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來說，「市場整體」的智慧要高於市場中最聰明的單個參與者。
——羅伯特·l﹒巴特利（robertl.bartley）
雖然商業企業已經成為現代工業化國家最普遍的經濟單位之一，但是很多人並不理解企業內部是怎樣運作的，以及它們是如何適應龐大的經濟體制和社會的。企業廣泛存在於世界各地的眾多經濟體中，人們對此習以為常，很少會去問為什麼單單是這種方式戰勝了其他履行經濟功能的方式，為我們提供必需品和生活用品。
縱觀歷史上不同時期、不同地點出現過的許多經濟性生產活動，資本主義企業僅僅是其中之一。人類在沒有企業的情況下經歷了數千年。部落時期一起打獵和捕魚為生。封建社會時期，無論是農奴還是貴族，都不是商人。即使在最近的幾個世紀裡，美國仍有數百萬家庭生活在自給自足的農場裡，自己種植作物，自己建造房子，自己做衣服。甚至是現在，還有一些合作社組織，比如以色列基布茲，裡面的人自願向他人免費提供產品和服務。在蘇聯的現代工業經濟中，政府和所有政府經營的企業取代了市場經濟中的廠商，並從事同樣的經濟活動，但是它們不用面對市場經濟中的廠商面對的激勵或約束。
即使是在營利企業正常化的國家，除了像郵局和公共圖書館這樣的國有企業，也存在私人的非營利企業，如大學、基金會、醫院、交響樂團、博物館等，它們提供各種各樣的產品和服務。其中一些企業提供的產品和服務跟那些營利企業提供的產品和服務不同，還有一些企業卻提供相似或重複的產品與服務。
大學能出版圖書賺錢，也能舉行體育賽事收取數百萬美元的門票。《國家地理》（citenationalgeographic/cite）雜誌是由一家非營利企業發行的，就像美國史密森學會（smithsonianinstitution）和美國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institution）、美國企業研究所及胡佛研究所（americanenterpriseinstituteandthehooverinstitution）這類獨立的非營利科研機構（「智庫」），發行的其他雜誌一樣。機動車輛管理部門的某些職能，如駕駛執照更新，也可以由非營利組織美國汽車協會（americanautomobileassociation）來執行，並且它還能夠像商業旅行社一樣，安排航班和遊輪航線。
總之，營利組織與非營利組織從事的許多活動都是重疊的，政府機構從事的活動也是如此，不管是地方政府、國家政府還是國際組織。不僅如此，隨著時間的推移，許多活動會在這些組織中間轉移。
例如，在市政府接管無軌電車、公共汽車、地鐵之前，美國的市政交通曾是由私人營利組織來提供的。近年來，許多活動也在反向轉移，一些地方的政府職能如垃圾回收和監獄管理等已經轉交給私人營利企業；非營利高校的許多職能，如經營校園書店，也轉交給了follet和巴諾書店這樣的企業。傳統的非營利學術機構則由鳳凰城大學這樣的營利大學作補充，它擁有的學生數量不僅超過任何一所私人非營利學術機構，甚至要超過一些美國州立大學。
各種組織同時從事類似或重疊的活動，讓我們有機會深入理解經濟活動的不同組織方式將如何影響組織中的決策者所面臨的不同激勵和約束，反過來這些激勵和約束又如何影響經濟活動的效率以及企業影響經濟體和社會的方式。
如果一個社會的大多數人既不學習經濟學又不經營企業，那麼對企業的誤解幾乎不可避免。在一個大多數人都是僱員和顧客的社會里，人們很容易把企業當作「它們」——沒有人情味的組織，它們的內部運作很大程度上也不為人知，並且它們的資金量深不可測。
企業與非市場生產者
在市場和企業之前，非市場化的生產和服務方式已經存在了好幾個世紀，沒有幾千年也有幾百年，那麼一個顯見的問題就是：為什麼企業能夠在全世界這麼多國家大範圍淘汰非市場生產者呢？
企業大範圍取代了其他組織商品生產和服務的方式，表明成本優勢相當重要，而成本優勢就反映在價格上。這不僅是自由市場派經濟學家的結論，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描述資本主義企業時說：「商品的低價格像重炮一樣打爛了所有難以逾越的障礙。」不管是在當時還是以後，企業都免不了要遭受批評。
很少有人想回到封建時期或自給自足的家庭農場歲月，而如今國有企業是資本主義企業的主要替代形式。這些政府企業要麼是孤例，要麼是在生產工具政府所有的基礎上建立的某種綜合性組織的一部分，如社會主義。關於市場或非市場方式生產產品和服務的優劣，已經有很多理論。但是，對市場和非市場生產者的真實追蹤記錄，才是真正的問題。
從原則上講，市場或非市場的經濟活動都可以由競爭性企業或壟斷企業進行。然而，事實上，競爭性企業基本上只侷限於市場經濟之中，而政府通常會建立一個獨家授權的機構來完成一項具體事情。
不管是在市場經濟中還是計劃經濟中，壟斷都是效率的敵人。而這兩種經濟的不同之處就在於，計劃經濟體制下壟斷更常見。在混合經濟中，一些經濟活動由政府來實行，另一些由私人行業來實行，政府的活動往往就是典型的壟斷，而私人市場中的經濟活動一般由競爭企業來實行。
因此，當颶風、洪水和其他自然災害襲擊美國某一地區時，參與緊急救援的通常既有美國聯邦應急管理署fema，也有眾多私人保險公司，因為後者的客戶遭受了房屋與財產損失。與私人保險公司相比，fema是出了名的拖拉和低效率。保險公司把錢交到投保人手裡的速度，不能比它的競爭對手慢。因為如果保險公司不能及時把錢給投保人，而他們的鄰居卻已經從另一家保險公司收到鉅額預付款來渡過難關，不僅災區的現有客戶會轉換保險公司，有關的訊息也會在整個國家散播，導致其他地方的數百萬人將價值數億美元的保險業務從效率低的公司轉移到效率高的公司。
然而，政府機構不用面對這種壓力。不管fema因沒有及時將救援裝置送到災區受害者手裡受到多大的批評或嘲弄，並沒有與之競爭的政府機構能夠給人們帶來同樣的服務。此外，掌管這些政府機構的人拿的是固定薪資，而不是基於他們能夠多快或多好地服務於災民。在一些罕見的例子中，政府壟斷機構被迫與那些做同樣事情的私人企業競爭，結果往往跟印度的郵政服務一樣：
孟買地區的郵政大臣a﹒p﹒斯瑞瓦斯特瓦（a.p.srivastava）在27年前踏入郵政系統以來，郵政人員通常會僱用額外的勞動力來幫忙配送裝得滿滿的一袋袋裝在麻袋裡的信件，這些信件往往要花一整天的時間才能配送完。
今天，私人部門的郵遞，如聯邦快遞、聯合包裹服務公司（unitedparcelserviceinc.），已經佔據全國一半以上的市場份額。這就意味著該城市成千上萬的郵遞員在午飯前就能完成任務。斯瑞瓦斯特瓦先生並不能解僱過剩的職員，於是就花費大量的時間來編造一些新計劃讓他的員工忙起來。他已經將在孟買郵政局賣洋蔥的方案取消，因為它們太易腐爛了。相反，他正在考慮銷售頭油和洗髮露。
印度郵政部門在1999年配送了160億件郵件，但是聯邦快遞和聯合包裹服務公司進入後，它在2005年配送的郵件還不到80億件。競爭意味著有輸家和贏家，這是顯而易見的事實，但這並不意味著人們能夠廣泛理解認可其中的含意。《紐約時報》的一名記者在2010年發現了一個「悖論」，德國一家高效的博物館陳列櫃製造商讓其他國家的同類製造商「日子不好過」。德國其他產品的製造商同樣也非常成功，但是「他們的成功有些卻是以其他國家為代價的，如希臘、西班牙、葡萄牙」。他的一個廣為人知的結論就是：「政策制定者要全力應付的問題是如何糾正德國競爭力造成的經濟失衡。」
在美國，數十年來，一系列廉價零售商因為把高價格競爭者擠出市場而揹負惡名。1936年的美國《羅賓遜—帕特曼法》（robinson-patmanact）有時也被稱為「反西爾斯·羅巴克法」，而且國會議員帕特曼還譴責了經營a&p百貨連鎖店的人。到了21世紀，沃爾瑪又繼承了這個壞人的角色，因為它使那些高成本的競爭對手越來越難以生存。在印度，高成本的競爭者是政府機構，由於政府規則僵硬，比如不能解僱多餘的工人，因此與為了應對新競爭而調整、努力求生存的私人企業相比，他們做出調整要困難得多。
從社會整體的角度看，高質量或高效率並不是問題所在，慣性和低效率才是問題的關鍵。不管是在市場經濟體制下還是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慣性都非常常見，但是在市場上慣性是有代價的。20世紀初，西爾斯和蒙哥馬利·沃德都不願經營商店，因為數十年來它們通過專門的郵購目錄獲得了巨大的成功。直到20世紀20年代，連鎖商店的競爭大大削減了它們的利潤，使它們出現財務赤字，西爾斯和蒙哥馬利·沃德別無他法，只能開始經營連鎖商店。1920年，蒙哥馬利·沃德損失了將近1,000萬美元，西爾斯則負債4,400萬美元，而且當時的美元實際價值要比如今大好幾倍。在計劃經濟體制下，西爾斯和蒙哥馬利·沃德能夠永久地當個郵購零售商，政府也沒有動力建立競爭性的連鎖商店讓人們的生活更豐富。
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不僅在產量上不同，質量上也有差別。在蘇聯，從汽車、照相機到餐廳服務、航空服務的方方面面質量都很差。這並不是偶然現象。在市場經濟中，生產商為了能夠在經濟上生存下去，必須滿足顧客的需要；而在計劃經濟中，考驗企業生存的是，它是否完成了政府中央計劃設定的生產配額，這兩種激勵有著本質區別。在市場經濟中，顧客關注的不僅是數量，還有質量。但是，中央計劃委員會要審査的產品有數百萬之巨，他們往往只能監督總產出。
這種低質量也是激勵引起的，不全然是因為俄羅斯這個國傢俱有與眾不同的特點。在美國或西歐，當自由市場價格被租金管制或其他形式的價格管制，又或是政府分配所取代時，也會出現質量惡化的情況。不同的激勵同時存在時，出色的服務和糟糕的服務會出現在同一個國家，正如印度一名推銷員的發現：
我到路邊小餐館或煎餅攤用餐，每次只要3分鐘就能吃上飯。如果我額外再要一份烤肉，也只要30秒。在紗麗服商店，即使我一件紗麗服也不買，店主還是會展示100件紗麗服給我看。在我離開之後，他還要不辭辛勞地把紗麗服一件一件地疊好，放回衣架，這是毫無收益的行為。相反，當我去買火車票、付電話賬單或去國有銀行取錢時，我就成了討厭的人，被苛待，要排長隊等候。市集能夠提供出色的服務是因為店主知道，他要生存就需要依賴顧客，如果他彬彬有禮，用具有競爭力的價格提供高質量產品，那麼顧客就會回報他。否則，顧客就會拋棄他，轉而去下一家商店。但是，鐵路、電信或銀行並不存在競爭，因此他們的員工就絕不會以顧客為中心。
《經濟學人》雜誌同樣指出，在印度，人們會「看到一家國有銀行的出納員在互相聊天，而顧客排起的長隊已經到大街上了」。對比國營機構與私營機構，人們常常會忽略這樣一個事實，即所有權和控制權並不是兩者的唯一區別。政府經營的機構幾乎總是壟斷企業，而私營機構通常存在競爭者。設立競爭性政府機構去執行相同的職能，常常被消極地認為是「不必要的重複」。然而那些在國有銀行排隊等候而受挫的顧客是否會覺得另一家銀行是不必要的重複，這又是另一個問題了。對印度出現的這一問題，私有化提供了一個答案，正如《華爾街日報》報道的：