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希望是徒勞的。馬克龍從未向特朗普傳送任何與我有關的信函。但愛麗捨宮還是有所行動的。我身邊的所有人都被動員起來：我的家人給總統寫了兩次信；我的律師，保羅-阿爾伯特·伊文斯也發動了他的關係網；許多政治家也公開表示支援我。離開法國廣播電臺後，馬修·阿倫加入了《新觀察家》雜誌社，幾位前部長終於不再沉默，紛紛撰文，在雜誌上發表文章。「美國司法部自稱有權審理弗雷德里克·皮耶魯齊的案件」，曾在弗朗索瓦·密特朗總統、希拉剋總統手下先後擔任工業部、教育部、國防部和內政部部長的讓-皮埃爾·切韋內恩表示：「我贊成將他引渡回法國。」他補充道：「必須釋放皮耶魯齊。在這起案件中，他的遭遇已經達到甚至超過人們可以忍受的極限。」皮埃爾·勒魯什評價道：「皮耶魯齊是一個替人受過的小角色，他做了自己應該做的事情，為所有參與這場交易的人承擔了罪責。」一位曾在弗朗索瓦·菲永任期內負責歐洲和外貿事務的前國務秘書甚至公開表示擔心我的安危：「我很擔心他會有什麼不測。美國司法部門只信奉力量對比，強者為王，而且它可動用的資源極為豐富。」蒙特伯格則憤而聲稱：「應該進監獄的根本不是弗雷德里克·皮耶魯齊，而是阿爾斯通的執行長柏珂龍，他才是導致這場慘敗的罪魁禍首。」加來海峽省的議員丹尼爾·法斯奎爾更加不留情面地批評：「阿爾斯通的領導層對弗雷德里克·皮耶魯齊的命運毫不在乎。柏珂龍不僅從案件中成功脫身，還得到了一大筆獎金。最讓我震驚的是，皮耶魯齊先生鋃鐺入獄，而柏珂龍卻拿了支票走人。這位船長丟下了他的船，拋棄了船員，自己去逃命了。」
這是我第一次冒險嘗試利用媒體公開我的案件。事實證明，這一策略成效顯著。當然，馬克龍並沒有直接要求特赦我，但陪同他前往華盛頓的法國司法部長妮科爾·貝盧貝與美國司法部長傑夫·塞申斯進行了會談。司法聯絡官瑪麗-勞倫斯·納瓦里也出席了這次會談，她為我的案件進行了辯護。「怎麼能拒絕引渡弗雷德里克·皮耶魯齊呢？」她敦促美國政府儘快行動，「這個案件符合所有的要求：不是暴力犯罪案件，不是販毒案件。皮耶魯齊在美國沒有工作關係，在法國有年幼的孩子，沒有針對判決上訴，全額繳納了20000美元的罰金，一半以上的刑期都是在戒備森嚴的看守所中度過的……」於是，傑夫·塞申斯同意讓我重新提出管轄權移送申請——納瓦里告訴我，傑夫·塞申斯還承諾會在辦理過程中加以關照。這是一種外交措辭，意味著他們將會積極回應。這真是奇蹟！但是，這僅僅是通往自由的艱苦鬥爭的開端。納瓦里提醒我：「您必須等待美國司法部的正式批准。」她詳細介紹了流程：「在這之後，要向移民法官進行預約（可能需要等待數週），然後您會被轉移到布魯克林或者曼哈頓的監獄（同樣，可能需要在監獄裡再等待數週）。最後，您才會被送回法國。」但我到達巴黎並不意味著結束。下飛機後，我會被帶到一位檢察官那裡，暫時被關押在法國監獄裡，之後才能申請假釋。是的，全套流程可能會耗時幾個月。但即使我只贏得一天的自由，這場戰鬥也是值得的。因為，留在這裡的每一天都像身處地獄。
我曾希望，隨著春天的到來，緊張的氣氛會有些許緩和。但是事實相反。昨天，我的一個同伴，一位來自喬治亞的「國際人」，差點兒遭到墨西哥人的群毆。他們斥責他不講衛生，甚至連前外籍軍團成員「泰拳」都未能倖免。他在下午3點時想一個人安靜地看會兒終極格鬥錦標賽（一種武術和搏擊運動的結合體），但是墨西哥人鎖定了電影片道，根本不讓他看別的節目。
是的，2018年4月，一切都變得更加黑暗、更加暴力，或者可能是我自己的忍耐能力下降了。有時候，我非常害怕每夜都被同樣的噩夢糾纏……這段無望的日子根本看不見盡頭。最重要的是，我害怕被送進單人牢房。
在監獄裡，什麼事情都瞞不住。很快就有流言說我馬上會被引渡，這引起了其他犯人的妒忌。有很多類似的故事流傳著。有時出於嫉妒，其他囚犯會花錢僱用身無分文的同伴，讓他去毆打快要被引渡的人。最後，這兩個人會被關進黑牢，一項針對此事的「調查」（一般會持續3個月）也會隨即啟動，導致引渡被擱置。因此，很多人會隱瞞自己離開監獄的日期，避免被別人找麻煩。
更加糟糕的是，最近一段時間，莫斯漢農山谷改造中心的管理層讓我的日子很不好過。是因為他們對法國政府的干預感到不滿嗎？他們想讓我為我得到的支援買單嗎？
連續兩週，他們都不再向我轉交我家人和朋友寄來的報刊。我收到了箋頭印著「司法部/聯邦監獄管理局」的4封通告信，寫著「信件內容違規」。一般來說，只有在信件裡夾帶色情圖片或者郵票背後藏著毒品的時候，才會收到這樣的警告。
於是，我去找管理人員。接待我的人是一個喜歡為了小事刁難囚犯的人，他給了我兩個選擇：要麼由他銷燬這些報刊，要麼把它們退回給寄件人。但是，要是退回的話，就得由我出錢。我試著跟他講道理，但是根本沒用。很快，對話就演變成了爭吵。隨後，這個蠢貨給我展示了十幾張加布裡埃拉和拉斐拉度假時拍的照片，這是我的朋友萊拉寄來的。但是他說不能把這些照片給我，因為它們的大小不是美國通行的標準——唯一「合法」的照片尺寸。我竭力向他解釋歐洲的照片規格與美國不同，但這是白費口舌的，他什麼也不聽。面對這樣的荒唐與惡意，我怒不可遏。幸好，在我馬上要做出挨罰的蠢事之前，另一個獄警及時阻止了我。
運營莫斯漢農山谷改造中心的geo集團管理囚犯的條例堪稱傲慢無禮，它也許更應該好好管管自己的工作人員。監獄裡有傳言說，供應商賄賂了一名管理人員（看來不只是阿爾斯通有這種事），他不得不連夜離職。我不知道這條訊息是否準確，但說實話，我覺得這真是可笑！囚犯間流傳的另一條訊息則更加令人吃驚：4月中旬，在南卡羅來納州一座與莫斯漢農山谷改造中心相似的監獄裡，囚犯間的鬥毆造成7人死亡、14人重傷。在發生騷亂的7個小時中，獄警沒有出手干預，然而南卡羅來納州州長亨利·麥克馬斯特對此事不以為意。「我們知道，但監獄是安置不守規矩的人的地方。因此，看到他們使用暴力也不足為奇。」他告訴《華盛頓郵報》。他竟如此冷漠無情！一個人無論再怎麼可惡，他的性命難道這麼不值錢？說這話的麥克馬斯特所在的國家擁有全球最高的監禁率——是的，這個國家就是美國，不是印度或沙烏地阿拉伯。2012年，美國約有220萬人被投入監獄，佔全球囚犯總數的25%，這個數字讓我驚訝，在法國，進監獄的人比美國少1/10。而在美國，1/3的黑人一生中至少會進一次監獄。
同懷亞特看守所一樣，莫斯漢農山谷改造中心的許多囚犯幾乎不會閱讀和書寫。因此，我幫助他們撰寫行政文書，甚至幫他們制訂未來的商業計劃。事實上，有的囚犯在原籍國已經買了一些土地，他們希望在被驅逐出美國後從事一些合法的生意。有個墨西哥人希望將杧果出口到加拿大，還有個多明尼加人希望把他的可可種植園中的產品出口到國外，有個迦納人甚至在被捕前就創辦了一個有機農場。
我逐漸習慣了和這一群身陷囹圄的「企業家」在圖書館碰面，這讓我有事可做，覺得自己還有點兒用處。但我在構思自己的商業計劃時卻屢屢碰壁。夏天來了，我仍然在等待美國司法部踐行向法國司法部長妮科爾·貝盧貝做出的承諾——批准我的管轄權移送申請。我並不確定他們是否會這麼做，而且我已經沒有律師了。斯坦通知我，我不再是他的委託人。從我被宣判有罪的那一刻起，由於我無力支付律師費，並要求他把賬單寄給他的僱主阿爾斯通，所以斯坦認為他沒有義務繼續為我辯護。事情究竟是不是如此，值得商榷，但想到他給我幫的那些倒忙，我就毫不猶豫地同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