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朝代，大臣與內侍相交結都是犯忌諱的，皇帝對此皆是相當敏感。
朝官不得交結宦官，宦官也不宜與朝官交結，這是宋代防範宦官專權的一條重要原則。
按照規定，兩者若相互往來，將受到懲處。
然而，宋徽宗時期，特別是宣和以來，宦官與朝官相交結，已經成為一種普遍風氣，士大夫幾乎無不奔走於宦官之門，已經相習成風，皆以附內侍為榮，但凡權勢顯赫的宦官，無不門庭若市，他們各立門戶，公受貨賂，以販鬻官爵，只不過以前心思全都在書畫和道家上的趙佶並沒有注意到這些事罷了。
趙佶對王黼很失望。
當初，趙佶力排眾議，破格提拔王黼，可以說對王黼是寄予了厚望。
趙佶給王黼的待遇也最高，不僅賜給他宅邸，還親自給他的宅邸命名為「得賢治定」，甚至又親自給他題寫了「載賡堂」、「膏露堂」、「寵光亭」、「十峰亭」、「老山亭」、「榮光齋」、「隱庵」等七塊碑額。
王黼與粱師成在趙佶面前很會表演。
王黼才智出眾，能言善辯，既善於攬權斂財，又善於巧言獻媚，逐步贏得了趙佶的信任。
而梁師成則是另一種風格，他愚訥謙卑，老實厚道，不能說不會道，但他善於察言觀色，處事老道，也深得趙佶的寵信。
近幾年來，王黼和梁師成在趙佶面前一唱一和，陽奉而陰違，趙佶覺得他二人把自己害慘了。
不久，年僅三十五歲的御史中丞史何栗挺身而出，他上疏彈劾王黼，連奏七章，列舉了王黼奸邪專橫、陽奉陰違、結黨營私、巧取豪奪、驕奢淫逸等十五條罪狀，請求朝廷罷免王黼，並按律治罪。
王黼的政治嗅覺很靈敏，他感到形勢對自己越來越不利，於是在十一月初，他主動上章請求致仕，他在奏章中說：「陛下用臣不為不盡，任臣不為不專。緣臣薄祐，取戾陰陽，內積憂虞，外傷疲敝，捫心自悼，弔影生嗟，獲戾天人，莫之可逭。倘許盡還印綬，退即里居，脫身於風波洶湧之中，收功於桑榆衰蹇之域，人非鬼責，少緩顛隮，永言此恩，是為終惠。」
趙佶很快便批准了王黼的請求，他在御筆中寫道：「王黼陳乞致仕，其應恩人數、朝謁禮數等，一切並依蔡京例施行，仍給節度使俸」。
這年，王黼四十五歲。
王黼是宣和二年十一月正式出任少保、太宰兼門下侍郎即宰相職務的。
其實，早在宣和二年六月蔡京退休前，王黼就已經深得趙佶的信任，並開始掌控朝政大權。
王黼採取罷方田、毀辟雍與醫學算學、並會要和六典諸局等一系列減輕賦稅雜役和精簡政府機構的改革措施，贏得了當時人們的廣泛好評，人們覺得他很有魄力，都稱讚他為「賢相」。
後來，王黼設定應奉局，自兼提領，以進貢趙佶為名，向各地官員攤派，要求進貢四方珍異之物，才逐漸引起了人們的反感——這些東西，能到趙佶手中的也就是十分之一，其餘全都被他和粱師成瓜分。
隨著權力地位的鞏固，王黼越來越專權霸道，恣兇稔惡，說一不二，對於與他看法不一致的大臣，他毫不留情地予以打擊迫害，中外畏之，無敢言者。
所以，王黼罷官的訊息傳開後，天下稱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