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裡是貝加爾湖邊的一個村子，裡邊住著整整一萬人，這是帝國陸軍無數個屯墾基地之一。
那些高麗人，暹羅人，馬來人，天竺人，還有地上佛國的移民，南洋群島的移民佔據了這個村子裡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數量，剩下百分之二十，是一些軍人家屬，和踴躍拓邊的內陸家庭，當然，還有罪犯。
在新開拓了十二個省之後，政府重新啟用了流放作為刑罰的一部分，雖然因為交通發達的緣故，這個條款最開始被很多人嘲笑，說流放有什麼用，一趟火車就跑回來了。
不過很快，那些嘲笑的人就見識到了政府和道統盟強大的執行力，在司馬良的倡議下，諸子百家和玄門正宗大肆收徒，並定下了一條被許多人敵視的規定。
想要的到真傳的人，想要在門派中從弟子晉升為真傳、長老的人，必須在新的疆土做出成績來，至少要建立一個可靠的據點，並把文化氛圍傳播下去。
這種情況下，大量的年輕人趕赴邊境，大家都是年輕氣傲的人，能不巴結上層、不委曲求全就得到真傳，何樂而不為。
再加上軍墾農場的大量建立，那些被流放者都被塞到了那裡，接受農場和傳道者們的監視，想跑回來可沒那容易，說流放幾年，就流放幾年。
當然在這個過程中，那些犯了不大不小的錯誤的人，可能組建家庭，獲得產業，最終在新土定居，這都是上層樂見其成的。
在這種人口組成下，即使有傳道者們的大力移風易俗，那些被移民來的人還是不可避免地把一些習慣和觀點帶到村落裡來。
最明顯的，就是那些東南亞人，他們一個個崇佛、懶散，最開始的幾個月裡，這些只有在膠質警棍的督促下才會起來幹活。
那些印度人同樣如此，懶散、骯髒、不可靠，而且還要加上一條階級固化。
沒錯，因為被移民來的都是下層種姓的緣故，他們自作主張的把這個一萬人的小基地分成了無數個階層，並且理所應當地把自己放在最底下。
最上層的是管理者和傳道者，他們由軍屬、預備役和有能力的帝國移民組成，負責組織生產、調和矛盾、保衛村落，還得給他們普及知識和文化。
第二層是帝國人，那些受教育程度高、勇敢肯幹的內地移民是這個村落的主要力量，在貝加爾湖打漁的時候，觀測水文、組織人力的是他們，種植松樹的時候，搞來幼苗、聯絡專家的也是他們。
第三層是被看管著的罪犯，第四層是受帝國文明影響深刻的高麗人，還有東南亞華裔——雖然他們可能一個漢字都寫不出來。
最後一層，才是他們這些文盲懶漢組成的印度下層種姓和東南亞人。
不得不說，他們這種想法讓很多傳道者感到撓頭，明明有了平等的機會，為什麼還要給自己找好幾個爸爸、爺爺呢？
這些傳道者們的應對方式各異，自發趕來傳教的佛子們對這種階級很熟稔，一方面催促他們幹活，另一方面則告訴他們在佛祖和死亡面前人人平等，哪怕是有侷限的平等，那也是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