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秋雨
九
來信
餘教授：
我氣量不算太小，但遇到了一件實在惱火的事情。
大學畢業時，我與另外兩位女同學一起被招聘到這個單位。開始三人很親熱，誰知一年後我因工作上的成績接連兩次加薪，引起了她們兩位的嫉恨，麻煩事就頻頻發生了。
先是到處傳言，說我工作上的成績有虛假成分。我開始聽到這個傳言時完全不知道是她們散佈的，還向她們傾訴。她們說，也聽到了，但每次都予以反駁，還勸我今後謹慎，注意"盛極必衰"。然而漸漸，越來越多的人告訴我，這個傳言是她們散佈的，由於大家都知道她們是我的朋友，又是同一個專業，不會亂講，因此使傳言顯得很有說服力。
過了不久，傳言的內容變了。因為我的工作成績是否虛假是有確實證明的，而且每天都在證明，很難以傳言來否定，於是傳言的方向轉向我的歷史，主要是說我在大學時代是個"戀愛狂"，有好幾個男同學受過我的騙，甚至還有更難聽的話，種種暗示，讓人掩口而笑。講大學時候的事，只能由她們所為，她們實際上是不加掩飾地與我對仗了，但我不知如何對付她們，不知何以洗刷，何以自辯。
近半年來，她們又進了一步，不再傳言了，而總是在各種會議上發言，反覆諷刺"我們單位有名的先進人物"，甚至在企業內部刊物上寫文章，用挑撥離間的語氣討論"先進與民心"的關係，誰都知道在說我。我從一個被陰暗角落裡的傳言傷害的人，變成了一個在正式場合"有爭議的人物"。
她們這麼做，嚴重地干擾了我的生活和工作。我應該怎麼做？理直氣壯地當眾訓斥她們一頓？想過，但可以預想，到時候她們的話可能聽起來比我更理直氣壯。找領導反映？領導也就是勸慰幾句罷了，她們又沒有違反單位紀律，能有什麼效果？乾脆到法院打官司？這就需要蒐集足夠的證據，但對傳言，任何證據都是不過硬的，至於發言，更抓不到切實的把柄。總之，我一籌莫展。
我讀過您的不少文章，知道您對歷史和現實中的光明面和陰暗面有過深入的思考。為此想請教，面對我的處境，該怎麼辦？
褚景麗
回信
景麗：
初讀來信，我曾懷疑你是否因過敏而誇大了事實，但再讀兩遍，我大致上相信了。因為你所敘述的程式，符合嫉妒者的行為軌跡。中國社會上的很多災難，就是循著這種軌跡越來越惡化的。
當然，由於我沒有調查，這封回信還難以輕斷具體的是非曲直，我下面要說的只是：如果你所說的全部是事實，應該怎麼辦。作為一種"假定性"的探討，如何？
首先是基本不理。這不是膽小，不是躲避，而是拒絕進入她們的行為軌跡。如果在具體問題上與她們一一辯論，雖然可能洗刷掉某些誣陷，但從大的方向看，是順著她們的思路在走了。你現在的成績，你以前的歷史，本來是沒有任何理由成為辯論物件的，如果逐個辯論開了，等於在你自家的家園裡開闢戰場，即使小贏也是大輸。借用戰爭術語，可謂在戰術上偶有所獲，在戰略上誤入歧途。
你一定會問，如果不理，別人相信了她們的傳言怎麼辦？請放心，只要你沒有出來和她們幹仗起來，很少有人會完全相信單方面的謠傳。即便相信了，對你的實際損害其實不大，像"文革"時期那樣憑著幾句謠傳施行政治暴力的時代，畢竟過去了。更何況，你每天創造的成績，你誠懇的笑容，你坦然的步態，都在默默之中為你正名。不正名也不要緊，一個人在名譽上保留一點冤屈的斑點，就像在食物中保留一點沒有營養的纖維素，森林中保留一點惡獸毒菌，反而是健康、大氣的標誌。你又不想做民選總統、一代教宗，不要過於在乎周圍對你的看法，而周圍其實也不會一直保持著對你的強烈興趣。即便是民選總統、一代教宗，不是也有許多人指著他們的背脊說三道四？他們好像也不在乎，依然是落落大方，從容不迫。相比之下，我們遇到的事情真算不上什麼。
其次，你要以適當的方式，宣佈與她們友誼的中止。這倒是一個原則問題，不能含糊。因為她們的謠傳之所以有某種蠱惑力，而你又特別生氣，都與她們曾是你的朋友有關，一旦明確中止，事情就會結束夾纏狀態，變得比較簡單。這種中止，光寫一封信不行，還要讓周圍較多的人知道。但是切記，不要把這種中止的宣告，變成態度激烈的吵架。一切都可以顯得很平靜，中止友誼這個決定，本身就具有很大的力量，甚至可以說，越平靜地宣告，越有力量。不要具體申述中止的理由，一申述就能引起反駁，又變成了一場辯論。
在這個問題上，最不可取的態度是，既滿腔憤怒，又黏黏糊糊。說來說去還是朋友，她們那邊說對朋友也要揭露真相，你這邊說是朋友不應該造謠生事，旁人聽了就會想，既然是朋友間的嗦事，誰也不想管。其實事情已經到了這一步，還老掛著
"朋友"這個詞有什麼用呢？既混淆了彼此間的是非，又玷汙了人世間的友情，變成了一本越纏越亂的糊塗賬。許多老朋友終究成了罵也不是、恨也不是的爛汙狀態的仇人，都與這種錯誤程式有關。相比之下，較好的做法是不談是非，先結束友誼。在友誼結束前談是非，用的是內部座標，其實此時的"內部"已不存在；在友誼結束後談是非，用的是社會座標，比較敞亮和公開。就友誼而言，及時地結束在該結束的時候，不僅為彼此雙方清理了友誼系統，而且也在一個範圍內為友誼這個命題恢復了名譽。
最後一點，如果你與她們中止友誼後，她們仍不知收斂，繼續造謠生事，那麼，不到萬不得已，也不要訴諸法律。法律在名譽上能起的作用很小，而反作用則很大，不宜輕用。既然她們是你大學裡的同學，你在實在忍無可忍的時候，可以把有關情況告訴大學裡的其他同學，讓他們知道，讓他們判斷。他們也許會出來調解，那也好，使他們增加對事情的瞭解。這或許是能對她們產生某種心理鉗制作用的因素，因為她們既然利用老同學的關係造謠，也就不會不在乎其他老同學的看法。你在大學裡的表現，包括你的戀愛史，老同學們都是知道的。老同學們當然構不成對她們的實際處罰，但一種背景性的心理氣場出現了，這是一個無形的道義法庭，畢竟會起一點正面作用。如果她們不是你的老同學，而是一般的老朋友，那你就可以借用當年她們與你之間共同的其他朋友，來起類似於上述老同學的作用了。當然，這一辦法，非到忍無可忍時不要輕易採取。
在這三點中，最重要的是第一點，即基本不理。沒有這一條，其它兩條就失去了前提。因此，以健康和超然的心態來面對身邊的人際關係，是根本。我估計你會說："道理都對，但我身處一個不大的單位，任何一種荒唐的謠傳都會形成巨大的氣壓，很難忍受。"是很難忍受，但強健的心志，就是這麼鍛煉出來的。這一方面，我大言不慚地希望你學學我。這些年來我受謠傳包圍的程度大概遠遠超過你吧？散佈你的謠傳的是你的老朋友，散佈我的謠傳的也是我的老朋友，但我的老朋友比較有名，會到處寫文章，又會天南海北到處遊說，比你的那兩個老朋友厲害多了。我所受的壓力可想而知，但還是基本不理。
不理並不是故意地閉目塞聽。對此我可以教你一種心理疏離方法，你不妨一試。在謠傳最為嚴重的時候，設想自己升騰到一個高度，原先的名字也不再與自己有關，回身俯視原處，只見謠言如何步步追逼著這個名字，煞是好玩。俯視一陣之後你就發現，真正可憐的不是被追逼者，而恰恰是追逼者。他們非常勞累、步步為營，而且前途黯淡。因為謠言的每一步不僅會露出漏洞，而且會暴露造謠者自己，必須從兩方面堵漏，但按照規律，除非他們立刻停止，否則總是顧此失彼，手忙腳亂。我曾用這個方法觀察過昔日的兩個老朋友，他們開始只不過用耳語方式對別人說說我的作品而已，後來就越來越無法收拾了：別人對耳語產生警惕，他們不得不公開發表批判文章，表示自己堂堂正正；但如此批判一個昔日友人對大多數讀者總還是不太習慣，於是他們又不得不尋找背棄我的特殊理由，例如，最好有一個什麼歷史問題；終於道聽途說地找到一個，於是到處播揚。但廣大讀者比較現實，沒有劇作家的想象力，很難相信一位經歷"文革"後多年清查而擔任高校校長的人，居然是《悲慘世界》中冉阿讓式的逃犯，而他的兩位老朋友居然是叫沙什麼的警官！讀者的漠然使他們有點不知所措，我有空閒時也暗暗為他們設想一些辦法，心裡卻很輕鬆，要不然，這些年怎麼會有心緒寫那麼多文章！
我舉自己的例子，是想用切身感受來寬解你。我想你的那兩位老同學也找不出更多辦法來對付你了，你完全可以站在另一個維度來觀察，就像看公園角落裡對著殘局發怔的棋手。
如果看煩了，那就走開。因為她們口中唸叨的你的名字，與你既有關又無關，就算是棋手心中的假想敵吧，由她們一步步廝磨去。也像讀小說，警官老盯著冉阿讓，挺緊張，又挺好看。
觀賞時間一長，我們也會對棋手產生由衷的同情。好可恨的這盤殘局，害得棋手們耗掉那麼多光陰。小說中，警官也比冉阿讓更值得同情。
夜色降臨了，催棋手早些回家吧，好好睡一覺，明天，最好不要再到這裡來。《悲慘世界》，也該早點讀完。
說到底，一切都會過去。
那麼，永遠不要為自己而過於生氣。
餘秋雨
十
來信
餘教授：
我學的是國際財經，卻喜愛文學藝術。只要有可能，我總是盡力抽時間觀賞電影、戲劇、舞蹈，平時也聽音樂、看小說。由於專業課程的負擔很重，我沒有可能花時間好好消化這些作品，更不可能找同學討論、找老師請教，因此老是覺得沒有完成欣賞過程，一切都半生不熟，囫圇吞棗，有點遺憾。唯一找到的彌補辦法，是到學校圖書館閱覽室裡翻看一些文藝報刊，希望那兒能有一些文章幫助我。但是，多翻看幾次，令我驚訝的現象發生了。凡是我覺得好的作品，報刊上總是否定得最多，而那些明明平庸的東西，卻歷來找不到批評。我看了兩部美國寫人性的電影，熱淚盈眶，但報刊門對這兩部電影好話不多，諷刺有加。我最喜歡的兩位中國導演，從偶爾翻到的外國報紙看，國際上的地位也不低，但我們的報刊幾乎不作研究，整版整版配了照片宣傳的電影，我和同學們都毫無觀賞興趣。更不可思議的是，有的報刊評選全國最差演員和作家，把我很喜歡的那幾位全都評進去了。
我周圍的同學，平日罵得最多的是那些氾濫成災的概念化、公式化的假大空作品，這些作品很少有觀眾，卻始終在源源不斷地上市，興高采烈地獲獎，對這種情況，報刊間幾乎不予批評。相反，哪個演員有了一點道聽途說的傳聞，各種報刊不容辭白、不作調查就一起上陣，用最嚴厲的詞句齊聲責斥。
以前，我一直以為可能我的藝術欣賞水平和文化判斷能力有問題，但時間一長，又覺得並非完全如此。在香港鳳凰電視臺看到楊瀾對您的採訪，才知道您的許多看法與我很接近，因此我增強了自信。您說，為什麼我們報刊間的文藝批評會變成這個樣子？
卓菲
回信
卓菲：
首先要說明，您在報刊上看到的那些文章，總的來說不能算是文藝批評。要不然，真正的文藝批評家要提抗議了。
我看產生這類文章的原因有以下幾個：
一，一些年齡比你略大幾歲的大學畢業生，厭煩了從中學到大學的正統教育規程，在這些正統教育規程中，教師對中外文藝作品的分析，基本上都是肯定的。這種沉悶狀態一定會引發反叛，當大學生在臨近畢業時發現自己居然能對著名作品發表否定意見並說得頭頭是道，深感痛快。肯定的語言方式早被老師用完了，再用就傻，於是自然而然呼應成一個以苛評為業的年輕群落。這對社會文化思維而言是一件好事，但年長的群落已疲於發言，更不願作吃力不討好的總體研究，於是，話語重心傾斜，造成一有好作品就出現大量否定意見的情況。堅持公正每每失之於枯燥，批評庸俗又容易帶上官氣，都是年輕人所不屑為；
二，社會上言路初開，報刊繁多，競爭激烈，不少報刊為了吸弓贖者必須尋找刺激性的話題。政治性的刺激不敢，經濟性的刺激勢必擾亂市場，剩下有三個領域，司法領域、體育領域和文化領域還有可能產生刺激性。司法領域的刺激性在於案件本身的真實情節和宣判結果，缺少評論空間；體育領域比分明確、勝敗公平，靠評論來顛倒乾坤的可能不大，而文化領域則有可能。於是，你所說的種種愚人節般的遊戲就在文化領域頻頻出現了。總的說來，這是報刊為了增加發行量而產生的自然要求，又因文化事業本身的軟性狀況而容易被搓捏，無可奈何，不足為怪，但當這種傾向成為一種趨勢，我們的文化秩序和文化座標實在堪憂；
三，長期以來，我國文化界一直輕於建設，重於破壞，輕於創造，重於評論。而事實上，最被輕視的最煩難，最被重視的最輕鬆，因此很多人選擇了後者，即最被重視又最輕鬆的一途：破壞和評論。破壞而受重視，是因為它聲勢奪人；評論而受重視，是因為它居高臨下。例如在我自己培養的學生中，哪一個要認真地寫出幾個高質量的電影劇本，可能要付出很多年的艱苦努力，相反，如果用一個晚上寫一篇批判某位名導演的文章，就會給人產生一種錯覺，以為他已取得了與這位導演同等、甚至更高的文化方位。正是這種錯覺，引誘了我們文化領域某些部位的超常發育、某些部位的日漸萎縮。在此需要再一次說明，超常發育的並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文藝評論機制，由於激憤的呵斥和瑣碎的議論充斥報刊，連這種機制也萎縮了。
那麼，怎麼辦呢？
我對前景並不悲觀。目前報刊間的這種顛倒文化品位的嘈雜之聲，已經引起社會的普遍厭煩，隨著社會的進一步快速發展，它們被遺棄的時日已經不遠了。不久前我在與孫紹振先生的通訊中曾經提到，目前我國社會的許多領域都已進入與國際接軌的快車道，進人規範明確的標準化執行，而文化界的很多部位，近似高速公路橋墩下還沒有來得及清理的擁塞舊街，了無規則，人車共道，叫賣聲聲，斯文掃地，但是越雜亂越標誌著根本性變革的臨近。會出現一些真正堪稱重要的批評家的，而更重要的是，一定會有大作品的出現，而大作品本身就有整頓秩序的功能。
你所看到的混亂，是大作品出現前的混亂。這種混亂會不會埋沒大作品呢？不會，真正意義上的大作品會反過來埋沒混亂。
那麼，不妨寬下心來，把你不願看到的一切，當作一個過渡時期的淺薄的自嘲、不太有趣的幽默？
按你的年齡，你會在中華文化領域看到讓你興奮的景象的。對此，我已作過不少分析和推斷，有把握。
餘秋雨
十一
來信
餘教授：
我看到一些報刊在談到您時，常常會表達出一種遺憾，覺得您作為一個學者，與電視太親近了，並由此引起反覆討論。這事在我們學生宿舍裡也引起爭論，多數同學認為現代文化沒有必要拒絕傳媒，但也有一些同學同意報刊上的那種意見，認為學者還是集中精力鑽研學問為好。我很想聽聽您自己對這一問題的看法。如果沒有時間詳談，只須告訴我，是您對電視臺的邀請盛情難卻，還是本來就有主動性？
王麗宙
回信
麗富：
是我本來就有主動性。
不少朋友希望我不要過於親近電視，安心鑽研自己的學問，這完全是好意。但是，這些好心的朋友不知道，電視文化正恰是我"自己的學問"，而且是學術主業之一，也是我主持的博士點的專業科目。我不能因為寫了幾篇散文，就要放棄我的學術主業。一個木匠空下來時也能炒幾個菜，但不能因此而說他幹木匠活是不務正業。我親近電視，就是木匠親近他的墨線鋸刨。
但是，我倒由此想到三個值得討論的問題：
一，為什麼我們文化界一想到學問，便立即產生一個約定俗成的範圍，幾乎不會想到諸如電視文化這樣的領域呢？
二，如果不以電視文化為專業的其他學者，在電視上做了幾次談話節目，算不算不務正業呢？
三，為什麼我們歐美學術界的同道們頻頻上電視，不僅歐美的觀眾沒意見，連我們中國觀眾也沒有非議呢？"中國學者"，在學術形象上與國際同行相比，有什麼特殊需要遵守的規矩？
這幾個問題雖小，卻關係到世紀之交中華文化從內容到形式的幾處要害，想想很有意思。我還會多想想，謝謝你來信的啟發。
餘秋雨
十二
來信
餘教授：
讀了您的《遙遠的絕響》，我深感共鳴。
世俗太汙濁了，為此，同流合汙成了中國文化人最大的恥辱。魏晉名士的高責，正在於他們抵抗流俗，保持著純潔的孤獨。寧肯獨自打鐵，寧肯單車漫遊，寧肯嗚嘯山林，寧肯放聲大哭，卻不肯降低自己、貶損自己、耗散自己。
你把他們的生態方式、心理走勢和生死意向，寫得那麼簡潔、明白而富有詩意，令人陶醉。
其實我一直在這樣做。我不喜歡熱鬧，歷來慣於獨行。我靜靜地想著自己崇拜的那個角落，卻不會去爭奪。夜晚，我會關掉電燈，點上蠟燭，讓月光照著我買來的一小叢文竹，凝視兩三個小時。我覺得這種意境真好，由此，更厭煩街市間的車來人往了。
但我周圍的人都說我過於清高，拒人於千里之外。清高就清高吧，拒人就拒人吧，我不在乎。不清高，不拒人，哪還有我？
我的這些想法與做法，你贊成嗎？我從不以這樣的問題問人，今天特殊，輕聲動問《遙遠的絕響》的作者。不答也可，就像那嘯。
趙欽素
回信
欽素：
我不贊成你的心理方式和生活方式。
因此我要回嘯了，請你聆聽。
古人所說的同流合汙，並不是指與世俗社會的溝通。世俗社會就像大海，有汙濁、有雜質、有兇險，但正是它的容量，它的運動狀態，使它產生巨大的能量，給地球上的生命以多方面的關顧。你有一個純淨無波的小池塘，但對不起，它無論如何無法構成對大海的對峙和反撥。
魏晉名士的魁力，不在於離群索居、傲視眾生。這事說來話長，此處不作評論，但有一點可能是定律：任何傲視眾生的人都談不上魅力，魁力在於交流，在於發射，在於廣泛地被接受。未曾交流、不被接受的魁力，不叫魁力。
我希望你能與世俗社會和解，不要始終對門外板著臉，門外的風景並不像你想象的那樣醜陋。
月亮升起了，何必只憑蠟燭，去長久凝視昏暗中的文竹？這實在有點單調，一再重複又有點做作。夜間最美的是什麼？依我看，除了月亮，就是萬家燈火。
餘秋雨
十三
無來信，只回答一篇發表了幾十遍的文章。
xx先生：您好！
最近，在上海一家雜誌上又讀到了您寫我和妻子的那篇文章。這篇文章，僅就我注意所及，您在全國各地的報刊上大概至少已經發表幾十遍了吧？
您的文章寫了一些生活瑣事，全為我們說好話，口氣十分善意，這是應該感謝的。但這些事，我們作為當事人怎麼有很大一部分都不知道呢？有的雖有影子卻又大相徑庭，讀了忍不住哈哈大笑。我估計你是道聽途說再加上自己的想象寫出來的。據上海另一家雜誌的編輯告訴我，他們也收到了您的這篇稿子，曾打長途電話到重慶向您核實材料的來源，您說是在某個城市的大街上遇到我，我站在路邊對您說的，而且還從上衣口袋裡掏出一張照片請您同時發表。這實在有點不可思議。當然我也不排斥您遇到了一個騙子或精神病患者的可能，而他的外貌又與照片上的"我"非常相像。
不管怎麼說，xx先生，說好話也要講究真實。不真實的好話與不真實的壞話，在社會功能上是一樣的。我們國家，長期注重是非判斷、好壞判斷，而輕視真偽判斷，其實，真偽判斷是一切的基礎。真偽的界限不確定，是非界限和好壞界限就很不可靠。這一點，我非常希望能成為我國正派傳媒和撰稿人的安身立命之本。對於被說的人而言，也不能老是對"壞話"發火，時間一長終究會明白，不真實的好話會給自己和社會導致嚴重的惡果，有時雖然是小事也會開啟自輕自賤的裂口。例如幾年前我曾看到一份材料，說我早年的幾部學術著作產生過國際影響，問其理由，說是我國一個戲劇代表團曾把這幾部著作當作主要禮品贈送給歐洲某協會。但我這幾部著作並沒有翻譯成外文，也根本不是人家點名索要的，只是代表團一時找不到合適禮品，胡亂贈送罷了，外國人連翻都不會去翻一下，談得上什麼國際影響？我當即要求把這樣的"不真實的好話"改掉，因為這種吹噓反而會讓人家輕視我們，效果比罵我還壞。這就像在原先光潔的臉面上突然生出來一個大水泡，把真實的容貌破壞了。這個水泡可能很亮，但我們的臉寧肯醜一點，也不要它。而且，從整體而言，大量不真實的傳遞只能加劇文化訊號的無序和錯亂，中國文化在這方面吃的虧已經夠多的了。
另一個問題是，即便所寫全部屬實，有沒有必要把某對夫妻的生活瑣事幾十遍地發表，去浪費讀者那麼多時間？即便是稍稍出了一點名的文化人，他們可以面對社會的是他們的專業成績，而不是其它。我能給予社會的是文化思考和散文作品，我妻子能給予社會的是表演藝術，至於我們的私事，就未必比千家萬戶都有的私事更有價值。一個人有了一點專業成績如果就想換得別人對自己更大生活領域的關注，在我看來是一種忘乎所以的矯情，而且他們的生活也就很難再過得真實而平靜。
由此引出一個更大的問題：在社會轉型期，世事繁雜，廣大民眾的集體注意力十分值得珍惜，而我們的媒體空間又不是很大，如果再讓它們浪費在平庸的泥淖中，於心何忍？我覺得在這一點上我們不忙去摹仿海外那些閒得發慌的小報，因為我們現在還很難偽裝悠閒。且不說國計民生的種種大難題，即便是文明素質的消長、文化生態的進退，都還沒有騰出篇幅來細細商量，怎麼捨得花那麼多白紙黑字去讓大家關心"張家長、李家短"的囉嗦事？我這些年對報刊間不少與自己有關的謠傳和攻擊一概不予辯駁，就是生怕浪費廣大讀者珍貴的注意力。試想，自己家裡有點噪音還怕干擾隔壁鄰居呢，哪裡忍心拿著與人家毫無干係的瑣事，卻頻頻叩擊他們本來就不輕鬆的神經？
我和妻子雖然都不認識您，但從文章中看出您的善意，估計能聽得進我們的勸告，所以寫了這封信。冒犯了。即頌筆安
餘秋雨
十四
來信
餘教授：
日前在報上讀到著名記者朱偉倫先生有關你在西安兩場學術演講的報道，朱先生說這是他平生聽過的最精彩的演講。我和同學們還年輕，沒有資格說"平生"之
類，卻也被你的口才所折服。你最讓人佩服的地方是演講後半部分的當場問答，不管聽講者提出的問題多麼艱深和古怪，您幾乎不作思考，立即找到破解的路途，千脆利落的語言每次都激起全場數千人的掌聲和笑聲。
回到宿舍，所有的同學都在談論你的演講，大家都說，報刊上那些經常糾纏著你、要與你辯論的人，如果有機會聽你一次演講，一定會打消念頭。但也有同學覺得可惜了，認為你應該在報刊上有聲有色地展開一場場精彩的辯論，這會給我們層次不高的媒體語言增加很多活力。
但我覺得你沒有必要這樣做。這幾年，我們在電視裡看到，無論是全國還是國際的大專院校辯論賽，你都擔任評委，而且每次都由你擔任主要講評，與此同時，傳媒間總有人用故意的惡語來引逗你與他們辯論，這有點好笑，就像一場球賽正忙著，突然從欄杆外鑽進來兩個小朋友一定要拉出主裁判來與他們比賽一樣。我覺得，你在電視裡娓娓評述著辯論雙方的誤區和差錯，剖析著辯論的訣竅，其實也是在反諷和開導著那些招惹你的人，是嗎？
也許我看多了武俠小說，特別欣賞那些武藝高強而又不輕易出手的人，他們對沖到自己眼前的對手反而有一種同情和憐憫之心。我覺得你也有這種風範。
我不解的是，如果你不參加辯論，那麼藏在身上的辯論本領有什麼用處呢？我們作為普通人，還有沒有必要學一點這方面的技巧？如果有必要，你能向我推薦幾本這方面的書嗎？
劉啟佳
回信
啟佳：
感謝你對我演講的美言。
辯論如果僅僅是一種自我防身的本領，那就把它看小了。男兒立世，只為自己，即便百般武藝也一文不值。
像你一樣，我也欽佩很多武林高手在心態上的大氣，但我自己還沒有學好，需要繼續努力。我很明白，一位聲樂大師不會與歌舞廳小姐一比歌喉，一位將軍不會在與鄰居的打鬥中展現戰略戰術。我曾親眼看見，一位武功超群的朋友走在街上，遇到橫衝直撞的小夥子們總是躲避和退讓，生怕自己失手傷了人。
我不與媒體間的攻難者辯論，主要是考慮到問題本身的無聊，而不是因為自己的辯論水平太高，怕失手傷人。當然有時作為休息時的娛樂，也會診察一下那些文章的毛病所在，為它們設計幾個修改方案，看它們能不能因此變得硬扎一點。有時反過來，也會構想一下如何把這些文章置於邏輯上的死地，像下盲棋一樣，但從來沒有技癢，因為我有一條最嚴格的人生界限：絕不與無聊打交道，哪怕與無聊辯論。
與謬誤辯論，很可能獲得真理；與無聊辯論，只可能一起無聊。
餘秋雨
十五
來信
餘教授：
這兩年"理解萬歲"的口號，不怎麼叫了，但我仍然覺得，人生在世最大的快慰是被人理解，而最大的悲哀是不被人理解。
也許我這個人不容易與別人溝通，每做一件新鮮一點的事，別人總不理解，有時明明做了一件大好事，別人也還是不理解。而我，又沒有心情和機會，向別人解釋清楚。
生活在不理解我的環境裡，就像走在一個荒無人煙的沙漠裡，連喊叫幾聲也聽不到回聲，真是寂寞。
我應該用什麼方法去尋找理解者？
卜伊奇
回信
伊奇：
恕我直言，你上了一種可稱之為"弱者文化"的當，把理解看得太重要了。
除了特殊的合作關係，人與人之間的彼此理解並沒有那麼重要，而且究竟能達到什麼理解程度也很值得懷疑。
我的意見是——
真正的善良是不計回報的，包括在理解上的回報。陽光普照山河，並不需要獲得山河的理解；春風吹拂大地，也不在乎大地的表情。
也不要因為害怕被別人誤會而等待理解。現代生活各自獨立、永珍共存。東家的柳樹矮一點，不必向路人解釋本來有長高的可能；西家的槐樹高一點，也不必向鄰居說明自己並沒有獨佔風水的企圖。
做一件新事，大家立即理解，那就不是新事；出一個高招，大家又立即理解，那也不是高招。任何真正的創造都是對原有模式的背離，對社會適應的突破，對民眾習慣的挑戰。如果眼巴巴地指望眾人理解，創造的純粹性必然會大大降低。平庸，正在前面招手。
回想一下，我們一生所做的比較像樣的大事，連父母親也未必能深刻理解。父母親締造了我們卻理解不了我們，這便是進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