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就是這樣的。在車裡時，我還不願相信這一切。那些早已是陳年舊事，和當下的利害毫無關係。但是現在，我卻不得不面對現實。印度尼西亞的那個魔鬼案子——蘇門答臘島的塔拉罕發電站專案——又找到我頭上了。2003年，這個發電站專案開始招標的時候，我還未到新加坡任職。當時是印度尼西亞專案招標初期，我們和丸紅株式會社組成聯合體，參與投標競爭。當時，阿爾斯通陷入了嚴重的財務困境，甚至瀕臨破產。這筆合同儘管看上去利潤不高（1.18億美元中只有6000萬屬於阿爾斯通），但卻具有很強的象徵意義。印度尼西亞蘇門答臘島上的這座發電廠，雖說在世界上微不足道，但是它卻能夠提振公司的聲望。
在美國聯邦調查局的審訊室裡，布盧姆向我透露了抓捕我的理由。我在等候檢察官做進一步解釋時，思緒回到了2003年，當時我們為拿下塔拉罕專案付出了太多心血。我無須感到羞恥：在這個時代，在某些國家，行賄早已是司空見慣的事，儘管表面上不被允許。而且我知道，阿爾斯通曾經求助於兩個中間人。當然，他們不是我找的，但是我承認，我知道他們的存在。
我剛回憶起那段時光，門就開啟了，在布盧姆的陪同下，一個男人走了進來。他看起來有35歲，又瘦又小，毫不掩飾自己的傲慢，我感覺他簡直就像個暴發戶。他用機關槍似的語速開始誇誇其談：
「皮耶魯齊先生，我是大衛·諾維克，康涅狄格州的聯邦檢察官，負責阿爾斯通，也就是您所在公司的案子。因行賄一事，我們已經向貴公司提起訴訟，而您正是因為此事接受質詢。這次訊問由我負責。您被指控參與了在塔拉罕發電站專案中向一位印度尼西亞議員行賄。這屬於向外國公職人員行賄，在美國《反海外腐敗法》sup/sup的管轄範圍之內。3年以來，我們一直在調查阿爾斯通在許多國家的行為。按美國法律規定，當時貴公司早已收到相關通知，卻仍然違背承諾，自2010年起拒絕與美國司法部展開合作。阿爾斯通沒有遵守任何一條承諾，一條都沒有！」
他看上去很憤怒。我很想回答他：「我既不是阿爾斯通的執行長，也不是阿爾斯通的法務總監。誠然，我是一位管理者，但我既不是董事會成員，也不是執委會成員。我……」但那位檢察官沒給我留一點兒繼續想的時間。
「皮耶魯齊先生，我強烈建議您不要給您的公司打電話。我們希望您能為我們效力……」
剎那間，我的大腦全亂了。這位司法官員在要求我做什麼呢？
「我們希望您能為我們效力……來對付阿爾斯通及其管理層。我們很清楚您在阿爾斯通的位置，也清楚您在塔拉罕專案中的位置。我們非常清楚，在和印度尼西亞的交易中，雖然您扮演的不是決策性角色，但是您瞭解一切。我們想要的，就是起訴阿爾斯通的最高領導層，尤其是阿爾斯通的執行長柏珂龍先生。因此，我們要求您不要告知他們您正在被質詢。這就意味著您不能與他們取得聯絡，您要放棄聘用律師。您明白了嗎？」
不，我不明白。但也可以說，我意識到他們正在開條件，正在策劃一場交易。諾維克是在暗示我做他安插在我們公司內部的線人……此時的我還完全沒有把時差倒過來，我已經24小時沒有睡覺，還一直戴著手銬，銬在這根鐵槓上，任由他們擺佈。我到底需要明白什麼？他一直含含糊糊，只是翻來覆去地命令我：「千萬不能告訴任何人！」但這對我來說根本就不可能。
正當他努力地讓我保持沉默的時候，我彷彿又看到自己坐在阿爾斯通為高層管理人員舉辦的培訓會上。那是我被捕前不久的事——生活有時就是這樣諷刺，其中的內涵只有參與過的人才會懂。培訓會的主題是關於我們這一行的法律風險。法務專家交給我們一張名片大小的紙片，上面寫著一些電話號碼——一旦我們被捕，就撥打這些電話。其中就有凱斯·卡爾的電話，他是我們集團的現任法務總監。法務專家在會上叮囑我們，要隨身帶著這張小紙片。另外，如果我們不幸要面對法官或者警察，那也永遠不要違反培訓會上三令五申的兩條原則：第一，什麼都不要說；第二，給阿爾斯通的法務總監打電話，他會立即指派一名律師來到這位不幸的員工身邊。這兩條原則我牢牢記住了，而且我不會掉到那個檢察官給我設的陷阱裡去——那時我無論如何都堅信這一點。作為一名優秀的「戰士」，我絲毫沒有考慮這會讓我付出怎樣的代價，就執行起培訓會上法務專家叮囑我們的準則。我不能不通知我們的法務人員。
我向檢察官解釋：
「請您聽清楚，我從未被逮捕過，我也不明白你們想要什麼。所以，我要求你們允許我通知我的公司，以及法國領事館。」
檢察官神情堅定，朝一位探員打了個手勢，此人把黑莓手機還給了我，手機在我被捕的時候就被沒收了。我立刻試著聯絡集團法務總監卡爾。巴黎此時是凌晨5點，電話無人接聽。但是，我最終聯絡上了蒂姆·庫蘭，他是阿爾斯通鍋爐分部在美國的主管。我和他原本約定第二天在康涅狄格州的溫莎見面。我向他簡單陳述了一下情況。他非常吃驚：
「這事出在你身上，實在不可思議，簡直荒唐。我們會立刻把你從那裡解救出來的。我馬上給總部打電話。」
庫蘭的話讓我安心了一些。檢察官出去後，兩個探員開始搜身，並且對我手提箱內的物品登記造冊。我仍有一次撥打電話的權利，因此猶豫著要不要給我的妻子克拉拉打個電話，但我放棄了這個念頭。何必讓她擔心呢？那一刻我依然堅信，這不過是一場幾個小時的糾紛，很快我就會恢復自由。諾維克表現得再怎麼面目可憎也無濟於事；他再怎麼振振有詞，說阿爾斯通正遭受著長達3年的反行賄調查，說集團對美國司法部的命令置之不理，說集團對各種質詢充耳不聞，說集團裝傻充愣……通通無濟於事。這些我都不信。更準確地說，我也不想去信。我的信念足以刻碑為證：我毫無保留地相信，阿爾斯通會以最快的速度把我從這場危機中解救出來。我知道我可以相信我們的執行長。
在來紐約前的幾個星期，我還和柏珂龍共進晚餐。他邀請我和幾位在亞洲工作的集團領導，一起去新加坡參加一場盛大的招待會。招待會的地點是個傳奇之地——濱海灣金沙娛樂城，這是新加坡最熱門的酒店。這座酒店聞名遐邇。那是一座令人一見傾心的建築，在57層有一個宏偉的露臺，延展到海面之上，如同艦船上突出的船艏。集團法務總監卡爾也在場。這倒沒什麼新奇的。數年來，阿爾斯通在亞洲發展了大部分的能源業務，以至於柏珂龍正計劃把集團總部的一部分搬遷到新加坡。2012年底，集團剛剛多租了一層樓，用來容納來自巴黎的一部分員工，柏珂龍也頻繁地來新加坡。於是集團裡謠言四起，說執行長正在考慮將阿爾斯通的稅務註冊地址遷至此地（這是完全合法的）。確實，新加坡的稅收政策非常吸引人（最高20%，還沒有算上稅收減免），而且阿爾斯通新加坡分公司的負責人沃特·凡·韋爾士在2013年初開始考察這座城市，以求為柏珂龍找一處「行宮」。他造訪了很多別墅。
老實說，我對這些都不感興趣。我算不上柏珂龍的親信，儘管我們之間早已習慣了以「你」相稱，但還是禮貌有加。來紐約前的一週，我還陪他去了一趟印度，會見信實工業集團的領導。信實工業集團是印度最大的私營聯合大企業，歸安巴尼家族所有。柏珂龍是個商人，也是個舉世無雙的談判高手。他毫不猶豫地隻身一人跑遍全世界，只為能夠當面接觸他的合夥人。有時他毫不妥協，甚至近乎粗鄙，但他也會通過花言巧語來討好和吸引客戶。在工作現場也能直接發號施令，不留情面。
在濱海灣金沙娛樂城的那場罕見的晚宴上，集團法務總監卡爾——柏珂龍的眾多忠實擁躉之一，曾是我所在的能源部的法務主管，與我相識多年——走到我身邊，敬了一杯酒後，他悄悄地說：
「弗雷德，你還記得塔拉罕的那場交易和美國人的調查嗎？為了那次調查，我們也搞了個內部自查。」
「啊，那肯定記得。怎麼了？」
「沒什麼。你肯定沒什麼好怕的。一場內部調查早就把你澄清了。不過有些員工有點兒麻煩。」
我當時一下子沒反應過來，儘管我感覺到有些奇怪，他竟然在雞尾酒會上跟我提起這件事，我們以前從未談過此事，即使是2010—2011年我在接受內部審計的時候也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