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擔任著公爵夫人貼身女僕的職位，直到1897年6月，女王陛下的鑽禧紀念以後。
這期間，發生了許多事。
溫斯頓·丘吉爾先生在1896年的八月後離開了英國。
他先是在印度待了3個月，盡情地放縱了一番他對馬球比賽的熱愛。從他離開前寫給公爵夫人的那封信的內容上看，他因為騎馬而受了不少的傷——「如果你每週都至少要參加三次馬球比賽，」那時公爵對此評價道，「那麼受傷基本是不可避免的。」——醫生建議他不要立刻就回到潮溼而又陰冷的英國，該待在溫暖乾燥的地區，等待傷勢養好，再回家。
下一封接到的信件裡，公爵夫人得知溫斯頓·丘吉爾先生去了開普敦。
在接下來的四個月裡，溫斯頓·丘吉爾先生不緊不慢地重遊了一遍他與公爵夫人企圖阻止第二次布林戰爭時走過的地點，拜訪了好些老友——有曾經在開普敦城外幫助了他們的哈甘一家，有霍爾丹上校，還有那些曾經被塞西爾·羅德斯關在監獄中，如今沉冤昭雪的人們。自然，也包括所有在戰爭中犧牲的人們。他拜訪了所有為了這場戰爭樹立起的紀念碑，哪怕這意味著騎著馬前去一個甚至沒有在地圖上標記出來的村落，在那些刻在冰冷花崗岩上的名字前放上一束怒放的嬰粟花。沒有任何一個人知道他阻止了這些岩石被雕出更多的名字，大家只以為他是個古怪的英國人。
而他停留最久的，是派崔克與迪克蘭的墓地。
那時，公爵夫人幾乎每天都能收到一封信。溫斯頓·丘吉爾先生在伊森的家中住了一個多月，他見到了迪克蘭年邁的母親，聽她說了許多迪克蘭年輕時的事蹟。還認識了派崔克已經出嫁了的妹妹，派翠西婭——她懷著9個月的身孕，馬上就要生產。伊森為她準備了豐厚的嫁妝與盛大的婚禮，讓她風風光光地嫁給了自己的戀人——一個年輕有為的布林小夥。兩個人在當地買下了一塊農田，生活過得非常幸福。
其中，有一張寄來的信紙上墨跡斑駁，彷彿在雨中淋溼了一樣，上面提到了派崔克的妹妹準備將她的第一個兒子命名為「派崔克」，第二個兒子則是「喬治」，倘若有第三個，就叫「溫斯頓」。
在那封信的最後，溫斯頓·丘吉爾先生加上了一句，「派翠西婭問我，倘若生下的是個女孩，該如何起名。我告訴她，假如是個女孩，便叫她康斯薇露，這個名字蘊含著無限的勇氣與力量，將會永遠伴隨著女孩的一生。」
那一刻，我看見了公爵夫人也落淚了。
她抬起頭來，目光自然而然地去尋找某個漂浮在空中，看不見的影子。
她偶爾會那麼做，就像一個改不掉的習慣。
博克小姐時不時也會給她寫信，她沒有回去家鄉，而是選擇在紐約發展自己的事業。羅斯貝爾小姐的去世給她造成了極大的打擊，艾略特勳爵親自打電話告知了她這個訊息，而她幾乎在電話旁昏過去。那之後，不顧南安普頓勳爵的反對，艾略特勳爵立即動身前往美國，在那照顧了博克小姐一段時期，直到他與瑪格麗特小姐的婚期逼近，才不得已回到了英國。
幾個月後，一本名為《與惡龍的纏鬥》的小說在美國出版，內容震驚了整個世界。書中詳盡地描繪了路易莎·菲茨赫伯的一切所作所為，包括她是如何小小年紀就開始操縱自己的保姆與表哥，如何在精神催眠下促使恩內斯特·菲茨赫伯犯下了那些令人髮指的罪行，又是如何從監獄中逃出，最終燒燬了弗洛爾城堡的過程。
那時，痛失愛女的蘭斯頓勳爵早已尋了個由頭將菲茨赫伯全家——包括謝潑德警官，全都送入了監獄。而那些僥倖沒有被牽連的遠方親戚，在這本書出版後不久，迫於博克小姐犀利狠辣的筆鋒威力，以及書本暢銷大賣後隨之而來的道德壓力，為了保全僅剩的一點名聲與信譽，不得不都放棄了繼承爵位，改名換姓，隱走他方。斯塔福德男爵這一頭銜，便就此斷絕。
與此同時，一個因為犯了盜竊罪而被關入同一間監獄的犯人，在一次放風中，用他偷偷帶進來的一把摺疊象牙小刀，殺死了路易莎·菲茨赫伯的父親及舅舅。
當警察審問他時，他供認不諱，坦誠地告訴了警察他就是恩內斯特·菲茨赫伯強尖的七個受害者中，不堪其辱自殺了的那位女孩的戀人。
他從來沒有弄清楚過自己心愛的未婚妻身上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法院也沒有公佈多少細節，直到他讀了博克小姐所寫的書——儘管書中受害者的名字都換成了假名，但這難不倒他猜出那便是自己的愛侶。這個年輕人發誓要復仇，哪怕要為此上絞刑架，哪怕只能如此間接地發洩自己的怒火。
我想，這大概也是博克小姐的復仇吧。
「這樣的仇恨什麼時候能夠結束？」當在報紙上讀到這則新聞的時候，公爵夫人詢問我道。她看上去非常的傷心，早飯只吃到一半便推開了。我默默地將餐盤收拾好，沒有回答她的問題。公爵夫人從來不需要我的回答，以前，有人會與她討論這些問題，從深夜津津有味地說到清晨，嘰嘰喳喳得恍若兩隻快活的小鳥。但其中一隻已經飛走了。
於是，剩下的那隻，會時不時地冒出一句無人應答的話，就像一個改不掉的習慣。
而公爵夫人的另一位好友，羅克斯堡公爵夫人的婚後生活，則非常幸福。
弗洛爾城堡被燒燬後，需要很久才能重建完畢。於是，這對新婚夫婦便一直住在倫敦。這麼一來，公爵夫人得以與她經常見面，而羅克斯堡公爵夫人也能夠繼續著她熱愛的慈善事業。
——繼開辦福利院以後，她與範德比爾特太太又合力創辦了好幾所慈善學院。一開始，羅克斯堡公爵夫人只是希望能讓那些未婚先孕的可憐女孩們有學可上，這樣，在生下孩子後，她們便能夠學會一技之長，從而找到一份能養活自己的工作。後來，羅克斯堡公爵夫人發覺福利院內收留的孤兒也需要一個能得到教育的地方，於是慈善學院便就這麼建立了。
再過了一段時間後，那些即便拿了教育補貼也無法負擔讓孩子上學的家庭漸漸聽說了這些慈善學院的存在，知道不僅在那兒上學是免費的，學院內還提供一日三餐，甚至會將沒吃完的麵包分發給附近的窮人，便希望慈善學院也能收留自己的孩子——能少一張吃飯的嘴，也是好的。
擴大了招生範圍後，慈善學院的名聲吸引了另外一批人的注意，他們都是半途輟學又想重新回到學校的青年。有些是男僕，希望能通過學會認字而提升自己的職位；有些是女僕，希望能學會法語後在一個更好的人家謀職；有些則是下崗工人，誤以為這是某種提供餐飲的濟貧院而找上門來，也有一些則是毛遂自薦，想要在學院中謀個職位，好將自己的工作技巧與經驗傳授給更多的人。
等夏天又一次染綠了英格蘭的土地時，慈善學院已經變成了一所綜合性的學校，向任何七歲以上的英國人提供教育機會。課程從最基礎的數學和文法，到高階的職業培訓，應有盡有。在同一門課上，也許能看到四十多歲的工人與七八歲的孩子坐在一塊，甚至教課的老師也比自己的學生還要年輕。溫斯頓·丘吉爾先生從非洲回來後，也加入了這個慈善專案當中，大力將其推廣到倫敦以外的地區，並藉此贏得了在蘭開夏郡奧爾德姆選區舉行的補選，成功進入了下議院，與公爵夫人並肩而坐。
這時，公爵夫人已經在下議院度過了十個月的時光。
她沒有如同眾人所預測的那般，只是一個代表著政府妥協與社會進步的吉祥物，只需要坐在下議院微笑，點頭，張嘴投票，就已經足夠。
戰士不會改變她的本色，即便失去了陪伴在身邊的智者。
公爵夫人從來沒錯過任何一場會議，任何一項提案，任何一次發言的機會，也從來沒在任何一場刁難前敗下陣來。事實上，她經常把那些試圖羞辱她的議員反駁得啞口無言，不遺餘力地為婦女及中產階級爭取著他們應得的權力，包括減少稅收，平等的工作機會，平等的投票權，離婚改革，還有持續推進未成年人保護法完善。在我離開以前，這些工作都只開了一個頭，還面臨著極其漫長的努力，但我相信總有一天會有人完成這些目標，即便那人並不是公爵夫人。
康斯薇露小姐也會這麼相信著的。
我之所以會知道這些，是因為每一次公爵夫人上下議院，我都會站在觀眾席上，安靜地注視著她。
康斯薇露小姐也會這麼做的，她一直都這麼做。
偶爾講到激動的時候，公爵夫人會向上看去，目光落在空蕩蕩的某處，好似等待著一句不會響起的提示——多少次我看見了她眼珠一轉，就突然一口氣說出了一大段話，遣詞用句完全是康斯薇露小姐的風格，又好似在等待著一句輕輕的誇獎——多少次我看見了她向上望去，接著就露出喜悅的微笑，帶著一點羞澀和得意，猶如被撓了耳根的豹子。
就像一個改不掉的習慣。
每逢此時，我會輕聲說一句。
「幹得好，伊莎貝拉。」
就像康斯薇露小姐會說的那樣。
而我不是觀眾席中唯一注視著公爵夫人的聽眾。
夏綠蒂經常會打扮成一個男孩子的模樣，在公爵夫人出席議院會議時溜進下議院，想看看她作為會議中唯一的女性，是如何表現的。她以為我與埃維斯從未發現，但每一次我都能在人群中找到她。那雙碧綠的眼裡會迸現出耀如星光的火花，倒映在她傾慕而又帶著景仰的神色上。
埃維斯則從未前來。
他在慈善學院中得到了一份工作，在那兒，他是有著平淡柔和麵容的莫萊爾先生，金髮帶著近乎銀色的反光，彷彿月色傾瀉其上，灰藍色的眼裡總是有著淺淺的笑意，講起話來輕聲細語，遣詞用句莊重而又優雅。
就與康斯薇露小姐一樣。
這個男人似乎將曾經百發百中的槍法，狠厲迅捷的格鬥技巧，還有在從前的間諜生涯中學會的易容術都埋葬在了那個八月，隨著他的過去，曾經使用的名字，曾經成為的那個男人，一併深深掩蓋。如今他只是埃維斯·莫萊爾，夏綠蒂·莫萊爾的父親，在慈善學院教授法語，德語，西班牙語，義大利語及俄語，每種都說得如同本國人一樣流利。學生們極其愛戴他。
他的生活自那以後平淡，普通，細水長流。一如康斯薇露小姐渴望他得到的。
儘管夏綠蒂繼承的財產足以讓埃維斯兩人衣食無憂地度過下半輩子，公爵夫人還是將所有康斯薇露小姐在她的古巴生意中賺來的利潤，都經由我交給了他。
「我希望埃維斯擁有這些。」公爵夫人在支票上籤下了康斯薇露小姐的簽名，如今她已經能流暢地模仿筆跡，不會再如從前般古怪。
放下筆，公爵夫人不自覺地摸了摸自己的手指。
從前，她會在艱難時刻握住康斯薇露小姐的手。我就是這麼透過門縫看見了坐在窗臺上的她，珍珠灰的輪廓在月色下反射著溫柔的光芒，低頭看著那些不會翻頁的畫冊。
於是，後來，只要有機會，我就會整夜地翻著那些她喜愛的畫冊，心想也許康斯薇露小姐會偶然經過，瞥上兩眼。這對我來說，就已經是最滿足的事。
「務必要親自交到埃維斯的手中。」公爵夫人盯著我的眼睛說，從埃維斯加入了遊行這件事上，她便猜到了埃維斯與我恐怕私下有聯絡——考慮到他曾經與我一起在南非度過了一段時間，這倒並不奇怪。
「我會找到他的，別擔心，公爵夫人。」我接過了支票，就像一個稱職的女僕應該回答那樣恭敬地說道。」
「確保他收下支票，我很希望他能收下。」
是的，我知道，康斯薇露小姐會希望他收下的。
看著支票上的簽名，公爵夫人又不自覺地摸了摸自己的手指。
就像一個改不掉的習慣。
而我與埃維斯最後一次見面，恰巧是在公爵夫人即將前往溫莎城堡為女王慶祝鑽禧紀念的前一天。
我將一張新的支票交給了他，範德比爾特先生每個季度結算一次，利潤會直接轉到公爵夫人在德雷克希爾-摩根銀行的賬戶中，隨即律師會打電話給公爵夫人，通知她這件事，並簡要地向她彙報這一季度的盈虧。在這通電話後，公爵夫人就會交給我一張新的支票，而那天，就是我與埃維斯見面的日期。
「你打算一直在公爵夫人身邊侍奉下去嗎？」
那時，他詢問我。
不，怎麼會。「我的侍奉是有期限的。」
「到什麼時候為止？」
「到她眼中的空洞被填滿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