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也能從中國的發展中總結出一些對其他發展中國家有用的經驗教訓。所有發展中國家都有成為高收入國家的抱負。我就職於世界銀行時，走訪世界各國，發現發展中國家的領導人普遍有著與中國領導人一樣的抱負，他們也試圖推動自己國家的現代化、工業化，但卻用錯了方法。他們總是將高收入國家作為參照系，並步步照搬高收入國家的理論、思路和做法，儘管付出了很多努力，結果卻不盡如人意。所以，我提倡新結構經濟學，主張發展中國家應該基於自己現在有什麼，也就是在每一個時點給定的要素稟賦，根據自己現在能做好什麼，也就是比較優勢，然後在政府積極有為的因勢利導下，幫助企業在市場經濟中把能做好的做大做強。低收入國家擁有大量的勞動力和自然資源，但缺乏資本，它們應發展與自身比較優勢相適應的產業。這些國家應該在政府的因勢利導下，將產業的潛在比較優勢轉變為國家的競爭優勢。在進行經濟轉型以消除過去不當政策造成的各種扭曲時，政府也要通過務實的方式維持政治和社會的穩定。如果發展中國家能做到這幾點，它們就能有效利用後來者優勢，維持數十年年均8%甚至10%的高速經濟增長，從低收入國家發展成中等收入甚至高收入國家。發展中國家這樣的高速增長對高收入國家也有利。不僅能夠給發達國家創造巨大的國外市場，而且，發展中國家的人能夠在本國找到工作，就不會像當今的歐洲、美洲一樣，存在大量來自非洲和其他低收入國家的非法移民，也有利於發達國家的發展和社會穩定。
中國經濟增長動力何來sup/sup
「中國經濟動力何來」這個題目被提出是因為自1978年的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取得持續高速增長。40年前，中國是全球第三貧窮的國家。根據世界銀行的資料，1978年，中國人均gdp只有156美元，比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國家平均數的三分之一還低。但是從1978年開始，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1978年到2017年間，中國gdp年均增長率達到9.5%。一個人口龐大的貧窮國家以如此高的速度，取得持續這麼長時間的經濟增長，這在人類歷史上不曾有過。憑藉這樣的增長速度，2017年中國的人均gdp超過8800美元。這40年間，超過7億人口脫離了貧困。
展望未來，到2025年，中國人均gdp很可能達到12700美元，成為二戰以來，繼中國臺灣和韓國之後，第三個由低收入轉型成為高收入的經濟體。
究竟是什麼驅動了過去40年中國經濟的迅猛發展？
作為一個經濟學家，我對此有如下解釋：中國人民為自身生活的改善而進行的不懈努力，企業家為贏利、展現企業家精神抓住各種獲利的機遇，以及中國各級政府官員「為官一任，造福一方」，在其任期內為繁榮做出的努力，無疑都是動力。不過，這些動力在1978年之前也有，並且在其他國家也同樣存在。
在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任上，我去過非洲、拉丁美洲、中亞、南亞等許多國家。那裡的人民也有著同樣的意願和渴望，企業家和社會精英也有著同樣的聰明才智和追求，那裡的政府也同樣想促進國家的繁榮。所以，我覺得真正有意義的問題，不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動力何在，而是什麼造就了中國40年間的迅猛發展。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覺得有必要介紹一下我正在倡導的經濟發展理論，那就是新結構經濟學。在我看來，經濟發展無疑意味著收入的持續增長。為了實現這一點，則需要持續的結構變遷，包括提高勞動生產率水平的技術和產業不斷創新和升級，以及降低交易費用的軟硬基礎設施不斷完善。只有這樣，工人和農民的生產力和收入水平才會不斷提高，生活才能不斷改善。
這個結構性變遷需要企業家在市場競爭中發現新的獲利增長點，並冒風險來創新新技術、發展新產業。同時，政府的作用也十分必要。政府要給予先行的企業家必要的激勵，並完善新產業所需的軟硬基礎設施以降低交易費用，使新產業得以變為市場中的競爭優勢。
所以在我看來，經濟增長是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有機結合，發揮各自應有作用的結果。這個公式不僅對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適用，對高收入國家也適用，比如美國和歐洲國家。有一點不同的是，高收入國家的技術和產業已經在世界的最前沿，開發新技術，創造新產業，需要自己發明，投入很大，風險也很大。對發展中國家來說，技術和產業水平低，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可以借鑑先行的發達國家已經成熟的技術和產業，成本和風險較低，從而有可能比發達國家更加快速地發展。二戰以後，世界上有13個經濟體找到利用這個潛能的秘密，取得年均增速7%以上、持續25年甚至更長時間的經濟發展。1978年以後的中國就是其中之一。
所以，中國過去40年改革開放的成就源於多方面的因素，後來者優勢是其中十分重要的一個因素。
現在中國已經是一箇中等偏上收入的國家，未來經濟發展的新動力在哪裡呢？中國有不少產業已經站在世界前沿。這類產業和發達國家的產業一樣，發展所需的新技術、新產品來自自主研究和開發。不過，中國2017年的人均gdp超過8800美元，而美國則是約6萬美元，代表在許多領域中國的產業和技術與美國等發達國家還有很大的差距，在未來不僅要以自主創新作為發展的驅動力，同時也還可以通過借鑑學習，以及在科技方面的追隨來推動經濟發展。
因此，中國是有潛力比發達國家發展快，邁過中等收入，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的。這個潛力有多大？我在前一篇文章中分析過，利用國內有利的增長條件，從現在到2030年，中國很有可能取得6%甚至更高的增長率，屆時中國就是按市場匯率計算也將會是世界最大的經濟體，每年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將達30%，甚至更多。
當中國成為高收入國家，又是世界最大的經濟體時，對世界也將負有更大的責任，中國在發展自身時，也需要助力其他國家的發展。
作為一個經濟學家，我認為經濟增長的動力，每個國家其實大同小異。人們都想過上更好的生活，企業家都想實現其才能，創造更多財富，政府也都想為其國家帶來繁榮。然而，大多數國家都沒能擺脫中等收入甚至低收入陷阱。我想這是問題的核心所在。1978年以前，中國有著同樣的動力，當時的狀況卻不盡如人意，到1978年，中國仍是世界第三貧困的國家。
根據新結構經濟學的分析，要把普通人、企業家、政府的動力用好，以實現經濟繁榮，需要市場競爭，為企業家精神的發揮提供土壤，也需要政府的努力，不斷根據經濟發展的需要改善硬的基礎設施和軟的制度環境，讓企業發展壯大。過去，經濟學的理論和政策實踐，不是片面強調政府的作用，就是片面強調市場的作用，而來自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成敗經驗總結的新結構經濟學強調「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有機結合，這樣每個國家都可以消除貧困，實現繁榮。思路決定出路，向還深陷低收入或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貢獻發展的思路，助力其擺脫貧困，實現繁榮的夢想，這是中國作為世界大國的責任，也是中國對世界和平和發展能做的最大貢獻。
回望中國民企發展40年sup/sup
改革開放40年我國經濟和民營經濟發展的奇蹟
1978年，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國家人均gdp是490美元，我國人均gdp不及其三分之一。當時，我國81%的人口生活在農村，84%的人口每天的生活費達不到1.25美元的國際貧困線標準，出口和進口分別僅佔gdp的4.1%和5.6%，兩項加起來僅佔9.7%，意味著當時我國90%以上的國民經濟與世界經濟不相關，發展起點之低今日難以想象。從1978年到2017年，我國gdp年均增長率高達9.5%，這在人類經濟史上前所未有，超出所有人的預期。
我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同志在推動改革開放之初，提出的目標是20年「翻兩番」。這意味著，中國每年的平均經濟增長率必須達到7.2%。根據當時國際經濟學界流行的「自然增長率」理論，任何一個國家，除了在戰爭或大的自然災害之後的恢復期，可以取得兩三年7%或稍高點的經濟增長外，正常狀況下，很難實現7%的增長。我國現在不是20年平均每年增長7.2%，而是39年平均每年增長9.5%。如按照39年年均增長7.2%計算，我國現在的經濟規模是1978年的15倍。事實是，我國以年均增長率9.5%的速度增長了39年，現在的經濟規模是1978年的34倍。
改革開放40年以來，我國貿易增長也非常迅速。統計顯示，過去39年間，我國進出口貿易年均增長率高達14.5%。1978年，我國貿易總額佔gdp的比重僅為9.7%，現在已超過30%。一個國家的開放程度，通常可以用貿易佔gdp的比重來衡量，經濟學上稱為「貿易依存度」。從貿易依存度看，在人口超過1億的大國中，我國的貿易依存度最高。
在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的條件下，2009年我國經濟規模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2010年，我國出口數量超過德國，成為世界第一大出口國，而且出口的產品有很大變化。1978年，我國75%以上的出口產品都是農產品或農產品加工品。現在97%以上的出口產品都是工業製造品，所以中國在國際上被稱為世界工廠，是世界製造業的基地。2013年，我國貿易總量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貿易國。按購買力平價計算，2014年我國gdp總量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2017年，我國人均gdp已達8800美元，成為中等偏上收入國家。一般認為，在2025年之前，我國就能跨過人均gdp12700美元這個門檻，成為高收入國家。從統計數字看，二戰後至今，全球200多個發展中經濟體中僅有2個經濟體成功地從低收入邁入高收入階段，一個是我國的臺灣，另一個是韓國。到2025年之前，我國很可能成為第三個。目前全世界生活在高收入經濟體的人口只佔世界總人口比重的15%，如中國變成高收入經濟體，這一比重將從15%增加至34%。
在此過程中，我國有7億多人口超過每人每日1.25美元生活費的國際貧困線標準，為世界減貧事業做出了巨大貢獻。二戰後，所有的發展中經濟體都致力於發展經濟。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等國際機構都在努力幫助發展中國家和發展中經濟體發展經濟，減少貧困，我國對世界減貧的貢獻率超過70%。
改革開放40年以來，我國也是世界上唯一沒有出現金融危機的國家。不僅如此，當國際上爆發金融危機時，我國經濟發展還為世界經濟復甦做出了重要貢獻。1997年東亞發生金融危機，當時國際上認為東亞經濟可能從此一蹶不振。但實際上，2000年東亞經濟體恢復到過去的快速發展水平，很大程度上歸因於人民幣沒有貶值，為東亞經濟提供了安定的錨，而且中國在東亞金融危機時依然維持8%的強勁增長，有效拉動了周邊經濟體的復甦。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來勢洶洶，如同1929年紐約股市崩盤，世界經濟陷入長達10多年的大蕭條。中國作為負責任的大國，迅速推出「一攬子」計劃這個積極財政政策。2009年第一季度就開始恢復增長，拉動其他新興市場經濟體在2009年第二季度恢復增長，並幫助其他發達國家也在第三季度停止了負增長。對於上述貢獻，我們都引以為豪。
改革開放40年以來，我國民營經濟發展成績也十分喜人。從1978年至今，民營經濟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統計顯示，1978年，我國國民經濟組成中，全民所有制佔80.8%，集體所有制佔19.2%，城鄉個體經濟、私營企業、合資企業、外商企業都是零。1992年鄧小平同志視察南方時，全民所有制經濟佔我國gdp的51.4%，集體所有制經濟佔35%，城鄉個體經濟佔7.8%，私營企業、合資企業、外商企業對國民經濟的貢獻率是5.8%，後兩項加起來不足14%。根據全國工商聯的統計資料，截至2017年底，我國民營企業數量有2726.3萬家，個體工商戶6579.3萬戶，註冊資本超過165萬億元，對國家的稅收貢獻超過50%，國內生產總值、固定資產投資以及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佔比均超過60%，技術創新和新產品佔比超過70%，城鎮就業佔比超過80%，對新增就業貢獻率超過90%。現在民營經濟已經是推動我國增長、促進創新、增加就業、改善民生等方面的主力軍。如果說中國改革開放40年取得的經濟發展成績是人類經濟史上不曾有過的奇蹟，那麼，民營經濟的發展當屬奇蹟中的奇蹟。
雙軌制是民營經濟快速發展和麵臨障礙的重要原因
然而民營經濟在改革開放以後的發展並非一馬平川，面臨著限制民營經濟發展的「玻璃門、彈簧門、旋轉門」問題。這些問題和我國改革開放以後的穩定和快速發展可以說是一體的兩面，既限制了民營經濟的發展，但同時也為民營經濟的發展提供了穩定有利的環境。
蘇聯、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中，也允許民營企業發展，但轉型為其帶來的結果是經濟的停滯、崩潰、危機不斷。20世紀八九十年代，國際主流理論認為，社會主義國家在計劃經濟時代發展不好，是因為政府對經濟的干預扭曲太多，造成資源錯誤配置，滋生尋租腐敗，導致效率低下。「華盛頓共識」倡導這些轉型國家以「休克療法」推行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一次性消除各種干預和扭曲，以建立一個完善的市場經濟體系。但這種轉型方式忽略了一個問題，就是原來的干預扭曲存在的目的是保護補貼那些資本非常密集、技術先進、規模巨大的重工業。這些「先進」產業，違反比較優勢，企業在開放競爭的市場中缺乏自生能力，取消保護補貼後，必然崩潰，造成大量失業，社會政治不穩定，經濟也難以發展。在這種狀況下，即使實行了全面的私有化，也只有少數在私有化過程中攫取大量自然資源或電信、電力等自然壟斷行業的企業成為寡頭，其他的民營企業在經濟發展總體狀況差、危機不斷的情況下，也就難以做大做強。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實現了穩定、快速增長，民營經濟從無到有，從小到大。一個重要原因是，中國改革走的是一條與眾不同的道路。在計劃經濟時代，中國與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和地區相似，都是國有製為主體、集體所有制為補充的公有制經濟。當時之所以要建立這種經濟體制，是為了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迅速建立起資本密集、技術先進的重工業體系。對一窮二白、資本短缺、以農業經濟為主的國家而言，違反比較優勢的資本密集型重工業要發展，需要政府直接動員資源、配置資源，提供大量的保護和補貼，並給予國有企業市場壟斷地位，不允許其他所有制企業與其競爭。與蘇聯、東歐地區採取的休克療法不同，中國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採取了雙軌制漸進式改革道路：一方面繼續給予計劃經濟時代建立的資本密集型大型重工業國有企業必要的保護補貼，另一方面放開傳統上受到抑制的、符合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准入，大量非國有企業，包括鄉鎮企業、民營企業甚至外資公司由此得以參與到中國的經濟建設中來，併成為中國經濟最富生機的力量。這種轉型方式的好處是，維持穩定的同時，給予了廣大民營企業家發揮聰明才智、追求個人價值的機會，民營經濟佔比從1978年的零，逐步達到1992年初的13.6%，現在已是半壁江山。
但在此過程中，資本密集、違反比較優勢的大型國有企業缺乏自生能力，沒有保護補貼就難以生存，政府除了給予銀行和股市資金的支援外，還給予了市場壟斷地位，不允許其他所有制企業，包括民營和外資企業與其競爭，也就出現了限制民營行業准入的玻璃門、彈簧門、旋轉門。
民營經濟發展將迎來新的春天
經過40年的改革開放，2017年我國人均gdp達到8800美元，已不再是一個貧窮落後、資本短缺的國家，絕大多數製造業包括大型裝備製造業，都已經符合比較優勢，繼續給予這些大型國有企業保護補貼，其性質已由雪中送炭變成錦上添花。改革需要與時俱進，2013年召開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全面深化改革，要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意味著要取消雙軌制遺留下來的各種保護補貼，讓各種所有制企業在市場中公平競爭。因此，民營企業行業准入的玻璃門、彈簧門、旋轉門也將隨著改革的深化而逐一消失。
2017年，世界500強企業中，中國民營企業佔16家。這讓我回想起2003年在北京召開的世界華商大會，請我去做主旨演講，談中國經濟和華商的發展。當時我查到的資料是，2002年《財富》世界500強企業中，中國有11家，美國有198家。在演講中我做了一個預測，到2030年，世界500強企業中，中國將可能有120家，美國大約也只有120家，中國與美國旗鼓相當。那時國際上「中國崩潰論」盛行，很多人認為我太樂觀。實際發生的比我當時的預測還快，2017年，在世界500強企業中，美國企業有124家，而中國已有115家，其中民營企業有16家。
2003年我做出上述預測的依據是，世界500強企業的數目與一個國家在世界經濟中的總體規模是正相關的。2002年，中國經濟規模佔全世界的4.2%，美國佔32.9%，世界500強企業中國有11家，美國有198家，兩者高度相關。當時我認為，只要我們走中國的道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推動改革開放，到2030年，即使按照市場匯率計算，我國經濟規模也將超過美國。2003年以後的發展比上述預期還快，到2017年時我國經濟規模已佔全世界的16%，美國的經濟規模佔全世界的23.4%。現在國際上已經普遍接受我在1994年出的《中國的奇蹟》一書中所做的預測，到2030年時，我國經濟規模將超過美國，佔全世界經濟規模的比重應該在20%以上。
屆時，世界500強企業中，中國企業至少有125家。到2050年，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時，我國經濟規模很可能是美國的1.5倍以上，佔全世界經濟規模的比重將超過25%；在《財富》世界500強企業中，中國企業很可能達到150家。2017年，世界500強企業中，中國有115家，其中民營企業16家，超過十分之一。民營企業的內在增長動力強於其他所有制企業。到2030年，世界500強企業中，中國企業若達到我預測的125家，我相信，民營企業可以佔到40家。到2050年，世界500強企業中，如中國企業達到150家，民營企業有可能達到75家之多。
回顧改革開放以來民營企業走過的歷程，我對民營企業家充滿了敬意。民營企業家抓住改革開放的機遇，積極奮起，快速發展，積累了資本，我國的比較優勢才得以迅速變化，對資本密集型大型國有企業的保護補貼才會從「雪中送炭」變為「錦上添花」，為取消保護補貼和2013年全面深化改革，以及消除限制民營企業發展的玻璃門、彈簧門、旋轉門時機的到來創造了條件。
十九大報告再次重申「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援、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我相信，只要有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廣大民營企業家一定能更好地發揮企業家精神，實現個人價值和企業發展，同時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做出貢獻。
本文根據作者2017年10月27日在英國劍橋李約瑟研究院第二屆李約瑟年度紀念講座上的演講整理，王飄怡初譯，首發於財新網。
本文根據作者2018年1月25日在由騰訊新聞、北京大學在達沃斯聯合舉辦的「增長的責任·中國助力世界的未來」午餐會上的主題演講整理。
本文根據作者2018年4月28日在「德勝門大講堂」的主題發言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