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教育家已經研究了童年創傷對心理的影響。研究者發現，除了對今後健康有消極影響外，持續的壓力能夠改變兒童大腦的化學成分。畢竟壓力是由生理反應產生的，通常是因為在某種刺激下，腎上腺素等其他激素充斥全身。在學校裡我們學過，由腎上腺素引起的經典反應叫戰鬥或逃跑反應（fight-or-flightresponse）。有時候這種反應能使普通人爆發出不可思議的力量和勇氣，比如母親為救被重物壓著的孩子而奇蹟般地搬開重物，手無寸鐵的老婦為救丈夫竟能赤手空拳打退猛獅。

不幸的是，戰鬥或逃跑反應一旦頻繁出現就會極其有害。納丁·伯克·哈里斯（nadineburkeharris）博士說，這種反應非常有用：「如果你是在森林裡遇到一頭熊的話。但問題是如果熊每天晚上都從籠子裡出來怎麼辦。」而哈佛研究人員表明，面臨壓力時，大腦中應對高度緊張的情況的區域就會被啟用。「童年早期的巨大壓力，」他們寫道，「導致對生理壓力反應過激或長期處於精神高度緊張狀態。」對於像我這樣的孩子來說，處理壓力和衝突的那部分大腦區域一直處於啟用狀態，開關永遠開著。我們動不動就準備戰鬥或逃跑，因為我們時刻都面臨熊的威脅，這裡的熊可能指酗酒的父親，也可能指精神錯亂的母親。面對衝突，我們繃緊了大腦裡的弦，而這弦一直緊繃著，即使沒有衝突的時候也依然緊繃。

衝突不是帶來童年壓力的唯一因素。用幾乎任何一種方式衡量，美國工人階級家庭經歷的不穩定性都是在世界上其他地方見所未見的。譬如，我母親的情人層出不窮來了又去像旋轉門裡走出的人一樣。沒有哪個別的國家的人會有這樣的經歷。在法國，孩子接觸到三個或以上母親伴侶的機率是0.5%，也就是二百分之一。這一比例第二高的是在瑞典，為2.6%，約1/40。而在美國，比例為8.2%，約1/12，高得驚人，而且在工人階級中比例還要高。

最令人難過的是，家庭混亂等關係不穩定現象是一種惡性迴圈。正如社會學家保拉·福恩比（paulafornby）和安德魯·謝林（andrewcherlin）發現的那樣：「越來越多的文獻證明，在成長髮育方面，經歷過多次家庭結構變更的兒童可能比生活在穩定的雙親家庭中的孩子要糟，甚至也可能比生活在穩定單親家庭中的孩子要糟。」

對許多孩子來說，第一反應是逃跑，但如果是跌跌撞撞地跑向出口，通常會走錯路。這就是為什麼我阿姨被迫在16歲時嫁給一個家暴的丈夫；我那在高中畢業典禮上致辭的母親卻尚未成年便有了孩子，離了婚，而且在大學裡一個學分也沒拿到。逃離了油鍋，卻逃不過烈火。混亂引發混亂，不穩定導致不穩定。這就是美國鄉下人的家庭生活，歡迎你們來體驗。

對我來說，理解自己的過去並認識到自己並非在劫難逃給了我與年少時的噩運抗爭的希望和勇氣。雖然是老生常談，但最佳解決之道確實是向通情達理的人傾訴。我問莉姨她是否遭遇了類似的關係體驗，她不假思索地回答道：「當然。我時刻準備著與丹吵架。有時候我甚至還沒等他說完就做好大吵一架的準備，就是擺出打架的姿勢。」我十分震驚。莉姨和丹的婚姻是我所見過的最成功的。即使過去了20年，他們仍然像剛約會時那樣親密。她說，當她意識到自己並不需要整天精神緊繃時，他們的婚姻也變得越來越好了。

琳賽告訴了我同樣的經歷。「當我與凱文吵架的時候，我會臭罵他，跟他說他想走的話就走好了。他每次都問：‘你怎麼了？你為什麼像跟仇人吵架一樣跟我吵架？’」這是因為，在我們家，通常難以區分誰是朋友誰是敵人。後來她也意識到自己不用時刻處於緊張狀態。所以16年過去了，琳賽的婚姻仍然無恙。

我思考了很多關於自己的經歷，思考了那些在家18年中我認識到的情感觸發點。我想到自己從不相通道歉，因為覺得道歉是為了讓我放鬆戒備。10多年前，正是因為那句「對不起」，我才上了母親的車，而後來發生的事卻是災難性的。我也明白了自己為什麼把言語當成武器，因為從前我周圍的人都是那麼做的，我這樣是為了生存。每場爭吵都是戰爭，你總不可能讓自己輸吧。

我不是一夜之間就摒棄了這些惡習。我一直在與衝突抗爭，與那些有時似乎要令我屈服的統計機率做鬥爭。有時容易些，因為根據那些統計機率，我應該在坐牢或者有了第四個私生子。而有時很困難，衝突和家庭破裂像是我難以擺脫的命運。最糟的時候，我讓自己相信已經無路可逃了，無論我多麼努力地與那些心魔抗爭，我也必須像繼承我的藍眼睛棕色頭髮一樣把它們也一併繼承。

痛苦的是我必須在烏莎的幫助下才能克服。即使在我狀態最好的時候，我也如同一顆延時炸彈，我可以被拆除，但拆彈者必須要有高超的技術和精細的手法。所以不僅是我自己學會了如何控制自己，烏莎也學會了如何控制我。把兩個我放進同一個房間一定會產生核變。難怪我們家那些婚姻成功的人，莉姨、琳賽、蓋爾表姐，她們都是和我們這個小圈子以外的人結的婚。

意識到這一點嚴重打擊了我的自我感覺。在我腦海中，我比過去的自己要好很多。我很堅強。我很快離開了鄉下，參加海軍陸戰隊為國家服務，我在俄亥俄州表現優異，併成功考上了全國頂尖的法學院。我沒有心魔，沒有性格缺陷，沒有心理問題。但那些都不是真的。全世界我最想要的是一個快樂的伴侶和一個幸福的家，但這需要我對此一直給予關注。

我的自我形象是苦大仇深戴上了自命不凡的面具。到法學院二年級的前幾周，我和母親已經好幾個月沒說話了，這比以往都長。我意識到我對母親所懷有的一切情感——愛、憐憫、原諒、生氣、怨恨等等百感交集，但從來沒有過同情。我從來沒有試著理解我的母親。唯一一次我認為自己最理解她的時候，我卻認為她有某種可怕的基因缺陷，希望沒有遺傳到我身上。而當我越來越在自己身上看到母親的影子時，我才嘗試去理解她。

吉米舅舅告訴我，很久以前，他偶然聽到阿嬤和阿公的一次對話。母親遇到了什麼麻煩需要他倆的救濟。他倆已經接濟她好幾次了，每次也總是說一堆大道理。他們告訴她，她必須要管理收支，並讓她照著他們制定的理財計劃做。要想得到他們的幫助，她必須照計劃做。二老坐在一起討論這件事的時候，阿公把頭埋在自己的手中，做了一件吉米舅舅從沒見過他做的事：他啜泣著。「我沒教好她，」他哭著說，一直重複，「我沒教好她，我沒教好她，我沒把我的寶貝女兒教好。」

阿公少見的崩潰反映了一個重要問題的實質，這是一個提給我這樣的鄉下人的問題：我們的生活，無論好壞，應該在多大程度上歸因於我們自己的決定？多大程度上是由於文化和家庭背景以及父母沒教好造成的？母親淪落至此多大程度上是咎由自取？什麼時候才能停止指責並報以同情？

在這個問題上眾說紛紜。吉米舅舅本能地認為母親墮落不是阿公的錯。「他沒有教壞她。無論在她發生了什麼，都是她自己的錯。」莉姨也持有同樣的觀點，誰能說她不對呢？她只比母親小19個月，經歷了阿嬤和阿公最糟的時候，自己也犯了很多錯誤，後來才慢慢變好。如果她能改邪歸正，那母親也應該可以。琳賽有一點同情的心理，認為是我們的命運給我們帶來禍患，母親也命該如此。但琳賽也說，必須承擔起責任來，不能再找藉口了。

我的觀點不是絕對的。無論母親的父母在我人生中多麼重要，他們長期爭吵和酗酒問題肯定給她帶來了負面影響。在我母親和莉姨還是孩子時，父母吵架對她倆的影響也是不同的。莉姨會求她父母冷靜下來，或招惹她父親好給母親解圍。而我母親會藏起來，或逃跑，或倒在地上用手捂著耳朵。她不像她哥哥姐姐那樣處理得那麼好。可以說在萬斯家族裡，母親是輸家，是那個像統計資料顯示的那樣應該墮落的人。甚至還可以說我們家也算很幸運了，因為只產生了一個輸家。

我可以確定的是母親不是壞人，她愛琳賽和我。她盡力試著成為一個好母親。有時她成功了，但有時她失敗了。她試著在愛情和工作中找到幸福，但是她聽從了太多她腦海中錯誤的聲音。但母親自己仍然應承擔大部分責任。沒有人的童年能夠確保他/她一生都在道德上無虞，對琳賽不是，對莉姨不是，對我不是，當然對母親也不是。

我一生中，沒有人像母親那樣給我那麼強烈的觸動，連阿嬤也不能。小時候我愛極了她，一次一個幼兒園同學取笑她的雨傘，我就一拳打上了他的臉。當我看著她一次又一次屈服於毒癮，我又恨極了她，有時希望她服藥過量然後永遠離開我和琳賽。當她又一次失戀躺在床上哭泣的時候，我火冒三丈竟產生了殺人的衝動。

在法學院的學習快結束的時候，琳賽打電話告訴我母親又對一種新的毒品海洛因上了癮，並決定再次嘗試戒毒。我不知道母親已經戒了多少次了，不知道她因為過量服用某種藥物而多少個晚上在醫院病床上昏迷。所以對此我本應感到習以為常，但聽到海洛因我心裡還是咯噔一下，就像聽說肯塔基賽馬會給賽馬都服用違禁藥物一樣痛心。我得知母親迷上海洛因以後，好長一段時間都覺得心情陰雲密佈。也許我真的對她失去希望了。

當時母親給我的觸動不是讓我對她產生恨，或愛，或憤怒，而是害怕。害怕她安全不保，害怕琳賽不得不再次面對母親的毒癮問題而我遠在幾百英里以外幫不上忙。最害怕的是我還是無法逃脫這件糟心事。還有幾個月就要從耶魯法學院畢業了，我應該覺得自己站在世界之巔。但我發現自己仍在糾結於過去一直在糾結的事：我們這樣的人能否真正改變。

烏莎和我畢業的時候，18個人看著我走過舞臺，其中包括丹妮絲和蓋爾，她們分別是阿嬤的兄弟大衛舅姥爺和佩特舅姥爺的女兒。烏莎的父母和叔叔是非常棒的人，比我的親戚文雅多了，他們也來看烏莎畢業。這是兩家人第一次見面，我們都很守規矩。（雖然在博物館裡丹妮絲評論現代「藝術」時有些出言不慎！）

像以前一樣，那次母親與毒癮的較量再次以不徹底的停戰而告終。她沒能去參加我的畢業典禮，但那段時間她沒有再吸毒，我已經很欣慰了。法官索尼婭·索托馬約爾在我們畢業典禮上致辭，她說，不確定我們想做什麼沒關係。表面上她談的是我們的職業選擇，但對我來說有著更廣泛的意義。我在耶魯已經學到了很多法學知識，但我也瞭解到新的環境總會對我來說有些陌生，明白作為一個鄉下人意味著有時候會把感情當做一場戰爭。人際關係是我畢業的時候最難把握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