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樞密院參謀司第一次搞這麼大規模的戰事謀劃，這種事前謀劃，之前只有交趾一戰的經驗，還因為情報和戰事被兵部和塞防司、海防司給把控著，那點經驗也是零零碎碎，不成體系。
參謀司裡雖都是軍人，不少在黃埔講武學堂聽過課，也進過部隊，但大多都是書生底子，參謀作業很是生疏。通過各種門路知道，此次參謀作業不過是應付民間輿情，都覺得馬虎拼湊一個方略就可以了，可樞密院知政範晉黑著臉說：「這可不是應付差事，北伐終究是要做的，就得照著真的籌劃！」
因此，參謀司哀聲四起，全體人員日夜不停，終於在七天後拿出了一份計劃書，厚厚一大疊，足足有三四百萬字、數百張圖。排程兵力、行進路線、敵情預估、野戰預判，無所不包。甚至包括對成都、西安、合肥、江寧、揚州、蘇杭等大城市的攻城計劃。
短短七天，弄出來的東西自然草率無比，基本都是紙上談兵。可自古以來，都還沒有過這樣的紙上談兵，能做到這個地步，已經是絕古爍今了。範晉狠狠表揚了他們一通，接著再道：「如此絕密計劃，怎能廣為傳播？再作一個簡略，才能發給其他部院！」
參謀司眾書生當場暈厥一半……
得了樞密院參謀司的簡略計劃，兵部、商部、工部等部門也跟著高速運轉起來，同時刑部、戶部、農部等部門也要跟進，新佔地盤的編戶、治安管控和工商等事務也不能落下。
聖道二年元月，就在民眾們正以焦躁而亢奮的心情迎接元宵之時，朝堂關於北伐的議定終於獲得了階段性的進展。這「進展」體現在各家報紙上，就是要花多少錢，要死多少人，這一國會有什麼變化。
看到那些數字，工商賢儒都不作聲了，各家報紙立場也驟然變化，評論都說，北伐大事，必須慎之又慎……
接著多家報紙，包括《白城學報》、《越秀時報》乃至《士林》和《賢語》等報，都不約而同地刊登了一篇文章，段宏時親筆所作：天職論。
這篇文章不長，述多論少，格外精煉，但所述思想，讓一國為之一震。
嚴格說起來，之前李肆的《三論》，段宏時的《真理學》等書都提到過類似的東西，但沒有深入講解過，這次段宏時講得格外通透。
該文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說的是上天造人，設下萬職。初時只有耕戰士商，君臣父子。而後漸漸衍進，如醫、伎、工、牙，如友、僚、東西家。
人在塵世，身負諸職，其中有血脈之職，如為人子，為人父，為人夫。也有諸事之職，如為農、為兵、為商、為吏。同時還跟他人有相屬之職，如人臣，為人僚，為人友等等。
第二部分說到了天職的意義：人之降世，一生所負之職，皆為天定。每一職都有其天道流轉，不容逾制，輕則不容於德，重則不容於法。此職所繫之德，之法，皆非他人所定，都是上天所定。
因此，人之在世，要合天道，要順天行事，成為一個能立定天下的人，最基本的一項，就是負起所擔天職。
說到這裡，儒黨和賢黨就覺一身冷汗，這是以上天之名，徹底破除了儒家所謂」修身、齊家、治國」這三連環遞進的道理。舊儒都言，自身有德，能治得一家，就能治得一國。可段宏時以天職論否定了這個說法。他將天職分為血脈之職，人際之職和諸事之職，舊儒的東西，就只在自身，只在血脈一職裡打轉，而人際和諸事這部分，相當於處世和治國的東西，就自有天道，必須遵循實在的事理而行。
這一部分還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第三部分。段宏時說，天道流轉，應在塵世上，並不對應人，對應的是這天職，人並非固於天職。因此，人不必以血脈定事理，而該以天職定事理。
這些話說得稍微委婉，但《越秀時報》等報紙的評論卻作了直白的解析，一句大白話：不以出身論英雄！血脈出身論可以休矣！評判一個人，只能評判他的作為是否符合眼下他所擔天職的律法和道德，不能評判他的出身。
儒黨和賢黨心思迷亂，這一論，根底是瓦解固化的貴賤尊卑，結合之前李肆的《三論》，上天許人循天道而謀得富貴這一條，就再清晰不過，那就是：一個人的尊卑貴賤不再由天定，而是能由他自己定，因為他有權通過自己的努力，去改變自己所負的天職。
就在兩黨以為，段宏時要通過這一文，發動天主教掀起進一步的抑儒風潮時，《英華通訊》和《白城學報》對《天職論》又作了另樣的解讀，讓以兩黨為中堅的舊儒鬆了一口長氣。
這不是在抑儒，相反，在某種程度上，是跟舊儒安定社會的思想有異曲同工之妙。那幾家報紙的解讀是：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人人各安天職。你現在負著什麼天職，就做好你自己的工作，關心身邊與你有關的事。
細思下去，儒賢兩黨才明白，這篇《天職論》，其實更多是針對天主教所作，要立起輿論，不讓教民干涉世俗。
但他們卻很鬱悶，為什麼總覺得，段宏時這老傢伙，揮著掃帚，貌似是在掃地，其實是在拍他們這些蚊子呢……
等段宏時作好這番輿論功夫，朝野心緒平靜後，李肆才施施然回了黃埔，跟段宏時說到這篇文章時，老頭嘿嘿一笑：「摟草打兔子，別以為只有你會，老夫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