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因為明朝採用了中央財政與地方財政分開的稅收，地方稅收都在當地政府就地支取，這使得地方官吏想盡辦法中飽私囊，隱瞞、虛報、欺騙稅收。
這使得明朝的稅收沒有到達國庫，絕大多數都進了士紳階層人員的手中，也就是所謂的「藏富於民」。
因此導致的結果是大明戶部國庫裡的銀兩可能還比不上一個江南大財主的小金庫，這使得大明每遇到天災戰禍國庫都捉襟見肘，而那些江南士紳商賈卻富得流油，每次向朝廷捐獻的銀兩都有數百萬兩之巨，可謂既佔了便宜又落了一個好名聲。
明朝的財政之所以會陷入窘境，歸根結底與明太祖的出身和經歷有關，洪武皇帝可謂是歷朝歷代出身最為貧賤的皇帝，雖然在元末群雄逐鹿中脫穎而出，但因為他出身的侷限性，使得他的思想帶有嚴重的小農意識。
由於這種小農意識根深蒂固，洪武皇帝極度重農抑商，在他的眼裡或許根本不該有商人這種不勞而獲的階層出現，而他的理想國度是男耕女織，豐衣足食。
值得一提的是，由於這種小農意識的侷限性，當初修建南京宮殿的時候每一個塊磚石竟然都是從各地燒製好後再運到南京，耗費巨大，而洪武皇帝卻沒有想過在南京修建一個磚廠，就地供給磚石。
洪武皇帝對商人的打壓堪稱歷代之最，除了禁止商人穿絲綢，而且還不許商人子女考取功名，直到永樂年間才逐漸取消這兩條限制。
除了對對商業大力打壓外，洪武皇帝由於蔑視商人，故而自然也不重視稅收了，因此所制定的稅收以農業稅為主，明初的商業稅是30稅1，也就是3。33%的稅率，現在看來完全就是不可思議之事，結果自然白白便宜了那些商賈。
由此一來，明朝的海外貿易也深受影響，在各種因素的糾纏下實行了海禁，使得明朝沒有了唐宋之際萬國來朝的盛況，每年損失大量的海關稅收。
而宋朝的稅收收入遠高於明朝，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它比明朝系統的海關稅以及商稅，南宋時農業稅除了兩稅法所交的稅收外，朝廷還以各種名目強迫農民交稅，農民的負擔遠比明朝時要重。
不僅李雲天，年輕的宣德帝也非常清楚大明中央和地方分開收支的弊端，勢必造成大量的財富從國庫流向士紳階層，可現在他卻無能為力。
並不是宣德帝不想改變大明的稅收體系，而是此事事關重大，不僅要改了洪武皇帝的祖制，而且還觸動了大明文官集團的核心利益，必將遭受到文官集團的反對，進而引發社會動盪。
想想明朝夏冬兩季地方官給京官的炭敬和冰敬，說到底就是來源於地方財政稅收，這已經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利益關係網路，觸之必將被文官集團群起攻之。
這也是明朝之所以對貪腐懲處極重但還是有眾多官員以身試法的原因，除了人性的貪婪外，根源其實就在大明的稅收體系上，給予了那些官員上下其手提供了便利。
即便是雄才大略的永樂皇帝，也沒有輕易拿大明的稅收體系開刀，更何況登基不久君威尚淺的宣德皇帝。
李雲天知道，為了大明將來的發展，大明現行的稅收體系必須要改變，否則長此以往朝廷勢必因為國庫空虛而被士紳商賈階層所制約，有百害而無一利。
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永樂帝在位的時候，有御史彈劾兩淮鹽道徇私舞弊，暗中售賣私鹽牟利，希望永樂皇帝徹查。
不過，永樂帝數次親征江南的鹽商都捐獻了大量的銀兩以作軍資，故而永樂皇帝將這道奏疏給壓了下去。
因此，趁著這次來交趾的機會，李雲天決定在交趾這個偏遠之地實行新的稅收體系，將稅收收歸國有，由中央戶部再往下撥付，由於山高路遠朝廷裡的那些官員們可就鞭長莫及了。
再者說了，李雲天手握交趾軍政大權，他要以與叛軍交戰在交趾實行軍事管制為名來推動新稅收體系的實行，朝廷裡的官員將一點兒辦法也沒有。
這也是宣德帝將交趾和廣西軍政大權都交給李雲天的一個重要原因，宣德帝希望李雲天能在交趾和廣西率先實行新的稅收體系，進而在全國推行開來。
李雲天為了在交趾實行新的稅收體系，首先順應時勢取消了交趾的田賦和丁稅，使得明軍所控制州府的財政大權集中到了交趾布政使司的手裡，由交趾布政使司往下撥付，其次就是在雲屯市舶司明確了中央戶部和地方衙門各佔一半的稅收。
這裡的地方衙門指的是大明的十三個布政使司衙門，算上交趾布政使司的話就是十四大布政使司。
李雲天所要做的不僅僅是推行新的稅收體系，而且還要構建大明新的財政體系，從目前大明的現狀來看可謂任重道遠。
對於李雲天來說，他現在最大的優勢就是宣德帝的支援，宣德帝要想在臣服朝中的文武百官，像洪武皇帝一樣君臨天下的話，需要李雲天來為其衝鋒陷陣，在朝中建立像洪武皇帝一樣的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