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機者具有的各類統計知識或其他專業知識，能夠進一步降低風險，遠遠低於農民或其他生產者所面臨的風險。更重要的是，從稀缺資源的利用效率來看，投機降低了整個經濟的風險成本。除了有更多的人因為有保障的市場能夠在晚上睡一個安穩覺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影響就是，更多的人能夠在高風險條件下進行生產了。換句話說，由於大豆投機者的存在，經濟體能夠生產更多的大豆了，雖然投機者自己對如何種植大豆一無所知。
理解將不同經濟群體相互聯絡在一起的共同利益非常重要，農民和投機者僅僅是其中一個例子；而最重要的是理解這種共同利益對整個經濟產生的影響，因為媒體為了提高報紙發行量和電視節目收視率，熱衷於強調爭議，共同利益因此常常遭到忽視和扭曲。政治家同樣會將不同的群體描述成是彼此針鋒相對的敵人，聲稱自己是某一群體的救世主，並從中獲益。
例如，當小麥價格飆漲時，抱怨投機者舒服地坐在空調辦公室裡，就可以賺得盆滿缽滿，而農民卻要連續數月在炎熱的太陽底下揮汗如雨地辛苦勞作，沒有比這種抵制不公平的呼籲更容易蠱惑人心的了。而投機者在收穫季節遭受經濟重創，農民卻因為有了投機者提供的有保障的小麥價格而舒服生活，這種情況往往被人遺忘。
同樣，當即將出現的或預期的短缺抬升了價格，政治家及媒體就會對過高的零售價格感到憤怒，因為賣方從供應商那採購商品的價格很低。但是，商品以前的成本是歷史；當前的供給和需求狀況才是經濟。
例如，1991年海灣戰爭早期，人們預期中東地區石油出口可能因即將到來的軍事行動而受阻，於是全球油價大幅上升。鑑於此，一位投機商租用一艘油輪從委內瑞拉購買了一整船石油運到美國。然而，在該油輪到達美國港口之前，海灣戰爭比預期更早地結束了，於是油價下跌，導致投機商只能以低於成本的價格出售石油。在這種情況下道理也是一樣，他在過去支付的成本已經成為歷史，現在得到的才是經濟。
從整個經濟的角度來講，不同預期、不同時間購買的不同批次的石油，在今天一同進入市場時都是一樣的。只要目標是以最有效的方式來配置稀缺資源，就沒有理由設定不同的價格。
時間與政治
政治和經濟在處理時間的方式上截然不同。例如，城市公交車的票價太低顯然會導致公交車在報廢時無法得到替換。長遠來看，符合邏輯的經濟結論是提高票價。然而，以「不公平」來反對提高票價的政治家，可能會在下一屆選舉中獲得公交乘客的選票支援。而公交車不會立刻報廢，也不可能在將來某一時日同時報廢，因此票價過低的影響不會即刻全部顯現出來，而是分散在不同的時間裡。多年之後，很多公交車出現故障或報廢，卻沒有足夠多的新車來替換，到那時乘客才會發現等車的時間似乎變長了，公交車也不再像往常那樣按照計劃的班次到達了。
當城市交通系統變得很糟糕，人們就會遷離城市，進而導致稅收流失。此時，已經離公交票價的政治爭議過去許多年了，很少會有人記起這場爭議或明白它與當前問題之間的關係。與此同時，那些因扮演維護公交乘客利益的角色而深受歡迎，並在市政選舉中獲勝的政治家，現在也已晉升到州政府甚至國家政府中了。隨著稅基的下降，城市服務惡化，基礎設施被忽略，昔日公交乘客心中的英雄人物甚至會自詡說他們擔任市政官員時情況要好得多，並將當前的問題歸罪於繼任者的無能。
然而，在經濟方面，未來的影響可以用現值來預期。如果公交票價不是由市政府來管制，而是由自由市場上運營的私人公交公司制定，那麼忽略對公交車報廢后的重置做財務預提，就會strong立刻/strong導致該公交公司股票價值下降。換句話說，那些關注資金安全性和盈利能力的專業投機者對長期影響的預測會導致公交公司現值的下降。
如果公交公司的管理者決定維持較低的票價，或決定提高管理人員的工資，而不是預留一部分資金用來維護公交車隊，會導致公交車報廢后無法得到重置，但99%的公眾不會意識到這件事或它的長遠影響。剩下的1%的人中最有可能意識到這一點的，就是那些擁有公交公司股票，或考慮購買該公司股票，以及貸款給該公交公司的金融機構負責人。這些投資家、潛在的投資家或債權人會檢查公交公司的財務賬目，並且早在第一輛公交車報廢之前，他們就會認為該公司的現值將會下降。
在其他情況下，市場經濟使得精確的知識能夠有效地影響決策制定，即使99%的人並不具備這樣的知識。然而在政治上，無知的99%的人卻能夠立刻使民選官員和那些最終危害整個社會的政策在政治上獲勝。期望公眾都成為金融或其他方面的專家顯然是不理智的，因為一天只有24小時，而且人們還要生活。更理智的做法是，讓更多選民認識到通過政治過程制定經濟決策的危險性。
時間能夠讓規模經濟從經濟優勢變成政治債務。一家公司斥巨資投資一項固定設施，如大型汽車工廠、水電站、摩天大樓，這些不能移動的資產極易成為當地高稅收或工會僱員的目標，工會僱員可以罷工，使它關閉並使其遭受巨大損失，直到公司滿足他們的要求為止。如果勞動成本只佔企業鉅額投資成本的一小部分，為了使數十億美元的投資運轉下去，即使將工資增加一倍也是值得的。但是，這並不意味著投資者會任由公司或行業的收益率無休止地降低。因為在經濟的其他方面，一個因素髮生變化就會對其他方面產生影響。
雖然工廠或大壩不能移動，但是辦公人員——即使是國內或國際公司總部的員工——卻能夠很容易地轉移到其他地方。正如紐約的情況，高稅收導致許多大公司將總部搬出了該城市。
如果時間足夠長，甚至有著大型固定設施的行業也會改變它們的區域分佈——並不是真正地轉移已有的大壩、建築物或其他設施，而是避免在老工廠或老裝置所在的沒有前景的地方建設新設施，他們會將新的、更先進的設施或裝備安置到能夠很好地把企業當作經濟資產，而不是經濟獵物的區域。同時，那些把企業當作獵物的地區，典型的如底特律，當企業紛紛離開，稅收和就業崗位隨之而去，還會遭到世人同情，認為是碰到了壞運氣。
一家酒店不能跨越州界，但是一家連鎖酒店卻可以在任何地方開設新的酒店。一家擁有最新技術的新鋼鐵廠同樣可以在任何地方設廠，而那些老式陳舊的鋼鐵廠要麼倒閉要麼淘汰。在公交公司的案例中，票價過低導致公交公司無法在長期中維持同等水平和質量的服務；同樣，由於時間間隔過長，很少有人將過去的政策和事件，與目前某些地區青年就業機會減少、稅基減少以及公共服務無以為繼的衰敗聯絡在一起，而這些地區就成為「鐵鏽地帶」（rustbelt）。
「鐵鏽地帶」並非僅僅指失去工作崗位的地區。即使是在高度繁榮的地區，工作也一直在消失。區別在於，商業發達地區一直有新的工作取代原有的工作。但是「鐵鏽地帶」或因高稅收、政府和工會的繁文縟節等損害效率而導致企業無利可圖的地區，幾乎不會有足夠多的新工作來代替原有的工作，而原有的工作隨著時間推移以及經濟環境的正常變遷將逐步消失。
然而，政治家和媒體工作人員可能只注意到原來的工作已經消失，卻未曾注意到沒有出現替代的新工作，這些新的工作沒有留在那些仇視經濟活動的「鐵鏽地帶」，而是轉移到了其他的地方。
時間與預期
雖然很多政府官員除了下一屆選舉對其他都漠不關心，然而受制於政府法律和政策的個體公民卻能夠預見這些法律和政策產生的影響會與最初的目標截然不同。例如，當政府撥出一部分資金用來幫助有學習障礙和心理問題的兒童時，隱含的假設就是這類兒童的數量或多或少是既定的。但是，這筆資金促使人們把更多的兒童被歸為具有學習障礙和心理問題。負責這些兒童專案的組織會根據哪些問題容易獲得政府資金，而將一些有問題的兒童診斷為具有這些特定的問題。許多依靠福利救濟的低收入母親甚至會讓她們的孩子在考試以及學校中表現得差些，以便能夠為她們微薄的家庭收入增添一些資金。
新的法律和新的政府政策往往會產生意想不到的後果，因為受法律和政策影響的物件會對改變後的激勵做出反應。例如，2005年的新破產法使得美國人越來越難以通過破產來擺脫債務。在沒有該法案的時候，美國平均每週有30,000家公司申請破產，就在該法案生效之前，申請破產的公司數量達到每週479,000多家，而在新法案生效後立刻降至每週4,000家。顯而易見，許多人都意識到破產法的變化，並在新法律生效之前匆忙申請破產。
有些第三世界國家的政府試圖沒收土地重新分配給貧窮的農民，而重新分配土地的政治運動與實際轉讓土地之間可能相隔多年。在這些年裡，現有土地所有者對未來的預期會導致他們放鬆對土地的維護，並放棄獲得長期受益，因為這些長期收益需要投入時間和金錢除草、灌溉、築柵欄和其他土地看護工作來獲得。當土地真正到窮人手上時，土地狀況可能變得非常差。正如一位發展經濟學家曾提出的，土地改革有可能是「無力承受者的一個糟糕的玩笑」。
揚言要沒收富裕的外國人的財富——不論是土地、工廠、鐵路還是其他什麼東西——在政治上廣受歡迎，於是很多第三世界國家的領導人做出這樣的威脅，即使他們也很害怕真正實施這些威脅所帶來的經濟後果，因此並不會真正去實施。以20世紀中期的斯里蘭卡為例：
雖然理想的共識認為外國房地產應該國有化，但是執行國有化的決定卻往往被習慣性地推遲。不過它仍是一個非常有力的政治威脅，不僅使倫敦證券交易所的茶葉公司的股票價格相較於股息來說較低，而且也嚇跑了外國資本與企業。
甚至是非常一般的威脅或不負責任的宣告都會對投資產生影響，比如馬來西亞在一次經濟危機期間的表現：
馬來西亞前總理馬哈蒂爾·穆罕默德（mahathirmohamad）試圖將危機歸罪於猶太人和白人「仍然想統治世界」；但是每當他指責一些外國替罪羊時，馬來西亞的貨幣和股票市場就會下跌5個百分點。於是他的大嘴巴逐漸閉上了。
總而言之，不管地主、福利媽媽、投資者、納稅人還是其他什麼人，人們都有一定的預期。如果政府認為政策只會產生預計的影響，那麼他們通常會對結果感到很吃驚或震驚，因為那些受制於政治約束的人會通過各種方式做出反應，使自己受益或保護自己。這些反應帶來的副作用常常使得政策產生的結果與計劃全然不同。
在不同的經濟體中，預期的表現方式也不同。在通貨膨脹期間，人們手裡的錢會花得更快，他們會囤積日用消費品和其他實物資產，這就加劇了市場上不斷減少的實物商品與不斷增多的用來購買商品的貨幣之間不平衡。換句話說，當貨幣迅速失去價值而無法發揮作用時，人們就會預期無法在將來獲得所需的商品，也就會預留一些資產以備不時之需。在1991年蘇聯惡性通貨膨脹期間，消費者和企業都在囤積貨物：
囤積達到了前所未有的規模，俄羅斯人囤積了大量的通心粉、麵粉、醃菜和土豆，堆積在他們的陽臺上，電冰箱裡也塞滿了肉和其他易腐爛的商品。
商業企業也同樣以實物交易，而不是使用貨幣：
到1991年，企業更願意相互使用貨物支付，而不是俄羅斯盧布（事實上，最聰明的工廠經理也因受到國內和國際實物交易的衝擊，不再給員工支付俄羅斯盧布，而是發放食物、衣服、日用品甚至是古巴朗姆酒）。
對社會和經濟政策的討論常常根據其所宣揚的目標，而不是它們所引發的激勵。對許多人來說，這未免有些目光短淺。對於政治家來說，他們關注的時間範圍通常僅限於下一屆選舉為止，這意味著任何一個廣受歡迎的目標都會為他們爭取到大量的選票，而它的長遠影響往往需要很長時間才會顯現，無法在選舉期與政治聯絡起來；而且隨著時間的流逝，這種因果關係很難得到證明，除非使用大部分選民都無法掌握或無法使用的複雜分析方法。
然而，在私人市場，人們可以僱用專家來做這樣的分析，並進行預期模擬。因此，債券評級服務機構穆迪和標準普爾在2001年調低了加利福尼亞州的債券信用評級，雖然當時並沒有發生違約，而且該州預算仍然有盈餘。穆迪和標準普爾的判斷依據是加利福尼亞州電力危機會耗費巨大成本，這可能會在未來幾年內給該州財政帶來非常大的壓力，從而提高該州債券違約或延遲付款的風險，這相當於部分違約。在這些機構調低加利福尼亞州債券評級一年後，眾所周知利福尼亞州的鉅額預算盈餘突然變成了巨大的預算赤字，震驚世人。
禁止私營僱主辭退超過某個年齡的僱員會帶來深遠的經濟影響，最明顯的一點就是，使年輕人很難有晉升的空間，因為老員工長期留任，阻礙了年輕人的升遷途徑。從整個經濟的角度來看，這就是效率上的損失。取消「強制退休」年齡，而不是在僱員生產率開始下降的時候自動淘汰他們，意味著僱主在每一個案子中都要證明僱員生產率的下降，以此滿足政府第三方的要求，並避免因「年齡歧視」而受到訴訟。這些成本與風險就意味著許多老職工會繼續得到僱用，即使年輕人能夠更有效率地完成他們的工作。至於那些生產力沒有下降的老員工，僱主可以有區別地選擇推遲他們的退休年齡。不管是對於僱主，還是對僱員，都不存在事實上的強制退休年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