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漢農山谷改造中心關押著1800名囚犯，只有一個法國人——弗雷德里克·皮耶魯齊。所以，2018年7月13日，也就是俄羅斯世界盃足球賽的最後一天，我幾乎成了當日的新聞人物。頭一次，這裡沒有出現爭奪電影片道的問題，所有人都守在螢幕前。非洲人、俄羅斯人、加拿大人和羅馬尼亞人都支援法國隊，墨西哥人支援克羅埃西亞隊。當博格巴和姆巴佩進球時，這裡爆發出喜悅的歡呼聲；當洛里斯失誤時，則有一些騷動。最終，法國隊迎來了勝利的狂歡。氣氛相當不錯，這讓我回想起1998年，那年是法國隊第一次獲得世界盃冠軍，當時我在北京工作，凌晨3點和其他法國人相約在一起看直播。此時看完足球賽，我的心情放鬆了不少，因為月初，我聽說美國司法部已經正式批准我返回法國。雖然我感到放鬆，但還是抱有警戒之心，我總是害怕它會在最後一刻找個藉口，把一個新的罪名安在我頭上，將我扣留。它也許會判我「緩刑」，強迫我在美國再待1年。雖然在此前類似的案件中沒有先例，但如今，無論它對我做出什麼匪夷所思的事情，我都不會感到驚訝。
我最害怕的是那些「告密者」——為美國聯邦調查局工作的囚犯，他們一個接一個出現在莫斯漢農山谷改造中心。我在短短15天內發生了兩次危險。第一次是一個喬治亞人，由於一樁發生在紐約的重大毒品交易案而被逮捕，剛剛住進我們牢房。我的兩個獄友抓到他在翻閱我的檔案。俄羅斯人近來出現在c5監區的次數越來越多，他們馬上展開調查，向監獄外面的聯絡人求證，證實這個人的確是美國聯邦調查局的線人。「國際人」的代表通知了管理員，喬治亞人立即就被調去另一個監區。一週之後，我們又發現另一個圍著我不停亂轉的「告密者」。這一次，管理人員為了使他不被迫害，很快把他送進黑牢。這還沒完。我收到了一封奇怪的信，是懷亞特看守所的一名囚犯寄來的，當時我們被關押在一起。我以前的獄友不可能不知道囚犯之間通訊是被嚴格禁止的。他的信只會讓我受到懲罰。他為什麼要把我置身危險之中呢？他的動機是什麼？難道他也是個「告密者」嗎？停下，算了吧，不要草木皆兵……不要變成偏執狂！不要變成偏執狂！但萬一我已經是了呢？我必須趕快從這裡出去。
7月25日，我通過視訊通話聯絡了一位移民法官，向他確認我希望被引渡的意願。接下來，就只需等待動身日期的到來（一般需要等3~6周）。但是就在最後一刻，我產生了一絲動搖。美國行政機關工作效率低下（我相信他們是故意的），我直接等到刑期結束不是更好嗎？10月底或11月初我就可以出獄了，至少，可以免除我再去法國監獄走上一遭，更關鍵的是，犯罪記錄裡也會留下一筆。我慢慢恢復了理智——還是不要犯傻了，走吧，走吧，越快越好……繼續留在莫斯漢農山谷改造中心，我一定會瘋掉的！
2018年9月9日下午，我懷著焦急的心情，去牢房走廊上檢視出獄人員名單，我的名字赫然在列！這真是巨大的解脫。不過，我恐怕還得繼續耐心等待。美國聯邦監獄管理局將用盡辦法，儘可能拖延我的引渡時間。但是，萬事皆有盡頭。即使最糟糕的噩夢也終會結束。明天早上8點，我就要出發了！
黎明時分，獄警要求我們脫光衣服。前外籍軍團成員「泰拳」也要離開了，他將被遣返回斯洛伐克。在被轉運的過程中，我們必須穿著囚服：短袖t恤、卡其色的褲子、帆布涼鞋。我們和另外5名囚犯戴著手銬，拖著腳鐐，一起在傾盆大雨中上了一輛大巴。幸運的是，考慮到去紐約的旅程大約需要8個小時，他們沒有在我們的手腕間放置會割傷皮膚和關節的小鋼棍。大巴上的空調溫度設定得很低，我們凍得瑟瑟發抖，儘管我們一再要求，獄警還是舒舒服服地裹著派克大衣，始終拒絕調高溫度。快到中午時，我們的車隊停在了軍隊常用的哈里斯堡機場的貨運區稍事休整。跑道邊緣停靠著15輛相似的大巴車、許多輛運動型多功能車，以及很多小型運輸車，它們都在等待著飛機到來。這裡每週會有一天變成中轉分類平臺，所有被轉移到美國各地監獄的囚犯都會來到這裡。當一架飛機緩緩停下時，數十名手握步槍、穿著防彈背心、全副武裝的警察圍著舷梯站成一圈。
夜幕四合，大雨如注，鐐銬加身的我只穿著涼鞋，在獄警的罵聲中緩緩前進。在滑溜溜的走道上，每走1米我都感覺隨時要摔倒。這簡直就是恐怖片裡的場景。就在我步履蹣跚地朝飛機走去時，有個獄警在最後一刻把我從隊伍裡拽出來，推上一輛大巴。與我的預想相左，我並不是要登上飛往紐約的飛機。車子很快開動了，一個獄友（他經歷過這種陣仗）告訴了我新的目的地：位於賓夕法尼亞州東北部戒備森嚴的迦南監獄。我們在傍晚時分抵達了迦南監獄。進入監獄的過程痛苦而漫長，持續了將近4個小時。最後，我們癱倒在牢房裡，又餓又渴——我們從早上開始就沒喝過水。醒來後，我瞭解到，我們必須在這個地方等待24小時，然後才能去紐約曼哈頓。我現在幾乎沒有關於迦南監獄的記憶了。我什麼都吃不下，因為食物都是臭的，囚犯們互相提防。2011年，這座監獄發生了美國曆史上最嚴重的沙門氏菌中毒事件：300多名囚犯，甚至包括獄警，都在吃了雞腿後中毒。
晚上10點左右，我們又重新上路，朝布魯克林看守所方向駛去。凌晨1~5點，一行人做了短暫的休息，我們和其他36個人（4個拉美裔、32個非裔）擠在一起，被關在一個像牲口棚一樣的籠子裡。我和「泰拳」是僅有的兩個白人。終於，這段令人難以忍受的行程結束了。不到400公里的行程，我們用了3天時間才走完。
2018年9月12日，我來到曼哈頓南部的大都會改造中心，仍然戴著手銬，拴著鐵鏈。我驚呆了：2013年4月14日被美國聯邦調查局逮捕並經歷第一次審訊後，正是在這個監獄裡，我度過了第一個地獄般的夜晚。那是五年半以前的事情。
大都會改造中心和懷亞特看守所一樣，是個安保極其森嚴的監獄。美國媒體稱它為「紐約關塔那摩」。這裡關押著等待被審判或引渡回國的窮兇極惡的罪犯。在監區裡，我的正對面關押著一個身負3條人命的謀殺犯。左邊的囚室裡是一個孟加拉人，幾個月前他因攜帶炸藥意圖炸燬紐約地鐵而被逮捕。樓下的囚室則關著綽號為「矮子」的墨西哥毒梟華金·古茲曼的兩名副手：其中一名是被控謀殺158人的殺手；另一名則是古茲曼的「銀行家」，負責把毒品交易得來的贓款洗白。古茲曼則被單獨關押在樓上的牢房裡。
幸好，我還沒來得及安頓下來，會見室裡就有人找我。有個大驚喜在等著我。法國駐紐約副領事傑羅姆·亨利和社會服務部門的負責人伊蓮娜·林戈特女士提出要求，要在我到達大都會改造中心後，第一時間見到我。由於度過了兩個不眠之夜，我一直沒能洗澡，非常狼狽。但無論如何，看到他們，我就放心了。我們商議了將我引渡回法國的所有操作細節。由於移民官員「不慎弄丟」了我的護照，他們被迫給我簽發了一張特別通行證。傑羅姆·亨利還給我送了些衣服（雖然這聽起來很傻）。這些衣服是克拉拉在網上下單購買的，直接寄到了領事館。當時，我只穿著一件t恤，經過3天的奔波，衣服已經髒得沒法看，僅有的一雙帆布涼鞋也扯壞了，我只好光著腳走路。事實上，我還要在大都會改造中心再等8天，也就是9月21日才能回到法國。我不得不在這個擠滿了可怕的殺手和恐怖分子的「臭水溝」裡再熬上一週。之所以叫它「臭水溝」，是因為這裡的衛生條件極其惡劣。整座監獄都很潮溼，所有的水管都在漏水，而大多數淋浴裝置已經年久失修，根本不能使用。廁所永遠是堵的。我們這一層有一間牢房的門關不上，因此被廢棄了，成為一個垃圾場，散發著令人作嘔的氣味。但最可怕的還是晚上，兇殘的老鼠成群結隊地出現，它們會毫不猶豫地啃咬囚犯的臉或額頭，把人從夢中驚醒。因此，所有人睡覺的時候都用毯子把頭矇住。而且，我身無分文。食堂賬戶裡的餘額沒有從莫斯漢農山谷改造中心轉到大都會改造中心，所以我什麼都買不了。我沒有碗、沒有杯子、沒有勺子，也沒有鞋。由於其他囚犯也都面臨著相同的情況，我們只能將就。最後，我們好不容易搞到了一雙涼鞋，4個人輪流穿。這真是度日如年，時間彷彿永無盡頭。為了消磨時間，我開始做數學題。我還輔導了一位來自海地的年輕人，他希望有一天能通過ged考試（相當於法國的高考）。
9月21日終於到了。法國監獄管理機關的工作人員必須直接到大都會改造中心接我，嚴密護送我前往肯尼迪機場，帶我登上一架飛往戴高樂機場的飛機。然而，直到最後一刻，我都擔心我的引渡會被突然取消。那天正好是墨西哥毒梟華金·古茲曼接受審判的日子，數百名美國警察封鎖了大都會改造中心和布魯克林大橋附近的街區，如此大規模的人員部署令人印象深刻。最後，航班起飛前3個小時，我被人從牢房裡揪了出來，被從頭到腳拴著鐐銬扔進警車。我們的車隊穿過紐約的街道，為了按時抵達機場，車速飛快，警笛聲大作。直到上了登機舷梯，我才算被正式移交給法國政府。
最後，我登上了法國航空公司的飛機，有3位監獄工作人員押送我。他們在巴黎調查過我的情況，知道我並不危險，所以我的手銬很快就被摘掉了。我們坐在最後一排，互相交談，我甚至有了一種作為自由人旅行的感覺。
凌晨5點30分，飛機降落在戴高樂機場，我簡直想跪下來親吻法國的土地。離開機場後，他們把我帶到博比尼法院，作為移交引渡罪犯的例行程式，我被交給一位法國檢察官。之後，我被關押在一間牢房裡，等待量刑官決定我的命運。那一刻，我迫切希望能夠在當天就被釋放。不幸的是，沒有能夠處理這件事的值班法官。在牢房裡等待了20個小時後，我被帶到維勒班特的一個拘留所。我至少要等到過完週末，寄希望於下週一有法官來審查我的案件。在拘留所，我受到了非常專業的「接待」。為了保證安全，他們提出為我安排一間單人牢房，我欣然同意。在集體宿舍住了1年之後，我終於可以一個人待著了！終於可以有點兒隱私了！終於生活在稍微舒適點兒的地方了！牢房很寬敞，有電視和獨立衛生間，伙食非常不錯，警衛也很有禮貌。毫無疑問，我享受到了「特殊」優待。此外我還聽說，負責阿爾斯通事件的法國國民議會調查委員會主席奧利維爾·馬萊克斯在我抵達法國當晚就去了維勒班特的拘留所，希望見我一面。但那時我還困在博比尼法院的牢房裡。
週一早上，也就是我回到法國72小時後（對於司法程式來說這是非常短的時限），量刑官花了一些時間來處理我的案件。他很快批准了我的假釋申請。
2018年9月25日，星期二，下午6點，距我在肯尼迪機場被捕已經過去了五年半時間。在美國監獄裡被關了25個月——其中15個月是在高度警戒的監區內——之後，我出獄了。
我終於重獲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