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天樂記得一部美劇裡有過這樣的劇情：有個女孩一直心神不寧，總擔心有什麼事要發生，但好像又什麼都不會發生，焦慮得不行。心理醫生詢問了她的近況之後說，這種焦慮症基本上是因為她剛剛搬完家引起的。「搬家其實屬於很重大的生活變動，排在親人去世之後。」心理醫生篤定地說道。楊天樂當時覺得這話太有道理了。只有他們這些每一兩年就要搬一次家的人才能明白其中的深意。
在旁人看來，搬家不過是給搬家公司打個電話，搬到新住處，用兩三天收拾一下罷了。但實際上遠非如此。
每次搬家，楊天樂都會對著一堆東西發呆。他不知道那些東西到底該扔掉還是該搬走。如果一股腦打包，下一次搬家還是個麻煩。很多東西看起來沒什麼用了：再也不會去讀的書，一幅裝飾畫，多年前旅行、出差帶回來的兩個石頭做的小人紀念品。它們以合適的角度躺在書架上、懸掛在牆壁上，但搬家的時候瞬間從生活情趣變成了累贅。他有時候也想徹底扔掉了事，但拿起來每一件，都會本能地想到當初購買時的情境。說到底，那些東西並不只是一個物件，而是生活痕跡和回憶的承載物。
有幾張cd是大學時買的。為了買那幾張正版唱片，他存了幾個月的生活費。現在人們都用手機隨便聽聽歌，連下載都懶得下載，但拿起那些cd，就能想起大學懶散的時光，手中的物件也隨之變得柔軟起來。還有那張小小的銅版畫，是他和錢瀟在杭州一家小店裡淘到的。如果這些可以扔掉，那生活其實可以更加利落地斷舍離。可真的把一切都斷舍離之後，生活就會變成光禿的骨骼，而我們願意擁抱的，是生活的肉身。
搬家的次數多了，再逛街或者旅行想買點什麼東西時，他們都會本能地想到，搬家的時候是不是會添很多麻煩？每次閃過這樣的念頭，都會覺得特別掃興。這個時候就會恨恨地想，還是得買個房子。生活不就是被這些有趣的小細節支撐著走下去的嗎？不然還有什麼意思。
搬家打包如今對於楊天樂和錢瀟來說已經駕輕就熟，早就沒了最初的不知所措。他們不用說話就能配合默契，一個人抬起箱子，另一個人迅速纏繞膠帶。過程中，兩人通常一語不發，像流水線上的資深工人。
那幾天，他們就坐在越來越多的箱子上吃飯。在箱子的縫隙中穿梭著去廚房、臥室、洗手間。
由於新家和現在的住處只隔著一棟樓，楊天樂和錢瀟覺得沒有必要找搬家公司折騰。小區旁邊常年停著幾輛麵包車，車廂裡的座椅被拆除了大半，擋風玻璃上插著一塊紙板，上面寫著「搬家送貨」，幾個工人鑽在車裡打撲克。楊天樂去問了一次價格，他們沒有傢俱要搬，只是樓層比較高，工頭看都沒看他，一邊惡狠狠地甩著撲克一邊說：「六百五啊！」楊天樂答應了。
搬家那天是個週六，早晨九點，三個師傅來了。他們陸陸續續開始幹活，還挺像樣子。楊天樂去新家等著，錢瀟留在舊居。搬了幾趟，工人們累了，坐在一個箱子上，掏出一盒煙，問楊天樂：「在您這兒抽菸行嗎？」楊天樂趕緊說：沒問題，我也抽。說著從口袋裡翻出自己的煙，給師傅們遞過去。
三個工人中兩個來自河南，一個來自安徽。楊天樂聽他們抱怨賺錢太少，物價太高，孩子在老家上學，一年就得八千多。然後問了問這房子的房租，撇撇嘴沒說話。楊天樂問工人：「你們住哪兒啊？」年紀最大的那個說：「就往前三四站地，李家溝那邊，有一片地下室。」楊天樂點點頭。他路過那裡幾次。一片更老的小區，周圍和中央空地上生長出一個個通往地下的入口，入口上端掛一塊「某某公寓」的破舊招牌。
那些地下室是曾經的防空洞、防核地堡，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冷戰的產物。當年，人們費盡心思在很多城市的地下挖建了眾多不見天日的備戰坑道。數十年之後，用原子彈威脅彼此的國家握手言和做起了生意，那些殘留下來的地堡也順勢被改頭換面出各式各樣的商業功能。重慶的變成了火鍋店，西安的改成了夏天納涼的棋牌室，北京的變成了「房子」。人太多，地太少，人們只能摞起來住。向天空延展的越來越貴，就開始調頭往下，向地心一頭紮下去。在北京，有超過一百萬人居住在那些地堡裡，收廢品的、賣苦力的、拖家帶口長年駐紮北京看病就醫的、餐廳服務員，還有工作沒著落的大學生……最初，人們悄無聲息地居住在地下。慢慢地，他們還是被記者發現了。電視臺的人扛著攝像機去拍攝，新聞和紀錄片都多了起來。記者做出悲天憫人的姿態，嘗試訴說這些人的苦難和堅忍。那些畫面滿足了居住在地面上的人們的獵奇心，同時也讓居住在地下的人們暴露了行蹤。漸漸地，地堡收縮，被騰清、被關閉，不再允許住人。北京是一座國際化大都市，怎麼能允許有人不見天日？所以那些人只能爬出地堡，搬運起行李，遷徙到更遠的地方，或者，就此離開。
工人們和楊天樂唸叨，他們前兩年也離開了北京一段時間，有的去了河北，有的去了天津，還回過老家，在省會待了一段時間，但是半年多又都回來了。「那些地方住得是便宜點，其實也差不多。掙得還少呢。在北京不怕沒活幹，那些地方就不好說了。」一個搬家師傅搖著頭說。楊天樂覺得自己和他們沒有任何差別。
很快就到了中午，東西搬了一多半。楊天樂猶豫著要不要客氣一下，請三個人吃頓飯。他還沒說話，年紀最大的工人說：「您看，是不是能給我們加點？東西太多了。」楊天樂沒反應過來。「您給加兩百吧，要不真沒法幹了，我們也辛苦，您看呢？」三個人都坐下，掏出煙，還遞給楊天樂一根。楊天樂覺得自己真傻×，剛才還想著要不要請人家吃飯，人家才不跟你客氣呢。他實在不想再為這些事掰扯，就答應了。工人們站起來拍拍屁股，說：「我們去吃個飯，吃完馬上幹活。」陸續出門走了。
楊天樂坐在一個箱子上，點了一根菸。這一天陽光不錯，從朝南的窗子射進來，攤在光禿禿的床墊上。樓下搖搖椅的音樂輕聲傳來。不知道哪棟樓裡有孩子在學習古箏，絃聲不斷。掃弦、止音，音符連貫起來，瞬間又都亂掉，週而復始。每隔半小時，就會聽到發洩式地敲砸琴絃的聲響，靜謐幾秒鐘之後，又無奈地重複起了之前的段落。
不知道是錯覺還是真的有什麼不可言說的磁場，楊天樂總覺得不用看日曆，從外面的聲音和氣氛中就能判斷出這一天是週末還是工作日。週六總有一種難以言傳的慵懶氣氛，但又說不出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感受。他叼著煙狠狠抽了最後一口，走到廁所，把菸頭扔進馬桶。他給錢瀟發了條微信：「中午吃什麼？」「隨便。」錢瀟回。
楊天樂鎖門，下樓，去舊居找錢瀟。他往隔壁樓的方向溜達，一扭頭，看見那幾個搬家師傅正坐在一片樹蔭下大口吞著炒餅，每個人旁邊都放著一瓶啤酒。中午，太陽正足，啤酒瓶外面均勻裹著的一層白霜一點點化作水珠，慢慢洇溼了瓶底周圍的地面，他們吃得歡快，一副滿足的表情。楊天樂衝他們點了點頭，去隔壁飯館買了些吃的，拎著上了樓。
錢瀟正在掃地。上午搬家掀起了很多灰塵，地板上到處都是腳印和拖痕。錢瀟小心翼翼地在幾個紙箱子之間騰挪轉身，拿著一把粉色的鋁杆笤帚，把地面上的灰塵認真地收進一個翠綠色的塑膠簸箕裡。簸箕不知道是從哪兒翻找出來的，中間裂了個口子，每次拿起來，總會有一小撮灰塵頑強地掙扎回地面，錢瀟就努力地再打掃一遍。
「你還收拾什麼呢？這都搬家了。」楊天樂一邊說著，一邊把飯菜放到一個摞起來的紙箱上，低頭看了看有沒有油滲出塑膠袋。錢瀟愣了一下，好像突然意識到什麼一樣，然後下意識地揮舞了兩下掃帚：「嗐，那也收拾一下唄。」錢瀟沒扭頭，似乎是在和自己做解釋。
他們倆坐在沙發上，把箱子當桌子開始吃飯。一大早就起床收拾，一直忙到現在卻一點都不覺得餓，他們只是在努力咀嚼，像完成一項任務。電話響了，楊天樂接起來。「梁姐。」他說。
「小楊，不是催你們啊，真不是催你們。我就問問，搬得怎麼樣了？」
「沒事。正在搬，週末這兩天就搬完了。」楊天樂把粘在大拇指上的一個飯粒吸進嘴裡，靠在沙發上說，「我催您一下吧。您看看是不是抓緊過來一趟，把押金、水電費什麼的結一下？」
「你說什麼時候？」
「明天下午吧。正好週末大家都休息。四五點鐘。」
「行！」語氣裡有一種盼望已久終於得償所願的歡快。
傍晚時分，所有大紙箱都搬到了新家，還剩下一些零零碎碎的東西，他們的一堆證書和證件，一點細軟和首飾，楊天樂和錢瀟準備第二天自己抱過去。新家需要收拾，晚上還得住在舊居。錢瀟慢慢掀起鋪在床上遮擋灰塵的塑膠膜，整理了一下枕頭，楊天樂看了看，扭頭去沖澡。他們都只想快點睡覺，這一天只做了搬家這一件事，卻顯得如此漫長。整整一天，兩人的對話沒超過十句，誰都沒什麼心情。
躺在床上，楊天樂和錢瀟各自朝著不同的方向，像一對鬧翻了的括號。「明天下午，梁姐要來結押金啊。」楊天樂說。
「嗯。」錢瀟應了一聲。
楊天樂還想說點什麼，卻什麼都沒說出口，只努力閉上眼睛。樓下不遠處的烤串攤子還熱熱鬧鬧。有兩個男人在爭吵，愈發激烈，謾罵、撕扯，有拳頭打到身體上的聲音，過了一會兒，聲音被拉遠，只剩下一個女孩的哭泣聲。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故事，也都在偷窺旁人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