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天前，記者馬修·阿倫給我發了條簡訊。他想了解我的遭遇，並獲取一些關於通用電氣收購阿爾斯通的訊息。當時我戒備心很重。在同意見他之前，我詢問了身邊的一些人，包括我妹妹朱麗葉特。她對我說，她經常在廣播中聽到馬修·阿倫的聲音，也讀過他的書，覺得他應該是「認真的」。儘管如此，我還是顧慮重重。我尚在保釋期，還未接受審判，因此我仍然隨時有可能再次身陷囹圄。我擔心，如果美國檢察官得知我向媒體吐露案情，他們會讓我付出巨大的代價。3周前，我結束在美國的監獄生活，回到了自己家，我理應感到知足和放鬆，但我的心情卻難以平復。我生活得小心翼翼，如履薄冰。當我被羈押於懷亞特看守所時，我創造了一套密碼以便和親友溝通。我們共同選擇了一本書，給50多個姓名分別編好了數字和字母。我曾經認為，有了這套密碼，我們就能交換一些「保密」資訊。然而因為它們太難記，所以我們幾乎從來沒有用過。
這個時候，我還是感到有一些緊張。見記者，我會得到什麼呢？這會不會又是一個陷阱？此前有人嘗試聯絡我或克拉拉，但都被我們謝絕了。或許我之後會後悔，但最終，我還是決定於2014年10月9日見一下這位記者。
我指定了這次見面的地點，就在凡爾賽老城中心的集市廣場。我熟悉這個地方。所以，我就能確認他是否偷偷帶了攝像師。
還好，很明顯他孤身前來。不過，我依舊將信將疑。因此，我開車靠近他的時候，始終沒有離開駕駛座，並且示意他快點上車，甚至沒顧得上和他問好就開動了車子，我在中心區轉了好幾個彎，確定沒人尾隨後，才全速駛向凡爾賽宮。我計劃陪他在安德烈·勒諾特爾設計的凡爾賽宮廣闊的園林裡散步，以便一旦有監視的人靠近，我就能及時發現。
後來我發現，就是在這種有點兒於布王式的劇情中，我結識了馬修·阿倫，當時他是法國廣播電臺綜合臺的記者。他倒沒因為這場奇特的開場戲感到不快，反而覺得挺有趣。我們一起在凡爾賽宮的園林中漫步了一個下午。自打我從懷亞特看守所出獄後，我習慣性地走得很有節奏，幾乎每天都會長時間散步。這使我感到平靜，也讓我覺得自己做了些運動。我們邊走邊說，剛開始的時候只是隻言片語，後來就滔滔不絕。在某種意義上，我覺得這是一種自我釋放。他只用幾個問題就獲得了我的信任，接著我就向他吐露了一切：監獄、鐵鏈、屈辱、沮喪、恐懼、我家人的不安、流氓歹徒、吶喊……阿爾斯通。我東一榔頭、西一棒槌地向他描述，一些企業如何通過賄賂在國際市場中佔得先機，企業的高層如何利用一套程式掩蓋這些行為，我是如何被出賣的。我對他講的重中之重，就是美國人設下圈套，陷害我們。他們操縱了柏珂龍，而柏珂龍為了逃避重刑，決定乾脆賣掉阿爾斯通。
我很快就發現，馬修·阿倫對我的遭遇只是略有了解，但對阿爾斯通被迫賣給通用電氣這件事卻知之甚多。然而，媒體對此卻表現得諱莫如深，這十分讓人驚訝。
2014年7月，《星期日報》的記者布魯娜·巴希尼撰寫過一篇關於我的題為「阿爾斯通被詛咒的高層」的短篇文章，講述了「戰士皮耶魯齊是如何掉入陷阱的」。除了我和我的親友，這篇文章並沒有引起普羅大眾的關注和討論。
馬修向我透露，阿爾斯通內部曾有人向他示警，某位高層曾經主動提出跟他見面，向他揭露交易中有關司法方面的秘密行為。根據這位高層的說法，柏珂龍確實是在威逼利誘之下才將企業賣給美國人的。阿爾斯通的其他高層對此也深信不疑。馬修還就此事和一些政界人士交流，對於柏珂龍把法國工業界的龍頭企業偷偷摸摸轉賣的做法，所有人都感到極為憤慨。但為什麼沒有人出來拉響警報呢？他向我解釋說，原因既簡單又不幸：沒有一位參與談話的人願意被錄音，甚至沒有人願意公開自己的身份。
我對他坦陳，換作是我，我也會這樣做。考慮到我的現狀，強出頭實在過於冒險。我甚至請他把我們的談話內容藏在心裡，不要公之於眾。他答應了，並且履行了諾言，因此我們才有了後來的合作。我們隨後又見了幾次面，雙方都試著用各自的方式和渠道，以便證明或者推理出一個結論：美國針對阿爾斯通的做法打響了地下經濟戰。但路漫漫其修遠兮，唯有耐心應對。
2014年10月初的一天，我和馬修邊走邊聊了一段時間之後，決定分頭行動。馬修打算去搜集所有的證人證詞，我去尋找相關的隱情及秘密檔案。開展這項調查，成為我們共同的事業。
在我們見面3周後，我收拾行裝準備重返美國。准許我返回法國的逗留許可時間為8周，現已行至尾聲。我在臨行前9天，收到了斯坦的簡訊：「您可以在您的國家待到2015年1月26日。」勞倫斯·霍斯金斯一案被推遲了。我因此又多了3個月的喘息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