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人性本善？人性本惡？
心理學家指出，與大多數重大變革一樣，新冠疫情能激發人性中的至善與至惡。但究竟是善是惡？有哪些依據？
初看之下，疫情似乎使人們更加團結。2020年3月，當時疫情最嚴重的義大利展現出全國上下團結抗疫的美好圖景，這似乎是疫情肆虐的同時意外帶來的積極效應。在義大利全民居家隔離期間，無數例子表明，人們不僅有更多時間陪伴身邊的人，而且彼此之間也更加友善。這種集體觀體現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歌劇明星在陽臺上為鄰居表演；人們每晚為醫護人員唱誦讚歌（這一現象幾乎傳遍歐洲）；人們自發以各種方式互幫互助，支援有需要的人。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件好事，之後，在全球各地封城抗疫期間，個人互助、社會團結的事蹟不斷湧現，引人矚目。點點滴滴的善意、慷慨付出和無私奉獻似乎成為各地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團結合作、社群主義、捨己為公、關愛他人等觀念成為主流價值觀。相反，凸顯個人權力、名氣和聲望的現象遭人厭棄，「富豪名流」的受關注度也隨著疫情的蔓延而逐漸消退。某評論家指出，新冠疫情能迅速「消除崇拜名人之風」，而崇拜名人正是我們現代社會的重要特徵之一。他表示：「當整個社會停擺、經濟發展停滯、死亡人數攀升，每個人的未來彷彿凝固在擁擠的公寓或富麗堂皇的豪宅裡，階層流動的夢想就此消散。兩個階層之間的差異從未如此明顯。」sup/sup種種現象不僅激起評論家的深思，也促使公眾反思，新冠疫情是否激發了我們人性中至善的一面，從而引發對更深層意義的探索？人們會思考諸多問題，例如：經過疫情的磨礪，我們每個人和整個世界會變得更好嗎？價值觀會隨之變化嗎？我們是否會更樂於培養人際關係、維護社會關係？簡而言之，我們會更樂於助人、同情他人嗎？
然而，歷史告訴我們，雖然颶風、地震等自然災害會讓人們緊密團結，但大流行病恰恰相反，會讓人們離心離德。原因可能在於，突發自然災害雖然猛烈，但通常持續時間較短，人們齊心合力，往往能速戰速決，快速恢復。相比之下，大流行病持續時間長，人們出於對死亡的原始恐懼，在疫情遲遲不散的過程中，容易對他人產生不信任感。從心理學角度來講，大流行病最重要的後果是帶來極高的不確定性，進而使人心生焦慮。我們不知道明天會發生什麼，疫情是否會捲土重來？我們愛的人會不會受到影響？我們能保住工作嗎？這一切毫無保障，會讓我們心神不安，深受困擾。尋求確定性是人的天性，因此我們需要「認知閉合」，會竭盡所能消除妨礙我們機能「正常」運轉的不確定性和模糊性。大流行病蔓延之際，人們面臨的風險頗為複雜，難以掌握，並且在很大程度上充滿未知。因此，面對這種情況，我們更有可能節衣縮食，而非像在突發自然災害或其他災害時那樣照顧他人的需求，這一點與媒體普遍宣傳的情形相反。反過來，這也成為人們產生羞恥感的深層根源，這種情緒正是決定疫情期間人們心態和反應的關鍵。羞恥感是一種令人不適的負面道德情緒，混合了後悔、自責，以及對自己做了「不正確」的事所產生的模糊的「不光彩」感。無數以歷史上流行病為背景的小說等文學著作都描述和分析了羞恥感，導致人們產生羞恥感的行為可能非常極端和駭人，例如父母拋棄孩子。短篇小說集《十日談》講述了1348年義大利佛羅倫薩暴發黑死病時，一群男女在鄉村別墅避難的故事。在這本書的開頭，作者薄伽丘寫道：「許多孩子被父母拋棄，無人照料，無人問津，自生自滅。」同樣，從笛福的《瘟疫年紀事》到曼佐尼的《約婚夫婦》，許多關於流行病的文學作品都講述了對死亡的恐懼往往會壓倒其他一切人類情感。在以上每部作品中，個人迫於形勢選擇優先保住自己的性命，但隨後對自己自私的選擇產生了深深的羞恥感。值得慶幸的是，凡事總有例外。在此次新冠疫情期間，我們看到了種種暖心之舉，比如，醫護人員經常表現出遠遠超出職責範圍的關愛和勇氣。但他們似乎只是例外！歷史學家約翰·巴里在《大流感》sup/sup一書中分析了一戰末期西班牙流感對美國的影響。他指出，當時衛生工作者急缺志願者，但流感疫情越重，人們自願參與的意願就越低。這場流感僅在美國的致死人數就達到一戰期間美軍死亡人數的12倍，但如今我們對1918—1919年這場大流感的瞭解相當有限，其中一個原因可能正是集體羞恥感。這或許也解釋了為什麼迄今為止關於這一事件的書籍或劇本如此之少。
心理學家稱，認知閉合往往伴隨著非黑即白的思維方式，人們傾向於選擇簡單的解決方案sup/sup，這很容易滋生陰謀論，也為謠言、假新聞、不實訊息和其他有害思想的傳播提供了便利。在認知閉合中，人們會去尋求領導力、權威性和明確性，因此（在社群內和領導人之間）信任誰、不信任誰，變成了至關重要的選擇。在壓力下，人們傾向於上下齊心，團結在宗族或群體周圍，與同伴擰成一股繩，而不是躲在這種集體背後。自然而然，人們對周圍人更加依賴，似乎變得像嬰兒或體弱多病的人一樣弱勢、脆弱，對親近的人也更加依戀，開始重新對我們所愛的家人和朋友燃起更強烈的感激之情。然而，這也會促使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情緒高漲，宗教和種族情緒越發強烈，繼而帶來令人不安的負面效果。最終，這些問題集結起來，讓整個社會表現出至惡的一面。2006年度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土耳其作家奧爾汗·帕穆克在新作《瘟疫之夜》（定於2020年年底出版）中表示，當疫情來襲，人們總是會散佈謠言和虛假資訊，認為病毒是外國人惡意傳進來的。在這種心態的驅使下，人們的做法與以往疫情暴發時一樣，即開始尋找替罪羊。這也是為什麼「從文藝復興時期開始，在有關疫情的記載中，總能看到無法控制的意外暴力事件、傳聞、恐慌和叛亂」。sup/sup帕穆克補充道：「有關疫情的歷史和文獻表明，受難民眾所經歷的痛苦、對死亡的懼怕、形而上的恐懼和荒誕的感覺越強烈，他們的憤怒和政治不滿就越強烈。」
新冠疫情清晰表明，雖然世界各地聯絡緊密，但國家之間甚至是國家內部在很大程度上缺乏團結。在封禁期間，令人動容的個體團結雖有所顯現，但也不乏自私行為。在全球範圍內，互幫互助的美德明顯缺失，儘管人類學研究表明，人類的與眾不同之處恰恰在於能夠相互合作，並在此過程中發揮團隊優勢，促成「1+1＞2」的成果。那麼，新冠疫情是會刺激人們自我封閉，還是會激發我們與生俱來的同理心和合作意識，促使我們更加團結？人類在以往幾次大流行病中的表現並不樂觀，但在此次疫情中，人們的反應有了根本性改變。所有人都意識到若不通力合作，我們將難以應對共同面臨的全球挑戰。簡而言之，若不協力解決生存挑戰（包括環境和全球治理急劇惡化等），我們必將走向末路。因此，我們別無他法，只能召喚出我們人性中的善良天使。
_道德選擇
此次疫情暴發後，無論是否情願，我們所有人（包括公民和決策者）都被迫參與哲學層面的深入討論，思考如何在儘可能降低損失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實現共同利益。首先，我們需要深入思考共同利益的真正含義。共同利益意味著對整個社會有益，但我們應當如何共同做出對整個社會最有益的決定？是不惜一切代價保持gdp增長，維持經濟活力，防止失業率上升，還是照顧社會上的弱勢群體，讓一部分人為他人做出犧牲，抑或是尋找中庸之道？若是折中，又該怎樣做出取捨？一些哲學思想流派，例如主張個人自由高於一切的自由主義和追求「最大群體最大幸福」的功利主義，甚至可能根本不贊同「共同利益」這一概念本身。這樣不同道德理論之間的衝突能否被調和？此次疫情將這種衝突推到臺前，對立流派之間的爭論異常激烈。許多完全出於經濟、政治和社會考慮所做出的決定，常常被認為「冷酷」和理性，但其實這些決定受到了道德哲學的深刻影響，因為決策者都竭力為該採取何種行動尋找理論依據。事實上，所有為更好應對此次疫情而做出的決定都可以被視為一種道德選擇，這表明人類在幾乎所有情況下都是經過道德考慮才採取行動的。我是否應該對那些一無所有或與我意見相左的人表示同情？是否可以為了更大利益對公眾撒謊？是否可以不對感染新冠病毒的鄰居施以援手？是否應該為維持公司運營、保住一部分人的工作而裁掉另一部分員工？是應該躲進度假屋，讓自己更安全、更舒適，還是應該將其無私貢獻給那些比我更需要的人？是否應該無視封禁令去幫助朋友或家人？每一個或大或小的決定都關乎道德，而我們如何選擇，最終決定了我們能否通往更好的生活。
與道德哲學中的其他理論一樣，共同利益的概念難以捉摸，且飽含爭議。自新冠疫情暴發以來，人們圍繞共同利益展開了激烈爭論，探討在應對此次疫情時，究竟是該使用功利主義的計算方法，還是該堅持生命神聖不可侵犯的原則。
在防疫封禁初期，人們對公共衛生與經濟增長之間的取捨展開激烈爭論，道德選擇問題由此表現得淋漓盡致。正如前文所說，幾乎所有經濟學家都駁斥了「犧牲幾條人命便可拯救經濟」這種說法，但專家的發聲作用甚微，人們對此仍然爭論不休。在某些國家，特別是美國，一些政策制定者認為，經濟至上合情合理，他們選擇的政策在亞洲或歐洲根本不可能站住腳，如果有人提出這種方案，那麼無異於政治自殺。（這可能解釋了為何英國首相約翰遜最初主張群體免疫政策，而後又慌忙撤回，該種政策常常被專家和媒體認為是典型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將經濟置於生命之上的傳統由來已久，無論是17世紀英國倫敦大瘟疫期間的錫耶納商人，還是1892年德國漢堡那些試圖掩蓋霍亂暴發的商人，都是這種思想的擁躉。然而，在我們掌握了先進醫學知識和科學資料的今天，這種傳統思想還能繼續活躍，似乎與時代不符。「繁榮美國人協會」等團體提出，經濟衰退會讓人沒有活路。這無疑是事實，卻也是基於道德考慮的政策選擇。在美國，經濟衰退確實會使很多人喪命，因為有些人沒有參加任何社會保障體系，或者受保障程度有限。安妮·凱斯和安格斯·迪頓經過詳細分析後表示，一個人在沒有國家支援和醫療保險的情況下失業後，往往會「死於絕望」，包括自殺、吸毒或酗酒過量等。sup/sup在美國以外的地區，也會有人因經濟衰退而喪生，但醫療保險和勞工保障方面政策的落實可以大幅減少死亡人數。歸根結底還是道德選擇的問題——是推崇個人主義還是集體主義。這是個人和集體的共同選擇（可通過選舉來表達），但新冠疫情反映出，高度個人主義的社會不善於表達團結。sup/sup
隨著2020年年初暴發的第一波新冠疫情逐漸消退，我們現已步入後疫情時代，但全球許多經濟體仍深陷衰退危機。從政治角度來看，這時再加大封禁力度極不明智。即使對最富有的國家來說，無限期的封禁也是不可承受之重，恐怕連能不能挺過這一年都很難說。長期封禁將導致嚴重後果，尤其是失業問題將對社會底層貧困群體造成巨大影響，使個人生活質量急劇下降。正如印度經濟學家、哲學家阿馬蒂亞·森所言：「疾病纏身可奪人性命，生計無著同樣是死路一條。」sup/sup鑑於病毒檢測和接觸者追蹤技術已得到廣泛應用，個人和集體的許多決策必然會涉及複雜的成本效益分析，有時甚至是「殘酷」的功利計算。每一項政策決定都要經過小心翼翼的權衡取捨，是儘量挽救更多生命，還是力保經濟正常運轉？儘管尚存爭議，有些生物倫理學家和道德哲學家認為，在分析疫情後果時應計算損失（或挽救）的壽命年數，而不僅僅侷限於已經造成（或本可避免）的死亡人數。生物倫理學教授、《你能拯救的生命》一書的作者彼得·辛格是這一主張的有力支援者。他舉了一個例子：義大利新冠肺炎死亡病例的平均年齡接近80歲，考慮到這當中很多患者不僅年事已高，而且還有潛在的健康問題，義大利人在新冠疫情中實際損失的壽命年數究竟有多少，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經濟學家粗略估計，疫情導致義大利人平均壽命縮短3年，這一數字遠低於戰爭情況下的損耗，戰時死亡人口以年輕人為主，因此平均壽命減幅通常高達40年或60年。sup/sup
舉這個例子是為了闡明以下問題。如今，全世界幾乎每個人對所在國的封禁措施都有自己的評價：這些措施是過於嚴厲還是尚有不足？封禁期應該縮短還是延長？這些措施有沒有落實到位、被正確執行？同時，大家往往將防疫封禁歸為「客觀事實」。實際上，我們每時每刻所做評判的背後，都有高度個人化的道德思考。簡而言之，我們表達的事實或觀點都是疫情之下基於自身是非觀念做出的道德選擇，從中可以看出我們的人生態度。僅舉一個簡單的例子，世界衛生組織和大多數國家衛生部門建議我們在公共場合戴口罩，但它們提出的這項必要且簡便的防疫措施變成了政治爭論的焦點。在美國等個別國家，戴不戴口罩已成為政治敏感問題，因為有人認為這一措施侵犯了人身自由。但在其政治意味之外，是否在公共場合戴口罩其實是一種道德選擇。這是否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個人抉擇背後的道德原則呢？或許可以。
疫情也迫使我們（重新）思考公平的重要性，公平是一個高度主觀的概念，但對社會和諧至關重要。當我們將公平維度納入考量時不難發現，經濟學中一些最基本的假設都包含道德因素。例如，在研究供求規律時，應考慮公平或公正嗎？對這一問題的回答反映了我們自身的哪些特點？在2020年年初疫情最嚴重的那段時間，食用油、衛生紙等生活必需品以及口罩、呼吸機等關鍵防疫物資一度出現短缺，這個經典的道德問題就擺在了我們面前。這時候正確的應對措施是什麼？是讓供求規律自由發揮作用，任由物價暴漲，直至市場出清，還是適當干預，調控需求乃至價格？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丹尼爾·卡尼曼和理查德·泰勒在1986年撰寫的一篇著名論文中探討了這個問題，並得出結論：從社會角度來看，在緊急情況下哄抬物價完全不可接受，因為此舉有違公平。一些經濟學家可能會認為由供求關係引發的價格上漲可有效抑制恐慌性囤貨，但大多數人認為這個問題與經濟學關係不大，更關乎於公平感，也就是道德判斷。大多數企業都明白，在疫情等極端情況下，抬高口罩或洗手液等急需品的價格不僅令人反感，更是公然挑戰道德和社會底線。因此，亞馬遜網站禁止平臺商家哄抬價格，大型零售連鎖企業也未選擇提價，而是採用限購措施緩解物資短缺問題。
很難說這些道德考量是不是一種返璞歸真，目前也無法確定疫情過後它們是否仍會對人們的態度和行為產生持續影響。至少可以說，現在，我們每個人都更清楚地認識到我們的決策是價值觀的對映，並受道德選擇影響。不妨據此大膽假設，如果將來我們能摒棄自私自利這個危害社會互動的「毒瘤」，包容性和公平性等問題或許就能得到更多關注。正所謂「一個憤世嫉俗的人知道所有東西的價格，卻不知道任何東西的價值」，王爾德在1892年留下的這句名言便深刻闡釋了這一點。
hess,amanda,「celebritycultureisburning」,thenewyorktimes,30march2020,/2020/03/30/arts/virus-
barry,john,thegreatinfluenza:thestoryofthedeadliestpandemicinhistory,penguinbooks,2005.
kruglanski,arie,「3waysthecoronaviruspandemicischangingwhoweare」,theconversation,20march2020,/3-waysthe-coronavirus-pandemic-is-changing-who-we-are-133876.
pamuk,orhan,「whatthegreatpandemicnovelsteachus」,thenewyorktimes,23april2020,/2020/04/23/opinion/sunday/coronavirus-orhan-
case,anneandangusdeaton,deathsofdespairandthefutureofcapitalism,princetonuniversitypress,2020,https://predu/books/hardcover/9780691190785/deaths-of-despair-and-the-future-ofcapitalism.
friedman,thomasl.,「findingthe‘commongood’inapandemic」,thenewyorktimes,24march2020,/2020/03/24/opinion/covid-ethics-
facebook,「knowledgecapsules:lockdownornolockdown」,26april2020,/knowledgecapsules1/posts/2374859852804537.
bazelon,emily,「restartingamericameanspeoplewilldie.sowhendowedoit?」,thenewyorktimesmagazine,10april2020,/2020/04/10/magazine/coronavirus-econom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