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李弘突然意識到趙岐問這句話的真正意思，「老大人的意思，是要仿效孝宣皇帝，恢復舊制，重建皇權和相權的制衡？」
趙岐驚喜地看著李弘，大聲讚道：「大人真乃奇才。」李瑋臉顯敬佩之色，不禁脫口問道：「大人怎麼想到的？」
李弘不好意思地笑笑，「難道你們忘記了，當初籌劃建朝的時候，太傅劉虞大人，張溫大人，還有老大人，其他諸位大人，都反覆對我解釋，為什麼要用舊制三公為朝廷構架。其中一個理由，就是要削弱皇權，把皇權和相權分開，以控制外戚和宦官專權。」
趙岐高興地連連點頭。
幾十年來，士人和姦閹為了爭奪權柄，屢遭失敗，究其原因，不是因為沒有武力，而是因為皇權至上，皇權凌駕於相權之上，完全失去了制約。
太傅袁隗大人和一幫大臣們策劃並發動了討董，從表面上看，是為了爭奪國家權柄，但其實真正的目的是要利用這個國家權柄，恢復舊制，重建皇權和相權的平衡，從而剷除沉痾積弊，重振社稷。說得難聽一點，就是要限制皇權，擴大相權。
袁隗大人為什麼要給袁紹那份承製詔書？袁紹、韓馥和討董聯盟的大吏們為什麼要執意重建皇統？我們幾個老傢伙想了很久，終於從這個問題上，想到了袁隗大人突然改變既定討董之策的原因。因為當今天子已經十歲了，再過十年，天子行了冠禮之後，就要主政。用十年的時間重建舊制，根本不可能。
「為什麼？」李弘問道，「難道恢復一箇舊制，十年時間都不夠？」
趙岐嘆了一口氣，「大人，你要知道，孝宣皇帝的改制失敗了，否則，怎麼會有後來的王莽篡國之禍？」
李弘遲疑了一下，問道，「孝宣皇帝的改製為什麼失敗了？」
趙岐搖搖頭，捋須說道：「因為石渠閣之議。」
孝宣皇帝雖然尊崇儒學，但他採用的是儒法兼融，德主刑輔的治國之策，所以他力主恢復舊制，認為把皇權和相權分開，把皇室和朝廷分開，更有助於國家的繁榮昌盛，不過，隨著時間的推移，國力的增強，權力鬥爭的激烈，朝堂上出現了兩種不同的聲音。
一部分大臣說要獨尊儒術以德治國，要修改一些治國之策。一部分大臣則堅持採用儒法兼融德主刑輔之策治國，拒絕修改既定國策。於是，朝堂上下爆發了一場聲勢浩大的經學辨議。
孝宣皇帝為了統一儒家學說，於甘露三年（西元前51），在長安未央宮北的石渠閣，召集了二十餘位當代各類經學的碩儒講論「五經」異同。名士碩儒們論述了他們對經學的不同詮釋，再經過長時間的辯論後，由孝宣帝決定採取一種最合適的解釋，並把這種經學解釋作為官學。
參加石渠閣經議的有學《禮》的通漢、戴聖，學《詩》的張生、薛廣德、韋玄成，學《書》的周堪、林尊、歐陽長賓、張山拊（fu），治《易》的梁丘臨、施讎（chou），治《公羊春秋》的嚴彭祖，治《穀（gu）梁春秋》的尹更始、劉向等。
經議由梁丘臨提問，諸儒回答，太子太傅肖望之平奏其議，孝宣皇帝親自裁決評判。石渠講論的奏疏經過彙集，輯成《石渠議奏》一書，又名《石渠論》，共輯奏議一百五十五篇。經過這次會議，博士中《易》增立「梁丘」，《書》增立「大小夏侯」，《春秋》增立「穀梁」。本朝博士經說的分家，除《詩》學原有魯、齊、韓三家外，其餘均始於石渠閣經議。
孝宣皇帝重視《穀梁春秋》，因為它有利於加強宗法禮儀的控制力量，可以糾正《公羊春秋》學片面強調法治所引起的弊病，適應了當時「稽古禮文」的要求，所以石渠閣經議的結果，就是《禮》學和禮治得到了極大的發展，大戴和小戴《禮記》，就編成並盛行於這一時期。
石渠閣會議使孝宣皇帝的權威變成了經學的權威，經學的學術觀點隨即變成了國家的最高律法，於是「以德治國」成為制定國策的基礎，「臣事君以忠」，皇權至上，相權就此被徹底剝奪。
孝宣皇帝時有「石渠閣之議」，孝章皇帝時有「白虎觀之議」，這是本朝經學的盛事，李弘一清二楚，但他不知道這經學竟然決定著國策的制定，決定著國家的命運，決定著社稷的興亡。
李弘躬身受教，輕聲問道：「老大人到底要對我說什麼？」
「一是官學。自孝哀帝建平元年（西元前6年），劉歆作《移讓太常博士書》，要求立古文經學為官學之後，古文經學和今文經學開始爭鬥，至今已有近兩百年。這兩百年來的事實證明，今文經學是禍國之學，應該立即予以廢除，官學改為古文經學。」
「二是國策。朝廷要立即以儒法兼融、德主刑輔為制定國策的基礎，大量修改既定國策。」
「三是官制。皇權和相權必須分開，皇室和朝廷必須分開，否則，社稷振興無望。」
趙岐看看神情凝重的李弘，鄭重問道：「大將軍能否承擔起中興社稷之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