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商品投機者一樣，保險公司處理的也是固有且不可避免的風險。保險轉移並降低了這些風險。投保人支付保險費，作為交換保險公司賠償車禍、房屋火災、地震、颶風以及其他災難造成的損失。僅在美國，就有接近36,000家保險公司。
除了轉移風險，保險公司也盡力降低風險。比如，它向謹慎的司機收取較低的價格；拒絕為包圍在灌木叢和其他易燃物中的房屋提供保險，除非這些易燃物被移除；從事危險工作的人也需要交納更多的保險費。保險公司以各種方式劃分人群，並對風險不同的人收取不同的價格。通過這種方式，保險公司降低了自己的總體風險，並且在這一過程中，向從事危險工作或居住在危險環境中的人傳送訊號，傳遞他們所選擇的行為、職業、地點所帶來的成本。
人壽保險是最常見的一種保險，它為一種不可避免的厄運提供賠償。死亡不可避免，每個人的死亡時間都是一種風險。如果每個人都事先知道自己會在80歲死亡，那麼人壽保險就沒有任何意義了，因為這時不存在風險，每個人都可以預測死亡時間，事先安排好自己的經濟事務。向保險公司投保毫無意義，因為投保期間所需繳納的保險費總額並不會比長壽的受益者所能獲得的賠償金更少。人壽保險公司事實上變成了發行預定時期兌現的可贖回債券的機構。20歲購買人壽保險和購買60年期的債券並無差別；30歲購買人壽保險就相當於購買50年期的債券。
人壽保險之所以不同於債券，是因為投保人自己和保險公司都不可能知道該投保人的死亡時間。伴隨家庭經濟支柱離世或商業合夥人死亡而來的經濟風險，以某一價格轉移給了保險公司。並且數百萬投保人的死亡率，要比任何一個特定個體的死亡時間更容易預測，這些風險也被降低了。與其他形式的保險一樣，人壽保險不僅把風險從一方轉移給了另一方，而且也在此過程中降低了風險。正因為如此，才使得投保與承保成為互惠互利的交易。保險單對投保人的價值要大於承保人所承擔的成本，因為承保人的風險比投保者在沒有買保險時所面臨的風險小。
當某個群體有足夠大的風險樣本時，購買保險可能不會帶來利益。例如，赫茲租車公司（hertz）擁有大量汽車，於是風險能夠充分分散，也就不必付錢讓保險公司承擔風險。它可以運用保險公司也在使用的統計方法，來確定風險的經濟成本，並納入汽車租賃收費中。風險若無法在保險的過程中降低，也就沒必要進行轉移，因為保險公司收取的費用必定等於投保者承擔該風險的成本，另外還要加收費用來覆蓋企業管理成本，併為保險公司留出一部分利潤。因此，對風險樣本足夠多的企業來說，自我保險是一個切實可行的選擇。
保險公司並不是簡單地將收到的保險金存起來，等賠付的時候再進行支付。例如，2012年，一半以上的房屋保險費被用於支付當前的索賠——美國州立農業保險公司（statefarm）的比例是60%，好事達保險公司（allstate）是53%。支付完索賠和其他經營費用後，保險公司才能把剩餘部分用於投資。也正因為這些投資，保險公司才能有更多的可用資金，而不是一直把這些錢放在金庫裡積灰。人壽保險公司的收入約有2/3來自投保人支付的保險費，約1/4來自投資收益。顯然，保險公司必須將錢用於相對安全的投資專案——如政府有價證券和保守的房產貸款，而不是用來進行大宗商品投機。
如果你在超過10年的時間裡，為一些資產支付了總額為9,000美元的保險費，當你遭受了10,000美元的財產損失，保險公司就必須賠付10,000美元，看起來似乎保險公司做了虧損的交易。然而，如果你把支付的9,000美元保險費用於投資，當你需要補償財產損失的時候，這筆錢已經漲到了12,000美元，也就是說保險公司將最終獲利2,000美元。據《經濟學人》雜誌的報道，「單有保險費是不足以支付賠償金和各項費用的」，而且在美國，「過去的25年中，財產/意外保險公司一直如此」。2004年，美國的汽車和財產保險公司從實際承保業務中獲得的利潤，是1978年以來的第一次獲利。
雖然保險公司看似僅從保險業務本身就能盈利，但現實中的競爭會降低保險費，這與競爭迫使任何商品的價格下降一樣，直到價值能收回成本並給投資者帶來一定回報率，卻無法吸引更多競爭性投資為止。在投資者不斷尋求更高利潤的經濟中，保險行業的高利潤率，往往會引來新的保險公司，來從這片金礦中分一杯羹。保險行業中已有許多競爭者，但是還沒有哪家公司居支配地位。2010年，美國4家最大的財產和意外保險公司加到一塊，也只取得了28%的保險費，剩下的46家最大的保險公司取得了52%的保險費。
一家網站列出了所有提供定期壽險的公司及各自的保險費，此後定期壽險的價格就一路走低，從中我們可以看到競爭在促進價格和利潤平均化過程中的作用。環境的其他變化也反映在由於競爭而不斷變化的價格中。例如，當嬰兒潮一代步入中年，進入最安全的年齡段，他們的交通事故率也隨之下降，這種變化反映在前些年急劇上升的汽車保險費中。對汽車保險欺詐的嚴厲打擊也促使保險費的上升。
保險與廣告一樣，保險費的成本並不能簡單地加總到企業產品的價格中。正如第6章中提到的，廣告帶來的銷售量增加，能夠讓企業及其客戶受益於規模經濟及其帶來的價格下降。而在保險的例子中，如果沒有保險，就必須使企業產品的價格，能夠補償該保險所承保的風險。購買保險的唯一目的就是降低風險，所以購買保險的成本肯定要小於未投保風險的成本。因此，生產投保產品的成本要小於生產未投保產品的成本，因此相較於必須收取更高的價格來補償未投保風險，已投保產品的價格往往會更低。
「道德風險」與「逆向選擇」
雖然保險在轉移風險的過程中也降低風險，但是保險本身也會帶來風險。投保人可能會比他在不投保時採取更危險的行為。已投保的車主會把車停在盜竊和破壞行為猖獗的社群，在這樣的社群裡停車對於沒有投保的汽車來說是高風險的行為。已經投保的珠寶可能不會像未投保時那樣被小心妥善地保管。投保帶來的這種風險被稱為「道德風險」（moralhazard）。
保險帶來的這種行為變化，使得保險公司更難計算應收取多少保險費才合適。如果每年有萬分之一的汽車會遭受恣意破壞並損失1,000美元，看似對這10,000名車主每人加收10美分的保險費就足以補償這一損失，但是如果已投保的車主因此粗心大意，以致每年有萬分之二的汽車會受到恣意破壞並損失1,000美元，那麼為了補償這一成本，該項保險費就要漲到原來的兩倍。換句話說，對車主當下的行為和當下所蒙受的損失所做的統計，可能會低估他們投保之後會帶來的損失。正因如此，道德風險給保險公司帶來了風險，也是投保人被收取高額保險費的原因。
基於類似的原因，僅瞭解某種疾病的患者在總人口中的比例，也會誤導人們計算針對該疾病的保險應該收取多少保險費。假設每100,000人中有1人會患上x疾病，平均治療成本為10,000美元，看起來保險公司只需要對每份保單多收10美分就能讓保險的承保範圍覆蓋x疾病。但是，如果有些人比其他人更易患此病，並且他們知道自己更容易患病，情況會如何呢？
如果在水裡或水邊工作的人比在乾燥、有空調的辦公室裡工作的人更易患上這種疾病，情況會如何呢？如果這樣，那麼漁民、救生員和水手就會比秘書、執行官和計算機程式設計師更有可能購買此種保險。生活在夏威夷的人比生活在亞利桑那州的人更有可能購買此種保險。這種情況被稱為「逆向選擇」（adverseselection），因為對總人口中x疾病患病機率的統計，可能大大低估了那些更願意購買包含該疾病的保險的人群患上x疾病的機率，比如說在水邊工作或生活而更容易患上這種疾病的人群。
雖然在確定各種保險的成本和機率的過程中涉及對風險的複雜統計運算，但是並不能將其簡單地看作純科學，因為在這個過程中也存在著一些不可預測的東西，比如保險本身造成的行為改變，以及對這種風險已經投保和未投保的人群之間的差異。
政府管制
政府管制對保險公司及其消費者面臨的風險所帶來的影響並不確定。政府權力可以用來禁止一些危險的行為，比如在學校裡儲存易燃液體或為汽車安裝薄胎面輪胎。這樣就減少了道德風險，即已投保群體中發生額外的高風險行為及損失。強迫每個人都購買某種保險，比如讓所有的司機都購買汽車保險，同樣也可以消除逆向選擇問題。但是，政府對保險業的監管並不能總是帶來淨收益，因為有些政府管制會增加風險和成本。
例如，在20世紀30年代經濟大蕭條期間，美國聯邦政府強迫所有銀行購買一種保險，如果銀行破產該保險將會賠償存款人。並沒有理由說明為什麼在此之前銀行沒有自願購買這種保險，但是那些完全遵循謹慎政策的銀行，以及資產充分多樣化而不會因為經濟中的某個部門受挫而遭受重大損失的銀行，會發現這種保險根本不值得購買。
雖然有數千家銀行在經濟大蕭條時期倒閉，但是這些銀行絕大多數是沒有分支機構的小銀行。也就是說，這些銀行的貸款和存款基本都來自某一特定的地理區域，因此它們的風險過於集中，不分散。那些最大和最多樣化經營的銀行都存活了下來。
強迫所有銀行和儲蓄貸款協會購買存款保險消除了逆向選擇的問題，但也增加了道德風險。儲戶不用再擔心已投保的金融機構的決策是謹慎還是輕率，因為他們的存款已經投保，即使銀行或儲蓄貸款協會破產，他們也能得到一定的金錢。換句話說，這些機構的管理者不用再擔心管理層進行高風險投資時，儲戶會撤回存款。最終它們做出了更多的冒險行為，正是因為道德風險，儲蓄貸款協會在20世紀80年代損失了超過5,000億美元。
當保險原則與政治原則發生衝突時，政府管制也會對保險公司及其客戶產生不利影響。比如，往往存在這樣的論調（並相應地通過了一些法律）：只因為一些年輕司機的肇事率較高，就對謹慎的年輕司機也收取較高的保險費；或者由於同樣的原因，對年輕的男性司機收取的保險費高於同齡的女性司機；或根據司機的居住地點的不同，對相同駕駛記錄的人收取不同的保險費，這些都是「不公平的」。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奧克蘭市的一位市檢察官曾召開新聞釋出會，質問相比另一社群，「為什麼住在弗魯特維爾的人要多支付30%的保險費」？他大聲疾呼：「這怎麼能算公平?」
這些政治主張隱含的觀點是，讓人們為沒有做錯的事情受懲罰是錯誤的。但是保險與風險有關，而不是價值；如果你住在一個汽車很容易被盜、被恣意破壞或很容易撞上街頭飆車族的地方，風險就大。欺詐性保險索賠在每個地方都不一樣，但是欺詐越普遍的地方，保險費就越高。因此，為同一車輛購買同種保險，價格會隨著城市甚至是同一城市的區域的不同而不同。
同樣的汽車保險在底特律要花費5,162美元，在洛杉磯只要花3,225美元，而在格林貝則僅需948美元。為相同的汽車購買相同的汽車保險，在布魯克林所花的錢要比在曼哈頓多，因為布魯克林是保險欺詐最嚴重的地區之一。
這些都是同一個司機在不同地區所面臨的不同風險。保險公司不得不向風險不同的群體收取相同的保險費，意味著保險費的普漲，安全性更高的人於是就在補貼那些更危險的人或者居住在更易遭遇危險的地區或保險詐騙團伙猖獗的地方的人。對於汽車保險而言，也就意味著很多不謹慎的司機因為購買了汽車保險，能夠比以前更加沒有負擔地開車上路了。這樣，他們的受害者為此付出的代價，將是不必要的傷亡。
過度關注政治上定義的「公平」而非風險，導致了2003年美國參議員以95對0的投票通過了一項法案，禁止保險公司對基因測試顯示的某些疾病的高發病率人群實施「歧視」。當然，這些人的基因恰巧如此，並不是他們的錯誤，但保險費基於的是風險而不是錯誤。通過法律禁止風險反映在保險費和保險範圍中，意味著保險費總體上必然會上升，因為不僅要補償禁止獲得關於某種風險的知識所帶來的不確定性，還要補償來自那些聲稱遭到歧視的投保者日益增多的訴訟所帶來的成本，不論這些訴訟是否屬實。
這種政治思維並不是美國所特有的。法國禁止向不同性別的人收取不同的保險費，並且歐盟其他成員國也在盡力推廣這項禁令。在自由市場上，保險費或養老金費用能夠反映男性更易發生交通事故，而女性壽命更長這一事實。因此男性為汽車保險和一般壽險支付的費用更高，而女性為了拿到和男性相同的養老金收入必須支付更多的養老金費用，因為支付給女性的養老金年限更長。
比起區分性別並對保險和養老金收取不同的費用，不分性別的保險和養老金需要支付的總金額更多。因為當一種性別補貼另一性別時，如果有高於預期數量的女性購買年金或高於預期數量的男性購買人壽保險，保險公司的盈虧狀況就會有很大的變化。人們會自己選擇從哪家公司購買保險和養老金，因此沒有哪家公司能夠提前知道有多少男性或女性會購買它們的保險或養老金，儘管公司的盈虧狀況取決於不同性別的群體購買的是哪種產品。換句話說，出售不區分性別的保險單和養老基金將面臨更大的財務風險，而這一額外的風險必須通過收取更高的價格加以補償。
政府「保險」
應對風險的政府計劃經常被歸類為保險，而且有時甚至被官方稱為「保險」，雖然實際上它們並不是保險。例如，美國的國家洪水保險計劃保障的房屋，所處的位置對於真正的保險公司來說風險過高，並且國家洪水保險計劃收取的保險費也遠低於彌補其成本的必要水平，因此未補償部分就必須由納稅人來補償。此外，美國聯邦緊急事務管理署還幫助洪水、颶風和其他自然災害的受害者恢復和重建家園。該署不只為遭受無法預知的災難的人提供幫助，還為高危頻發地區的富裕度假社群提供幫助。
正如美國北卡羅來納州翡翠島上的一個富裕度假社群的前鎮長所說：「翡翠島基本上把聯邦緊急事務管理署當成了一份保險。」憑藉大量補貼的財務保護，北卡羅來納州的海岸線上興起了許多危險的沿海社群。正如《華盛頓郵報》的報道：
過去20年我們經歷了前所未有的海濱小鎮建造熱潮，過去冷清的小漁村被改造成了現代海濱勝地。土地價格上漲了一倍又一倍，海濱地段地塊的價格賣到了100萬美元甚至更多。海邊古樸的村舍早已被囊括了10間臥室、遊戲廳、電梯、按摩浴缸和游泳池的超大型出租住宅所取代。
出現這樣的情形，正是由於這些建在颶風襲擊區的脆弱又昂貴的海邊房產能夠獲得政府資金來修繕。據《華盛頓郵報》報道，一次颶風過後，聯邦緊急事務管理署購買了「價值約1,500萬美元的沙子」，來代替被颶風從海邊吹走的沙子。
與真正的保險不同，聯邦緊急事務管理署和國家洪水保險計劃這類保險專案並不會降低總體風險。人們常常會在颶風和洪水高發的地方重建家園和企業，而且媒體還常常對他們的這種「勇氣」大肆讚揚。但是，由此引發的經濟風險並不像保險那樣由造成風險的人承擔，而是由納稅人承擔。這就意味著，政府的介入使得住在高風險地區的人所要承擔的代價降低，而整個社會要承擔的成本卻增加了；當人們必須自己承擔住在高風險地區的成本時，他們將面臨高昂保險費、財產損失和時時刻刻的擔憂。
電視評論員約翰·斯托塞爾（johnstossel）的經歷就是典型的例證：
1980年，我在海濱建了一棟房子，很漂亮，有4間臥室，每個房間都能看到大西洋的風景。
建房子的地方很荒唐，就在大海邊上，我的房子和大海之間僅隔著100英尺的沙灘。我父親對我說：「不要在那建房子，太危險了。房子不應該離海這麼近。」
但我還是建了起來。
為什麼？正如我面前的這位很想接受這一任務的建築師所說：「為什麼不呢？如果海水沖垮了你的房子，政府會給你錢讓你再建一棟新的。」
海水在4年後沖毀了斯托塞爾先生的房子的一樓，政府進行了重修。又過了10年，海水再次撲來，整棟房屋全部被沖毀。政府於是給他的整座房子及裡面的財物支付了賠償金。約翰·斯托塞爾說他為國家洪水保險計劃保單支付的費用「極便宜」，而私人保險公司同樣的保險單無疑會「超級貴」。但這並不是為低收入者提供的保險專案。它所保障的範圍是位於馬里布的豪宅，以及富裕家庭在海恩尼斯和肯納邦克波特的度假屋。國家洪水保險計劃實際上是美國最大的財產承保者。
超過25,000處房產因為不同的損失情況，從美國聯邦政府獲得過超過4次的洪水保險金。波士頓的一處房產遭受了16次洪災，需要80多萬美元的修繕費用，遠遠超過該房產本身的價值。1978年至2006年期間，有4,500處房產的保險賠償金超過其本身的價值，而斯托賽爾的房產只是其中一例。
向地震、野火、龍捲風和其他自然災害的受災者提供救助及重建資金，是一種無法抗拒的政治傾向。電視上的悲慘畫面讓人顧不得思考如果他們決定住到災難倖存者住的地方情形會怎樣。據估計，卡特里娜颶風過後重建新奧爾良的費用足以給每個新奧爾良四口之家發放一筆80萬美元的資金，足以讓他們定居到更安全的地方，如果他們願意的話。但是，幾乎沒有人這樣做，無論是在新奧爾良，還是其他經常受到野火、颶風等可預見自然災害侵擾的地方。
甚至當前沒有發生自然災害，僅僅是對這種災難的預期也常常會激起人們對政府補貼的呼籲。就像《紐約時報》的社評所說的：
隨著保險費的不斷上漲，以及保險公司削減了從墨西哥灣到美國佛羅里達州東海岸和長島的住宅綜合保險，數百萬人可能馬上就買不到保險了，這將引起真正的危險。這為政府援助提供了一個令人信服的理由。
按照這一觀點，真正的問題好像僅僅是彌補損失，而不是搬離危險地區，從源頭降低受損的風險。私人保險公司會在高危險地區收取高額保險費，以此激勵該地區的居民搬遷。但是，政府對保險公司實施的價格管制導致了可預見的結果，正如上文《紐約時報》的同一篇社論中提到的：「私人保險公司把保險費在允許範圍內提高到了最高水平，當它們被禁止提價時，就把超過價格的高風險房屋排除在承保範圍之外。」
政府提供的災難救助與保險公司提供的私人賠付在其他方面也有不同。私人保險公司間的競爭不僅會影響價格，而且也會影響服務。
當某一地區遭到洪水、颶風或其他災難侵襲時，a保險公司不能比b保險公司的賠償速度慢，否則後果將很嚴重。
想象一下，如果洪水或颶風毀壞了某個投保人的家園，他一直在等待保險代理人來給予賠償，而他的鄰居則在幾個小時內就迎來了保險代理人，並立即提前獲得了幾千美元的賠償款，用來尋找臨時住所。如果哪家公司服務快捷、哪家公司行動遲緩這樣的評判言論在全美流傳開來，不僅這位消費者很可能會換掉這家行動遲緩的保險公司，而且美國各地的許多人也會這麼做。對於行動遲緩的保險公司來說，這就如同在全美範圍內丟掉了價值數十億美元的業務。《紐約時報》的一篇報道就印證了一些保險公司避免其行動晚於競爭對手：
為了應對最壞的情況，一些保險公司要求汽車安裝全球定位系統，為汽車在路牌和路面毀壞的地區提供導航；而且，許多保險理賠員都帶著計算機繪製的地圖，以辨別每位消費者的準確位置。
2005年卡特里娜颶風侵襲新奧爾良後，《華盛頓郵報》報道了私營部門與政府在應對災難時的差別：
私營部門在卡特里娜颶風襲擊之前就已經開始制訂計劃。家得寶公司的「作戰室」將緊急物品——發電機、手電筒、電池和木材——運到受災地區周邊的物資分發區。
電話公司準備好手機訊號塔並用發電機和燃料傳送訊號。保險公司派出特別小組乘飛機趕到受災地區，並開通熱線電話處理索賠。
我們也可以從卡特里娜颶風的重建過程觀察到兩者在反應時間上的差別：
2005年8月，卡特里娜颶風夷平了兩座橋樑，一座供汽車通行，另一座供火車通行。這兩座橋樑橫跨在寬兩英里的水面上，將這座城市與帕斯克里斯琴連線在一起。16個月後，公路橋樑才打好樁，而火車已在鐵路橋樑上繁忙運輸了。
不同之處就在於，還沒有修好的公路橋樑由美國政府所有。而鐵路橋樑則歸傑克遜維爾的csx鐵路公司所有。卡特里娜颶風登陸後的幾周之內，csx鐵路公司就派出了施工隊伍來修建這條貨運鐵路線，只花了6周，該鐵路橋樑就重新通車了；而公路橋樑（也是美國90號州際公路的一部分）區域性通車也至少用了5個月的時間。
在政府應急計劃中，當然沒有競爭者，也缺乏市場競爭，而正是競爭促使私營部門迅速反應。雖然政府應急計劃可以類比保險，但卻產生不了相同的激勵和結果。政治動機甚至會妨礙自然災害救助。1999年印度遭遇龍捲風襲擊，並造成數千人死亡，該國媒體報道稱，政府不願尋求國際機構的幫助，因為害怕人們會將此看作印度政府承認自己無能。最終，災難過去兩週後，仍然有許多村莊沒有得到救助和資訊。
幾乎每條規則都有例外。購買了美國加利福尼亞州電力公司的債券作為安全投資以保障退休生活的人，在2001年加利福尼亞州電力危機期間親眼見證了這些投資的價值損失殆盡。加利福尼亞州強迫這些電廠以低於它們支付給供應商的價格，將電力出售給消費者。導致這些電廠欠下了數十億美元的債務，它們的債券價格也因此降低到垃圾債券的水平。
儘管在機動車導致的死亡中，年齡在20到24歲的司機造成的死亡率最高，但是死亡率隨年齡下降的趨勢在55至59歲時結束，隨後又上升了，年齡在80至84歲之間的司機所造成的死亡率，幾乎和16至19歲的年輕人相當。引用自保險資訊學會著：《2012年保險年鑑》（cite2012insurancefactbook/cite），第15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