，以新經反駁新經，以新經糾正新經，不能不說他們的智慧非常高，他們的策略非常巧妙。」
鄭玄大師本人更偏重於古文經學，他在注經的時候，沒有遵循師法、家法，也不守章句，但幾百年來，讖緯之學已經深深紮根於經學，對儒生們的影響可謂根深蒂固，所以他也不能例外，他在融合今古文經學的時候，對讖緯採取了保留的態度，在注經中多以讖緯為據，並且為緯書《尚書中侯》作注。
讖緯之爭由來已久。本朝經學大儒在治經中，是用讖緯，還是反對讖緯，一直爭鬥激烈，所以當今古文經學走向融合的時候，如何對待讖緯是一個無法迴避的問題。
本朝自光武皇帝以來，盛行讖緯之學，從此有了「用讖緯」和「反讖緯」的爭論。
「用讖緯」其實就是傾向神秘主義的以讖緯治經，「反讖緯」就是傾向理性主義的旗幟鮮明地反對用讖緯治經。
這兩個派別分歧太大，兩百多年來，凡是「反讖緯」的儒生都沒有好下場，比如大儒王充、張衡就是活生生的例子，所以「反讖緯」一派一向人才凋落。對於那些試圖走進仕途的儒生來說，選擇何種方法治經，不言而喻。
鄭玄大師注經，採用了讖緯之學，屬於「用讖緯」一派，這本無可厚非，但問題是，大漢經過二十多年的戰亂後，讖緯之學遭到了殘酷的血淋淋的打擊，它的的確確成了不合時宜的、與時代格格不入的、無益於大漢中興的學術。
二十多年的戰亂，幾千萬人的死亡告訴大漢一個事實，實力才是決定一切的力量，所謂代表神意的讖緯根本沒有意義，它既不能挽救社稷，也不能拯救無辜的生靈。
今文經學之所以迅速走上末路，原因就在於以讖緯治經。舊王朝沒有了，以神意來論證大漢王朝合法性的讖緯失去了支柱，緊緊依附於王權、以讖緯治經的今文經學也就無法生存了。
至於新經繁瑣的問題，和讖緯同樣有關係。鄭玄大師注經，引入了讖緯，神秘妖妄之說充斥其學，當然不可能擺脫煩瑣的影子，另外，鄭玄大師注《易》的時候，沿用的是本朝象數易學的方法，爻辰、卦變、互體兼採，自然煩瑣。還有一個原因是鄭玄大師偏重於古文經學，熱衷於辭訓。古文經學的訓詁也有瑣屑之病，故鄭玄大師在融合經今古文的過程中，無論對今文經學，還是古文經學，都存在著反繁瑣的問題，他以一人之力，當然難以解決這個問題。
李瑋望望神色凝重的兩位大臣，語氣漸漸沉重起來。
「對於朝廷來說，選擇何種經學為官學，只有一個標準，一個唯一的標準，那就是是否有利於社稷的穩定，有利於大漢的中興，有利於大漢的長治久安。」
「大漢的國政實踐才是決定官學的唯一標準。」
郗慮和趙松霍然而悟，李瑋這句話猶如醍醐灌頂，讓他們立即意識到新經危機的根源所在。
「當初朝廷力推鄭玄大師的新經為官學是一種迫不得已的選擇，因為當時今、古文經學兩派爭論激烈，隸屬於經學兩派的朝中大臣各不相讓，為了緩解朝中矛盾，迅速推行新政，朝廷才選擇了這種融合今古文經學兩家之長的新經學。」
「古文經學一直‘反讖緯’，王充、恆譚、尹敏、張衡等大師都是如此，到了馬融、趙岐大師這一輩，還是如此。」李瑋說道，「新經成為官學後，對於古文經學來說是一種打擊。兩百多年來，一代又一代的古文經學家們前赴後繼，一直想讓古文經學成為官學，但最後卻被剛剛興起的新經奪取了官學的位置，由此可見他們心中的失落和憤懣。」
「這個時候，今文經學成了古文經學的盟友。今文經學發展到今天，已經失去了官學位置，不能對朝政繼續實施影響了，但過去研習今文經學的大儒名士們幾乎都是兼習兩派經文的‘通士’，尤其是最近幾十年，更是如此，所以他們很快就能轉變研習方向，繼而和今文經學的儒士們一起，舉起了‘反讖緯、反繁瑣’的大旗，共同對抗新經，試圖把新經趕出官學，讓古文經學坐上官學的位置。」
李瑋輕輕敲了一下案几，加重了說話的語氣，「你們想想昨天的太學爭論，最後站出來攻擊新經的是誰？是關中馬家，是馬融大師的後人馬豐。是許混，是許劭大師的兒子許混。這兩個人站出來支援王朗、高堂隆，難道還不能說明問題嗎？」
書房內陷入了沉默。
「讖緯之學，今文經學融入其中不分彼此，古文經學也大量採用，相比起來，新經中的讖緯並不算嚴重。」郗慮慢慢說道，「現在今古文經學儒士突然提出，經學應該在兼採今古文兩經的基礎上，完全剔除讖緯，是否太過極端？」
李瑋搖搖頭，鄭重說道：「朝廷曾三次下旨，收繳讖緯書籍，反讖緯的態度非常明確。」
「讖緯神學所宣揚的符瑞災異說，其用心未必壞，但效果卻極為惡劣。本朝大儒王充在《論衡》中對讖緯有過評論。讖緯神學或許在光武中興時期、大漢重建過程中起了積極作用，但當社稷恢復穩定後，這種學說的負面影響隨即遠遠超過了其積極意義，它所宣揚的那些東西，實際上只能導致百姓對天子、朝廷和國策的極度不信任。」
「王充大師早在一百多年前就說過，符瑞災異說雖然有其文化底蘊，但朝廷必須放棄以符瑞災異為主的讖緯神學，這樣才能真正恢復純儒學，恢復純儒學的精義，才能對社稷有益，對百姓有益。」
「今天，我們回過頭去看看，王充大師在《問孔》、《刺孟》諸篇中的話，與其說是對以孔子、孟子為代表的早期儒學傳統的詰難，不如說是基於本朝儒士們對儒家精神的曲解而發出的恢復儒學真面目的吶喊。」
「古文經學的儒士們多年來，一直試圖通過對儒家倫理的重新建構，為大漢提供一個切實可行的國策，以扭轉社稷的衰落和制約禍國奸佞對社稷的危害，但在外戚和宦官的雙重打擊下，他們的願望落空了，他們自身也受到了迫害和打擊，這種殘酷的事實刺激了那些有心救國的儒士，他們不得不重新考慮怎樣才能真正挽救社會危機，而又不至於因愛國忠君而作出不必要的犧牲。」
「這些儒士們冷靜反思的結果，就是採取消極的不合作態度，要麼拒絕出仕，搞純儒學研究、培養弟子，要麼採取迂迴攻擊之術，這使得朝野爭鬥更加複雜化、激烈化，朝廷無奈，對那些反抗不止的儒士們實行了禁錮之策，就是黨錮之禍，結果是什麼？天下崩潰。」
「我們做一個設想，如果沒有外戚和姦閹禍國，如果社稷一直穩定，百姓一直安居樂業，如果朝廷能夠和儒士們齊心協力共建大漢，那麼，在今古文經學發展的同時，在張衡、馬融、蔡邕、鄭玄等一代代大師的努力下，儒家學說應該有可能作出新的解釋，重建新的儒家倫理以適應各種危機的挑戰，推動大漢的進步，然而，歷史就是歷史，它不可能按照百姓善良的願望而發展，大漢還是走向了傾覆的深淵。」
「今天的朝廷要吸取血的教訓，要恢復純儒學，要讓大漢的儒士們齊心協力，重新建構可以推動大漢中興、社稷長治久安的儒家倫理學說，所以，把讖緯全部清除除經學是必需的，把新經打造成天下儒士都能接受研習的經學更是必需要做的。」
「博採眾說，不守一家之法、一師之說，給各派儒士們以最大限度地學術自由，讓儒學迅速恢復本原，讓儒學迅速發展，這是今後新經研習的原則。」李瑋堅定有力說道，「這是朝廷對官學的原則，不會改變。哪一派經學符合朝廷的原則，哪一派就是官學，這個觀點朝廷不會改變。」
郗慮和趙松帶著非常複雜的心情離開了丞相府，匆匆趕到館驛拜會老師鄭玄，商討對策。
丞相李瑋今天召見他們，肯定不是為了安撫他們，而是要掀起一場狂風暴雨，這從他最後幾句話裡就能看出來。雖然他一再說朝廷堅持新經為官學，但其背後的意思很明顯，新經如果不做出重大調整，前途黯淡。
李瑋說朝廷希望恢復純儒學，那麼接下來，他要幹什麼？
李瑋急召議郎王朗和郎中許混。
李瑋首先對今古文經學兩派儒士堅持的「反讖緯」、「反繁瑣」主張予以了肯定，然後提出了恢復純儒學的建議，並且重申了朝廷選擇官學的原則：大漢的國政實踐才是決定官學的唯一標準。
無論哪一種經學，只要它有利於社稷的穩定，有利於大漢的中興，有利於大漢的長治久安，它就是官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