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五十六章鎮江條約……
水雷是最古老的水中兵器，它的故鄉在中國。水雷最早是由中國人發明的。一五五八年明朝人唐順之編纂的《武編》一中，詳細記載了一種「水底雷」的構造和佈設方法，它用於打擊當進的侵擾中國沿海的倭寇。這是最早的人工控制、機械擊發的錨雷。它用木箱作雷殼，油灰粘縫、將黑火藥裝在裡面，其擊發裝置用一根長繩索不結，由人拉火引爆。木箱下用繩索墜有三個鐵錨，控制雷體在水中的深度。一五九零年，中國又發明了最早的漂雷，以燃香為定時引信的「水底龍王炮」。一五九九年，中國的王鳴鶴髮明以繩索為碰線的「水底鳴雷」，一六二一年又其改進為觸線漂雷，這是世界上最早的觸發漂雷。明朝嘉靖年間，我國東南沿海經常有倭寇船隻侵襲。為了對付海盜的入侵，人們將火藥裝在木箱內，並用油灰粘縫，製成一種靠拉索發火的錨雷，專門打擊敵船。十六世紀末，又相繼發明了用牛脬做成的漂雷「水底龍王炮」和沉底雷「水底鳴雷」，一六二一年，「水底龍王炮」和「水底鳴雷」先後被改進為碰線引信的觸發漂雷，並多次在海戰中毀傷敵船。
歐美十八世紀開始實戰使用水雷。北美**戰爭中。北美人民為攻擊停泊在費城特拉瓦河口的英**艦，於一七七八年一月七日，把火藥和機械擊引信裝在小啤酒桶裡製成水雷，順流漂下。當時雖然沒有碰上軍艦，但在被英軍水兵撈起時突然爆炸，炸死傷了一些人，史稱「小桶戰爭」。
梁鵬飛早就對水雷用上了心，而且他也知道在明朝的有一部叫做《武備志》的兵書裡邊有著關於水雷的製法，可是，令他沒有想到的是，就在他想要花重金心購之時，從其他人的嘴裡邊得知。
《武備志》這一部二百四十卷，文兩百餘萬字，有圖七百三十八幅的中國古代字數最多的綜合性兵書居然被朝庭當作**給銷燬了。
明天啟元年《武備志》初刻本，因「多悖礙字句」被清禁，是時錢塘人汪允文刪明本諸序言，又刪節去茅元儀原作中的「東胡」等「不妥」之字，此版《武備志》，號「蓮溪草堂本」，於清代廣為流傳，可是，到了乾隆年間，這位自號十全老人的滿清皇帝擔心對朝庭心有不滿的那些造反派人士得到此書之後，造出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之類的，讓朝庭更加難以剿滅叛逆，所以，再次被禁，而且不管你是哪個版本的，一律全部禁燬，不得留存，否則，那就是心懷不軌，抄家滅門的禍事。
當第一時間得知到了這一訊息的時候，梁鵬飛給氣歪了鼻子，看看，多麼官冕堂皇而又讓人啼笑皆非的理由啊。
怪不得乾隆要修《四庫全書》，就是要把文字獄搞的更徹底，全國圖書都要進獻檢查，不僅不利於滿清的文獻被禁燬，連前人涉及契丹、女真、蒙古、遼金元的文字都要進行篡改。
查繳**竟達三千多種，十五萬多部，總共焚燬的圖書超過七十萬部，禁燬書籍與四庫所收書籍一樣多。除了焚燬書籍，滿清還系統的對明代檔案進行了銷燬。目前明代檔案僅三千餘件，主要是天啟、崇禎朝兵部檔案，也有少量洪武、永樂、宣德、成化、正德、嘉靖、隆慶、萬曆、泰昌朝的官方文書（其中很多已經被滿清修改過）。
其餘估計不少於一千萬（記住，是10000000份）份明代檔案，已經全部被銷燬了。除了銷燬書籍和檔案外，滿清還系統的對殘存書籍和檔案，進行篡改。
吳晗說過「清人纂修《四庫全書》而古書亡矣！」連宋應星的科技著作《天工開物》也因為有礙於愚民而禁燬.文字獄如此之徹底，一篇吳三桂的「反滿檄文」，一本《揚州十日記》，一本《嘉定屠城記略》，竟在中華本土湮滅二百多年，二百多年後才從日本找出來！
很多描繪金元屠殺的史料，在滿清《四庫全書》中，全部遭到了刪除和篡改。最令人髮指的是，滿清還通過篡改文獻，達到對漢民族進行誣衊的目的。
如滿清宣稱，張獻忠立有碑文，曰：「天生萬物，以養人人無一善以報天，殺、殺、殺、殺、殺、殺、殺」。但根據梁鵬飛在將要穿越時空的前幾年，四川考古工作者找到的張獻忠碑文，實際卻是：「天生萬物，與人人無一物與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根本沒有七個殺字。這些殺字，顯然是滿清走狗文胡編出來的。
「初下詔時，切齒於明季野史。其後，四庫館議，維宋人言遼金元，明人言元，其議論偏謬尤甚者，一切擬毀，……隆慶以後，至於晚明，將相獻臣所著，靡有孑遺矣。」乾隆對此功績，是如此洋洋得意地自許自誇道。
而後世的滿清遺老遺少們一致地認為並且認可而且還讚揚，《四庫全書》的編纂，無疑是中國文化事業的一大鉅獻，大力倡導藏書文化，體現傳統文化尊嚴和價值。嘖嘖嘖，多麼好聽的字眼啊，讓那些埋在墳墓裡的枯骨都無法不感動於這些後人的讚揚與歌頌。
明清之際，黃道周、張煌言、袁繼鹹、錢肅樂、顧炎武、黃宗羲、孫奇逢諸人的著作，均於例禁。後來稍稍放寬，有些人的著作，只要「改易違礙字句，無庸銷燬」。但對錢謙益、呂留良、屈大均、金堡以及戴名世、王錫侯、尹嘉銓諸人的作品，查禁特別嚴厲。
甚至連看過這些**的，賣書的、買書的、刻字印刷的一律獲罪，最輕也是個流放三千里，重的話，抄家滅門、誅連九族，這就是滿清對於記載著華夏文明傳承的那些**的態度，只要是不適合他們心意的一切書籍，不管你是談藝術還是談詩歌，想禁就禁，想毀就毀。
殘酷到令人髮指的文字獄使許多士子「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只為稻梁謀」，言談中聽到文字獄就嚇得立即躲遠，文人著書就為生計，不敢發表自己的見解。紛紛立下了「不當烈士」的犬儒座右銘，文人學士只好泯滅思想，丟掉氣節，或者死抱八股程式，背誦孔孟程朱的教誨以求科舉入仕；或者遠離敏感的學術領域，遠離現實，把全部精力用於訓詁、考據的故紙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