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日的紐約一隅，那陣教堂的鐘聲悠遠地在不透明的空氣中蕩了一蕩，徐徐地擴散開了。從這陣鐘聲中，開出一輛公共汽車，車後面兩個人被擠得一齊緊靠在窗戶旁邊。
「你信不信神？」伊斯特·德比基問道。
「這個話題好沒意思。」艾爾弗雷德屈尊俯就地挑挑揀揀。
「我覺得有意思，不然就不會為這個拍電影了。」
「那是你的事。」
「講講吧，如果談話兩方中的一方有興趣，討論一個話題就不是全無意義的。」她在瑞典呆了三年，自認為已經浸上了一股北歐人的闖勁兒。
「如果你非要知道，我的回答簡單得很：不信。我為什麼要相信一個把世界造得如此之愚蠢的人呢？」他懶洋洋地說，然後轉頭對一位被他的離經叛道嚇到的老小姐說，「恕我冒犯。」
「典型的自大指揮官型人格。」
「那是什麼？哦，你不用說了，我不太想知道。現在該你說說你信不信了，否則就太不公平了。」
她鼓起嘴，沉思了足一會兒，認認真真地說，「不知道。我認為，在整套信仰體系思考清楚之前人沒有什麼資格做定論出來。說實話，這輩子我可能都搞不清楚了。我已經思考這個問題十幾年了，從爸爸第一次帶我踏入教堂的那一刻起，我就困惑著，我的第一部片子就是為了解決這個最大的疑慮而拍的。在《處女泉》裡，我應該是把自己的全部的想法都表達到極致了，每一絲感情都完完全全投注到其中，每一絲想法都被我費力抓住，放進這個大網兜裡了。
觀察人類思想史，我發現人們的立場總是會呈現出一個拐彎、再回歸的趨勢，對我也一樣。從今往後在這個問題上我的思考絕對逃不出這部片子裡設下的範式，而且如果一開始我就沒有明確的歸屬感的話，那麼這一生可能都找不到一個答案。今天能夠在銀幕上看完這十幾年的思考過程，這已經對我來說是個圓滿的交代了。」
「唔，’我唯一知道的是我一無所知’，瞧瞧，一個小蘇格拉底主義者，我早該發現你比剩下的蠢人（這裡加重了語氣）惹人喜愛多了。」他再次轉過頭去，幾乎是戲謔地又對那個脖子上掛著碩大十字架、滿臉通紅的老小姐不怎麼誠懇地道了一次歉。
「你可真夠欠揍的。」
「別誇我了，真不好意思。」他歪過頭看看她。
空氣愉快地流動著，他又再開口。
「與其說我不信神，不如說我不信這些人創造出來的神。我相信每個人都是有罪的，我也願意相信有一個更高天的存在。但現代人表達崇信的方式太愚蠢虛偽了，你不能錦衣玉食地生活著、穿著暖和昂貴的衣服、坐沒有炸彈而且還很安全的公交巴士去教堂說幾句話就完事兒了。你有罪，那麼就去幫助窮人，你愛世人，那麼就給街邊的老流浪漢買杯熱咖啡。相當大一部分人就是不願意踏踏實實地做一些事情，但做點真正有用的事情，是我們唯一能夠解除’罪’的方式。說幾聲’萬福瑪利亞’，咻咻咻，你就煥然一新，這太可笑了。你知道嗎？在我心裡可笑的程度不低於一些雜種騷擾完女孩子之後又覺得自己壓力大、罪孽深重，哭唧唧地去看心理醫生，講幾句話他們又一身輕鬆地回去騷擾女孩兒了。」他沒有朝她看，而是勾起嘴角，向著窗外。
「世界主義者倡導的不就是這樣的習慣嗎？他們要我們依著神的意志愛整個世界，愛素不相識的遠隔重洋的人，基本上這就等於什麼都不用做。斯巴達人卻相反，他們對除了自己族群之外的整個世界都殘忍貪婪，但是對自己的同胞、鄰居非常友好，切切實實互相幫助，在我看來這種狹窄的愛卻比廣播的愛更難做到呢。」
「要是我們受制於人，親愛的勃魯圖斯，那錯處並不在我們的命運，而在我們自己。」[1]他低低吟誦。
「是了，神不如我們自己。」她眯起眼睛，一錘定音。
車搖搖晃晃的，又上來了一些人，今天的乘客分外得多。他們被一擠，艾爾弗雷德的手肘節就給頂在了她的腹部。她放輕了呼吸，努力想些別的事情，但做不到。
她放肆地暗暗在心底裡數著，一層，兩層，三層，只隔了薄薄三層織物他們就肌膚相親了，她最柔軟的小腹，對他肘節的骨骼感受得一清二楚，那處堅硬的骨頭讓她整個身體癢酥酥的，彷彿從有人把她從腹部按進了一團玫瑰色的雲裡一樣，奶油在熾烈的陽光下融化了，她愛這種感覺，她要把這種感覺在心裡設為宇宙的原點，日後一切創作的源泉。
艾爾弗雷德不自在地動了動，他脫出手去觸了觸她晶瑩的耳朵，說道：「你的耳環要掉了。」
伊斯特一閃，「少來，我沒戴耳環。」
「這兒呢。」他的拇指和食指像開啟扇子那樣一擦，就從手指間閃出一個圓圓的碧綠珠寶，她仔細一看，原來是個袖釦，這麼一齣魔術下來，事情就像這位年輕的紳士接住了小姐快要掉落的首飾一樣。
「我不知道你還會這個。」
他笑著沒有言語，小心地把袖釦扣回去袖子上去。
她想，她喜歡他做事的方式。
他不會掙開手臂，讓她從纏綿的心緒中猛然跌落，尷尬無措，他永遠不會讓你難過。
她想象著他這麼善良細心地對待女友的樣子，甜蜜地感到驕傲，又無處可逃地酸澀。
她仔細看他白襯衫那一隻卷得講究的袖口處彆著的碧綠卡地亞袖釦，想著他現在生活一定比之前寬裕很多，就全身心地為他開心，忍不住咯咯笑起來，每一個毛孔中都透出歡欣的氣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