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結構經濟學找到了馬克思主義的研究方法和現代經濟學研究方法的一個結合點，並將推動現代經濟學的一場結構革命。因為當前的新古典經濟學或主流經濟學基本上都是基於發達國家的現象去做研究，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結構具有先天差異，用來自發達國家的理論指導發展中國家的實踐，必然出現南橘北枳的問題。
與之不同，新結構經濟學認為不同發展程度的國家，稟賦結構不同，合適的產業、技術、基礎設施、制度安排等結構也不一樣。用個具體形象的比喻，現代主流經濟學以發達國家的結構為唯一結構，是一個二維的經濟學，新結構經濟學則認為不同發展程度的國家有不同的結構，是一個三維的經濟學。
根據上述認識，新結構發展經濟學探討的是從低生產力水平的結構往高生產力水平結構變化背後的道理。
新結構轉型經濟學研究的是有扭曲的結構變成沒有扭曲的結構這一過程。它和主流的轉型經濟學不同的地方在於，一般轉型經濟學以發達國家的制度安排作為轉型目標，新結構經濟學認為轉型應以和現階段的產業技術結構相適應的制度安排為目標。
另外，在研究經濟執行的現代經濟學的各個子領域，從新結構經濟學的視角來看也會有許多新的認識。例如，到底要不要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按照凱恩斯主義的理論，經濟下滑時應該用積極的財政政策，但芝加哥大學的理性預期學派反對，理由是經濟下滑時，政府加大投資會增加政府負債，將來政府要還錢只能靠增加收稅。人是理性的，即使現在有就業、有收入，預期將來要加稅，會先增加儲蓄，壓低消費，使總需求減少。如此一來，即便政府加大投資需求保住了就業，但居民的消費下降，總需求不增加，也就走不出通貨緊縮，反而使政府的財政赤字不斷增加。這一流派的主張與新自由主義的主張如出一轍。
但發展中國家能不能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發達國家面臨的情形是不是相同？當然不是。積極財政政策投資大部分用於修建基礎設施。在發達國家，搞基礎設施建設有個非常形象的比喻，「挖個洞，補個洞」，因為發達國家的基礎設施已經相對齊全，只是比較老舊。但發展中國家到處都是基礎設施的短缺，一旦經濟下滑，政府加大基礎設施的投資，效果會很好，因為不僅能創造就業，消除基礎設施的瓶頸，等到經濟恢復，還有利於降低企業的交易成本，提高整體經濟的效率，進而提升經濟增長率。經濟增長率提高，政府的稅收自然就增加，可以償還當初加大投資增加的債務，而不必提升稅率。
如此看來，同樣是積極的財政政策，放在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就大不相同。因此，發達國家不適用的積極財政政策，發展中國家不能盲目地跟著反對。
因此，我們不能再盲目信奉源自發達國家的現代經濟學，許多經濟問題看起來相同，但不同發展程度的國家經濟結構有著深刻的不同，經濟發展、轉型和執行也都有各自的特色，不可簡單套用來自發達國家的理論和經驗。
這正是我所講的現代經濟學的結構革命，就是強調不同發展程度的國家在結構上有差異，這種差異並不是隨機的，而是由其物質基礎決定的，是內生的。這實際上是現代新古典經濟學的一場結構革命。而且主流經濟學，不管是宏觀經濟學、財政經濟學，還是貨幣理論、金融理論、空間理論等，都要進行一場結構革命。對於經濟學的研究，這也是一個重大的理論創新。
到目前為止，發展中國家普遍還都有「西天取經」的心態，認為發達國家那麼發達，一定有道理，既然它們的理論不斷引導了成功，也能指導我們的發展。但是很可惜，我還沒有看到一個發展中國家按照發達國家的理論來制定政策能取得成功，這些理論用來批評發展中國家存在的問題倒是特別有說服力。但是，如果按照發達國家的理論去做，卻沒有認識到問題的本質，沒有抓住問題背後真正的原因，沒有了解到經濟結構的內生性、扭曲的內生性，往往會好心辦壞事。過去如此，今天也如此。新結構經濟學的這場現代經濟學的革命，有可能讓我們在發展中國家學習經濟學時能夠實現認識世界、改造世界這兩個目標的統一。
創新、智慧財產權保護與經濟發展sup/sup
經濟發展從表面上看是收入水平不斷提高，而收入水平要提高，基礎是勞動生產力水平必須不斷提升。提升勞動生產力水平主要有兩個方式：一個是現有產業的技術必須越來越好，每個勞動者能夠生產越來越多質量越來越好的產品；二是必須有新的附加價值更加高的產業不斷湧現，可以把勞動力、資本、土地等要素從附加價值比較低的產業轉移到附加價值比較高的產業。不管是現有的產業技術越來越好，還是附加值越來越高的產業不斷湧現，本身都是創新。我想這就是為什麼習近平提出「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時，把創新排在第一位。
對創新在經濟發展中的關鍵作用，國內外學界應該有一個共識。但是，發展中國家雖然知道創新對經濟發展的重要性，經濟發展的績效卻普遍不好。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有200多個發展中經濟體，到現在只有兩個經濟體從低收入水平發展成為高收入水平，一個是中國的臺灣，一個是韓國。中國大陸很可能到2025年左右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從低收入水平進入高收入水平的第三個經濟體。在1960年的時候，世界上有101箇中等收入經濟體，到2008年，我到世界銀行當高階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的時候只有13個經濟體從中等收入變成高收入。這13個經濟體當中有8個是西歐周邊的歐洲國家，像希臘、西班牙、葡萄牙，跟西歐的發達國家本來差距就很小，或者是石油生產國，剩下的5個是日本和亞洲四小龍。
從這些統計數字我們可以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絕大多數的發展中國家即使知道創新是經濟發展的關鍵，也身陷低收入或者中等收入陷阱。為什麼會這樣？這是個值得深入研究的問題。
智慧財產權保護有利於創新，這同樣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是，我們也觀察到，發達國家很重視智慧財產權保護，發展中國家一般對智慧財產權保護不太上心。為什麼不同發展程度的國家對智慧財產權保護的態度會不一樣？這也是我們需要探索的問題。
我想從新結構經濟學的視角來解釋這兩個現象，並且說明中國必須非常重視智慧財產權保護，才能實現高質量增長，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夢想。
創新需與比較優勢相結合才能推動可持續的發展
第一點，創新很重要，從新結構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創新的方式必須與不同發展階段的產業和技術的比較優勢相結合，才能夠推動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前面談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成功的發展中經濟體非常少，但是有13個發展中經濟體實現了每年增長率為7%或者更高、持續25年或更長時間的快速發展，它們有五個共同特徵：第一，都是開放經濟；第二，都實現了宏觀穩定；第三，都有高儲蓄、高投資；第四，都是市場經濟或者轉向市場經濟；第五，都有積極有為的政府。發達國家過去一百多年以來平均每年的經濟增長速度是3%~3.5%，如果一個發展中經濟體能夠以7%或更高，也就是發達國家的兩倍甚至三倍的增速來發展，而且持續25年或者更長的時間，這個經濟體就能夠快速縮小和發達國家的差距。
從新結構經濟學的視角來看，其實這五個特徵暗含了一劑藥方，就是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每個國家、每個地區、每個經濟體必須按其發展階段的要素稟賦結構決定的比較優勢來選擇技術、發展產業。
首先，在勞動力多、資本稀缺的時候，發展的產業應該是勞動力相對密集的產業，技術應該是多用勞動力替代資本的技術。反過來講，如果資本積累了，資本變得相對豐富，勞動力相對短缺，到那時候有比較優勢的是資本密集型產業，所用的技術就必須是用機器來替代人。這樣的產業和技術才能使企業在市場上具有競爭力。如果反其道而行之，在資本相對短缺、勞動力相對豐富的經濟中發展違反比較優勢的資本密集型產業，就只能給予保護補貼，不讓外國產品進來競爭，這個產業才能生存。同時，有比較優勢的勞動力密集型產業，得不到必要的資本也發展不起來，可以出口的東西就少。所以，根據比較優勢發展的經濟體，一定是出口多，進口也多，違反比較優勢發展的經濟體進口少，出口也少，故開放是按照比較優勢發展的結果。
其次，如果一個經濟體的產業都按照比較優勢來發展，這個經濟體各個產業的生產成本低，會有競爭力，自發的危機就會少，這個經濟體自然會比較穩定。反之，如果違反比較優勢而發展，生產成本高，各個產業沒有競爭力，整個經濟當然就不太穩定。
再次，如果按照比較優勢來發展，各個產業有競爭力，能創造利潤，儲蓄就多。而且，按照比較優勢來投資產業、採用技術，回報率會高，自然也就會有高儲蓄、高投資。
所以，開放、穩定以及高儲蓄、高投資其實是按照要素稟賦結構決定的比較優勢來選擇產業、發展經濟的結果。
按照比較優勢來發展是經濟學家的語言，企業家關心的是利潤，他們怎麼會願意遵循一個地方的要素稟賦決定的比較優勢來選擇產業和技術呢？那就必須有一個制度安排。在這個制度安排當中，各種要素的相對價格能夠反映這個經濟體的各種要素的相對稀缺性。如果在資本相對短缺的時候，資本相對昂貴，勞動力相對便宜，企業家為了自己利潤的最大化就會進入能夠多用便宜勞動力少用資本的產業，那就是勞動密集型產業，採用的技術就會多用廉價的勞動力替代昂貴的資本，這樣的技術就是勞動密集型技術。反過來講，如果資本變得相對豐富，勞動力變得相對稀缺，在這種狀況下，資本是相對便宜的，勞動力是相對昂貴的，企業家為了自己的利潤，就會進入能夠多用資本而少用勞動力的產業，也就是資本相對密集的產業，並多用機器裝置替代勞動力的資本密集型技術。
怎樣才能形成這樣的價格體系？到現在為止，我們知道只有一種制度安排，也就是競爭的市場，各種要素的價格才能反映各種要素的相對稀缺性。競爭的市場是按照比較優勢發展經濟的制度前提，然而，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政府也要發揮積極的作用。按照比較優勢選擇產業和技術能夠使生產時的要素成本達到最低水平，但是產品要在國內外市場上有競爭力，則還需要有低的交易費用。交易費用的高低則取決於是否有完善的電力、交通等基礎設施，是否有合適的金融安排支援企業的投資，是否有完善的法律來規範和執行企業間的合同等，這些影響交易費用的硬的基礎設施和軟的制度安排的完善只能靠政府來提供。同時，隨著資本積累，要素稟賦結構和比較優勢變化，必須有先行的企業根據比較優勢的變化進入新的產業，採用新的技術，也就是進行創新。先行者要比後來者冒更大的風險和付出更高的成本，而不管成功和失敗都會給後來者提供有用的資訊，因此，政府需要給先行企業提供一定的激勵。
一個經濟體的創新，包括新技術和新產業，對經濟發展很重要，創新必須結合比較優勢，並在有為政府的因勢利導下才能在市場中形成競爭優勢。過去絕大多數的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失敗，最主要的原因是為了快速追趕發達國家，不顧要素稟賦結構的實際情況，拔苗助長去發展違背比較優勢的產業。比如說在資本很短缺的農業經濟基礎上發展大規模的鋼鐵產業、汽車產業等現代化的資本密集型製造業，這些產業看起來很先進，技術也很好，實際的結果是發展起來的產業沒有競爭力，需要保護、補貼才能生存，前面所講的這五個特徵就不會存在。
經濟發展程度和智慧財產權保護
知道了第一個道理以後，很容易就能理解為什麼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對智慧財產權的態度不太一樣。發達國家收入水平高代表所在的產業和所用的技術都在世界最前沿，如果要技術創新、產業升級，必須自己發明新技術、新產業。發明的投入很大，失敗風險非常高，等到這些新的技術和產業發明出來以後，別人學習的成本卻非常低。因此，必須對處於世界技術和產業前沿的企業的創新活動成功以後給予專利保護，以作為激勵，不然企業不願意做技術創新，不願意做產業升級。沒有技術創新，沒有產業升級，經濟就不能發展。這也就是為什麼發達國家都有比較完善的智慧財產權保護制度，包括專利制度等。
發展中國家如果要發展好，必須按照它的比較優勢選擇產業和技術，早期的比較優勢通常都在於勞動力用得比較多、資本用得比較少的產業和技術，是工業革命以來已經比較成熟的產業。在產業升級的過程中，由於發展中國家收入水平跟發達國家有很大的差距，代表產業技術的水平有很大的差距，在按比較優勢發展經濟時很多臺階要一步一步地爬，因為比較優勢的提升是靠資本的積累逐步形成的。專利保護期最多為20年，很多發展中國家擁有比較優勢的產業和技術跟世界前沿的差距絕大多數不止20年，既然這些技術已經沒有專利保護了，那引進來用是不需要成本的，而且外國擁有這些技術的國家也不會要求使用這些技術的國家對其進行智慧財產權保護。
一個國家只有產業和技術在世界最前沿的時候，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才需要自己發明，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在產業和技術上有很大的差距，可以以引進技術作為創新的來源，不需要自己進行一次「原始創新」，而且前沿技術和產業所需要的資本密集度超過自己的比較優勢，發展中國家也不該在要素稟賦結構未具備條件的情況下貿然去和發達國家在前沿技術的創新上競爭，因此，發展中國家既然沒有自己從事原始創新，也就不會有以智慧財產權保護來鼓勵自己的原始創新的需求。由於沒有智慧財產權保護的內外需求壓力，發展中國家對智慧財產權保護也就不會太上心。
中國已經到了需加強智慧財產權保護的發展階段
中國經濟數十年高速增長的奇蹟背後的原因之一就是，利用與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以引進技術來加速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中國若要繼續保持經濟的快速發展，則必須重視智慧財產權保護，原因是什麼？
2018年，我國的人均gdp達到9750美元，是一箇中等偏上收入的國家，很可能到2025年左右，中國的人均gdp會超過12700美元，成為高收入國家。
從新結構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像中國這種發展程度的國家的產業可以分成五大類。第一大類是我們有，但比我們更發達的國家如德國、瑞士、日本也有，我們還在追趕的產業。第二類是已經在世界前沿的產業，像家電產業，我們有美的、格力、海爾，以及行動通訊終端企業華為、小米的技術在世界上也是領先的。第三類，有些產業過去有比較優勢，勞動力很密集，現在工資水平提高了，比較優勢喪失了。第四類是彎道超車產業，這類產業技術研發的週期特別短，通常為12個月，頂多18個月就產生一代新產品。研發中最主要的投入是人力資本，我國是人口大國，人力資本很多，有巨大的國內市場，如果需要硬體，我國有最完備的產業。在這種彎道超車產業上我國有比較優勢，可以跟發達國家在同一起跑線上競爭。第五類是國防安全與戰略型產業，它的產品研發週期特別長，可能是10年、20年、30年，投入需要高人力資本，同樣也需要有巨大金融資本的支援。這類產業我國尚不具有比較優勢，但是，它跟國防和經濟安全有關，沒有比較優勢也必須自己發展。
這五類產業的創新方式不同，第二類領先型、第四類彎道超車型、第五類國防安全與戰略型產業的技術和產品我們都必須自己研發，因此，必須有和發達國家一樣的嚴格的智慧財產權保護制度。對於第三類已經失去比較優勢的產業，當中有些企業可以升級到微笑曲線兩端附加價值高的品牌、新產品設計，這些也需要智慧財產權保護。至於第一類追趕型產業，雖然還能以引進技術作為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的來源，不過我們現在要追趕的產業絕大多數已經是發達國家還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大多數技術還在智慧財產權保護期裡，不支付專利費就不能引進。另外，我們也可以招商引資，讓擁有這些技術的企業到中國來生產，但是，必須有良好的智慧財產權保護制度，它們才會願意來投資。江蘇太倉就做得不錯，設了一箇中德工業園，有兩三百家德國企業在園裡設廠，好的智慧財產權保護制度是投資環境的重要內容。所以，不管是需要自主創新的產業，還是可以引進技術作為創新來源的產業，我國都已經到了需要加強智慧財產權保護以利於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的發展階段。
總的來講，創新必須跟一個經濟體的比較優勢相結合才能夠成功。中國已經有不少產業處於世界技術前沿，即使有些產業不在世界技術前沿，也需要進行智慧財產權保護，這樣我們才能實現習總書記所講的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
「因勢利導」與「反彈琵琶」並用，發揮成渝優勢sup/sup
新結構經濟學是作為發展經濟學和轉型經濟學而產生的，但當把結構的差異性與差異的內生性引入後，新結構經濟學實際上是對現代經濟學的一場結構革命，它涉及現代經濟學的每個領域，包括本節討論的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相關的經濟地理。
從發展經濟學來說，新結構經濟學強調經濟發展的本質是收入水平的不斷提高，靠的是技術不斷創新、產業不斷升級來提升勞動生產力水平。在這個過程當中，需要「有效的市場」和「有為的政府」。
根據2016年發改委和住建部發布的《成渝城市群發展規劃》涵蓋的範圍，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包括重慶的27個區縣以及四川的15個市，總面積達18萬平方公里，人口有9094萬，是一個相當大的地區。成渝經濟圈地處西部，從要素稟賦來看，有像成都那樣非常適合農業發展的平原，所以過去是天府之國，還有很多山區，適合種經濟作物，並有各種礦產資源和非常豐富的旅遊資源。所以，從自然資源稟賦的比較優勢來看，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有不少地方適合發展農業、經濟作物、礦產資源產業和旅遊業。
要素稟賦除了土地、自然資源，還包含勞動力和資本。怎麼了解成渝經濟圈的勞動和資本要素的擁有量？一般來講，最好的指標是人均gdp的水平。根據統計年鑑，2019年重慶人均gdp是75828元人民幣，比全國70892元人民幣高了6.9%，也就是說，重慶這27個區縣的人均資本擁有量跟全國大約相等。在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裡也有更發達的地方，像成都，當然也包括重慶核心的市區。成都在2019年時人均gdp已經超過10萬元人民幣，比全國的平均水平高了40%，所以成都屬於人均資本已經相對豐富的地區。四川整體在2019年的人均gdp則為55774元人民幣，不到全國的80%。也就是說，在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還有不少勞動力資源比較豐富、資本比較短缺的地區，內部差異相當大。在資本比較豐富的地區，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會是資本密集型、技術密集型的，比較接近國際前沿。人均gdp低於全國平均水平的地區，具有比較優勢的是勞動力比較密集的產業，可以承接經濟圈內部和全國其他地區勞動力比較密集產業的轉移。
我想強調一下，新結構經濟學中的「稟賦」是指一個決策者在做決策時給定的、不可變的、有影響、需要考慮的因素，所以，除了土地、勞動力和資本，還包括許多其他要素，比如說社會資本、人力資本、技術資本等。從這種角度來看，成渝這個地方過去是三線建設的核心地區，在中央的支援下建立了很多屬於趕超型的、資本非常密集的產業。這些中央支援的資本密集型產業實際上給當地形成了人力資本、技術能力稟賦。這些趕超型的產業需要中央財政支援才能夠生存，地方政府，不管是重慶市還是成都市，甚至包括四川省都很難用地方財政來支援，但是倒是可以採用「反彈琵琶」的方式促進地方發展。也就是說利用這些資本密集的趕超產業已經積累的技術能力、人力資本和產業鏈，下一個臺階去發展符合當地比較優勢又能充分利用這些技術能力、人力資本的產業。
改革開放以後，四川和重慶都有非常典型的成功案例。例如，四川綿陽是三線建設的重點，有飛機發動機、軍用雷達等資本、技術非常密集和先進的產業，綿陽的長虹電氣利用這些產業積累的技術能力和人力資本去生產成熟的、勞動力相對比較密集的彩色電視機取得非常大的成功。重慶的軍工產業也非常好，能夠生產坦克等，利用這些產業的技術能力和產業鏈，重慶成了我國摩托車生產基地，實際上如果能夠生產坦克，用這樣的技術、零部件、供應鏈來生產摩托車是輕而易舉，這就是「反彈琵琶」。
所以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的發展有兩種方式。
一是「因勢利導」，根據地區的要素稟賦結構發揮「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作用，把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發展成在國內外市場上具有競爭優勢的產業。
二是「反彈琵琶」，利用中央投資的趕超型、戰略型產業形成的技術、人力資本、供應鏈，下一個產業臺階來結合當地的比較優勢。「反彈琵琶」在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會有不少機會，尤其隨著中美兩國關係的變化，會出現美國利用在軍事和技術上的優勢，傾全國之力去卡中國企業脖子的事件，威脅到我國的國防和經濟安全。中央很有可能會沿著過去三線建設打下的基礎去佈局一些關係到我國經濟安全和國防安全的產業，這些產業的資本、技術極端密集，超過我國要素稟賦結構所決定的比較優勢，但是，我國不能沒有這樣的產業。由於過去三線建設打下的基礎，成渝經濟圈會是承接這些產業的重要地區。中央的投入需要地方的配合，地方必須在基礎設施、子女教育、生活環境、醫療條件上進行配套，這些高技術、高資本的產業才能夠在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裡落地生根。如果能落地生根，這些產業的技術、供應鏈就會有外部性，給成渝「反彈琵琶」發展當地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提供條件。
另外，經濟地理也是發展經濟學的一部分，強調每個地方的發展必須根據每個地方的比較優勢，這個原則是不變的。但是要把一個產業從比較優勢變成競爭優勢，則需要有足夠大的產業叢集。除了好的交通基礎設施、制度環境，供應鏈也要好。在發展階段比較低，以農產品和勞動密集型產業為比較優勢時，產業叢集經常是「一鄉一品」「一縣一品」，浙江就有很多這種在一個鄉或一個縣形成具有非常有效供應鏈的產業叢集。但是，成都和重慶的核心地區實際上已經進入高收入經濟體的階段，發展的產業一般資本和技術很密集。這樣的產業的特性是規模經濟很大，很難在一個縣、一個市裡把所有的供應鏈都完備建立起來。這樣的產業就必須有跨地區的合作。每個不同的地區根據當地的比較優勢生產供應鏈中的一部分，這個比較優勢可以是人才的比較優勢，也可以是資本的比較優勢、技術力量的比較優勢，形成跨地區的產業叢集、跨地區的經濟協作。
我國政府現在提出長三角經濟帶、粵港澳大灣區、京津冀協同發展以及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是因為我國現在人均gdp已經達到1萬美元，即將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國內比較發達的地區人均gdp已經達到2萬美元，即將進入3萬美元，在這種情況下，產業叢集不會侷限在一個市、一個縣、一個區裡面，需要跨地區合作，需要政府協同進行基礎設施、營商環境的完善。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會給這樣的基礎設施、營商環境以及政策協調提供一個很好的平臺。
所以總的來講，從新結構經濟學的視角來看，只要形成有效的市場，發揮好各個地區的比較優勢，在有為政府的因勢利導下，把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建設成我國的第四個發展極絕對是一個可以實現的理想。
本文根據作者2020年3月3日在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國家發展」線上系列講座的演講整理。
本文根據作者2019年11月11日在第四屆紫金智慧財產權國際峰會上的主旨演講整理。
本文根據作者2020年5月31日在「新結構經濟學助推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建設」專題講座上的演講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